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两个问题，十大藩镇虎视眈眈，何以是由朱温亲手结束大唐帝国的性命，与诸多对手相比，他到底有何优势？此外，难道大唐帝国是真的丧失了一切可能了吗？

    先说第一个问题，朱温之所以拔得头筹，彻底终结大唐帝国，其优势就在于——与诸藩镇相比，他丝毫不具优势。事实上，他是条件最差的，但恰恰是这最差的条件，成就了他和他的后梁。

    何以这么说呢？

    要知道，朱温与诸藩镇不同，诸藩镇大多不过是朝廷自己的兵马，只是日渐坐大，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终于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原因，他们反而对李唐宗室怀有几分忌惮之心。比如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他是最早将昭宗控制在手中的，尽可以挟之以令诸侯，可是由于他的官兵出身，他每逼迫昭宗一步，无形中都让自己的形象更显得不堪。到他火焚长安宫室、驱逐昭宗的时候，他的道义资源已经耗尽，近乎破罐子破摔了。此时他在诸藩镇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是欺主的恶奴，再也无法获得支持。

    相反，朱温原本是强盗出身，是食人狂魔黄巢手下的大将，只是因为自己的势力愈发坐大，引起了黄巢的不安，为求保身，索性投靠了唐室。

    所以在诸藩镇中，朱温是不具丝毫道义资源的，仍然是一介贼寇。而贼寇干出什么坏事来，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反倒让朱温在逼迫昭宗的时候，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更不会背上太多的恶名——他已经恶到底了，再加上这么一桩，也不过如此而已。

    孔子曰：春秋责备贤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好人是要吃大亏的，而做一个坏蛋，却是占尽了天下的便宜。恶人做了恶事，是理所应当可以理解的，而好人哪怕是品德上稍有污点，都难以获得谅解。

    朱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在黄巢手下干久了，沾染上了干坏事没有底线的坏毛病。他淫行公然扒灰，刑杀不分骨肉。史书上记载说，在他晚年的时候，几个儿子争宠，于是朱温就下旨命几个儿媳妇入宫，轮番让他幸御——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诸藩镇再坏到家，也是没法与他相比的。

    实际上，对好人苛刻无端、对恶人无限宽容，恶化了大唐帝国末年的生存环境，导致了社会出现逆淘汰现象。对好人苛刻无端，导致了我们身边的好人越来越少；对恶人无限宽容，导致了我们身边的恶人越来越多。当恶人的数量达到足够高的比例时，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就以恶为价值取向，表现为越是邪恶之人，越是容易占到上风；越是善良之人，越是受到公众的嘲弄。

    这个规则并不是大唐高祖李渊创立的，但是他夺得大宝之后，并没有对此稍加改良，反而以邪恶的皇家权力，进一步恶化了这种态势。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彻底转向邪恶之时，这最终的恶果，就只能落到李渊的子孙头上了。

    所以，当我们在社会上占据主导位置的时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公正无私的社会竞技法则。这个法则表面上看起来让我们吃亏，但却会加倍回报在我们后人身上。所以规则从来不是为我们自己所建，是为我们子孙后代撑开一片天空。

    尽管面临着如此恶化的社会环境，但大唐帝国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无论是僖宗还是昭宗，他们都错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在沙陀军事将领李克用身上。

    如前所述，诸藩镇或是原有的官兵，或是投降的贼寇，只有李克用是从边境调入的少数民族军队。相比于国内诸藩镇，沙陀人对中原文化较为生疏。实际上，李克用是从儒家的书本上了解中原的，而儒家的书本，向以仁义为核心。结果事情搞到最后，诸藩镇之中，只有李克用这个外国人还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印痕，而其他人，只把书本当成哄呆子的废纸。

    或许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在作祟，尽管李克用将食人狂魔黄巢剿杀殆净，又曾解救过昭宗的危局。可是昭宗却对李克用心怀忌惮，不敢将自己托付给他，结果错失了最后挽救大唐的机会。而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当李克用百战身死之后，其子李存勖承袭家业，却仍然采用了大唐的国号。这表明，沙陀人真的被儒家书本感化了，他们一直在怀祭大唐。

    假若懿宗或昭宗能够稍有眼光，选择沙陀人李克用，让他承担起替皇权护法的工作，不排除历史被重新拉回到肃宗李亨时代的可能，尽管终究无法改变帝国的毁灭，但垂死挣扎几下，这却是很刺激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所有的假设都是基于违背人性的构设上。说到底，所谓历史的规律，不过是人性的规律，人性规律如此，历史也因此被注定了唯一。

    比较一下唐宗室所面对的这些敌人，李克用比诸藩镇可靠，诸藩镇比朱温可靠，朱温比皇帝身边的太监可靠。而昭宗最后的选择，却是带着太监走入了朱温的军营，他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路，正如大唐开国之初，李渊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一样。不是昭宗有多蠢，也不是李渊有多么的聪明，他们只是人性规律中的两个必然步骤，由此而及彼，如此而已。

    当大唐帝国的汩汩尘风就此沉寂，我们于历史之中解读出皇权的本质逻辑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