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友谊 一 真情所系

    夫妻

    中国人很重友爱和友情——浏览器上打上-Ζ。

    友爱和友情，大概是在中国最受鼓励和赞美，同时又最真诚最深厚的情谊了。“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这也不奇怪。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追求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当然要鼓励大家多交朋友。何况赞美友谊，也是“天下之通则”，世界各民族一样的。林肯就说过“人生最美丽的东西就是友谊”。不过人家歌颂友情，也歌颂爱情。而且，爱情的分量好像还要重一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历来是西方文学的“主旋律”。中国人就不一样。“生命诚可贵，友谊价更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故事很多，为情人两肋插刀的事情就很少，写诗歌颂老婆的就更是绝无仅有。要写，也是写给“亡妻”，比如元稹的《遣悲怀》和苏轼的《江城子》(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这就奇怪。

    照理说，男女之间的“情爱”和家人之间的“亲爱”，才应该是最真诚和最深厚的。可惜得很，中国的传统婚姻，基本“无爱”。夫妻结合的依据，不是爱情，而是社会需要和伦理义务。这样，夫妻双方的关系，便难免带有“例行公事”的味道。运气好一点的，也许可能会由“公事”发展为“私情”，运气不好，就不好讲了。多半也就是平平淡淡而已，谈不上爱还是不爱，对付着过罢了。更何况，依礼，夫妻有如君臣，妻子对丈夫，要恭敬顺从，亦步亦趋，唯唯喏喏，唯夫君马首是瞻，谓之“夫唱妇随”。处于这种不平等关系之中，哪有真正的爱情可言，有的只能是猫儿狗儿般的“恋”。

    因此，传统的婚姻，从士大夫之家到一般民问，夫妇之间的感情，都相当淡漠。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反对夫妻随意离异，主张“白头偕老”、“相伴终身”、“地久天长”，但，那更多的是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牢固性”，和家庭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而非什么“忠贞的爱情”。他们宣扬的模范夫妻，如梁鸿孟光等等，强调的也是所谓“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突出的是“敬”而不是“爱”。夫妻之间有如宾客，妻子送上饭来，必须“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难道可以说是爱情?

    不但夫妻之间的感情淡漠，而且社会对于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态度也相当冷漠。在传统礼教看来，夫妻感情淡漠，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能克制自己，做到“止乎礼义”。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不正常。或者应受到批判，斥为“淫乱”；或者应受到嘲笑，看作“丑事”。比如，直到现在，在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须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如果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便会被乡人耻笑，视为“不要脸”。

    事实上，传统社会对夫妻间的情爱不仅只是冷漠，有时简直就是嫉恨和破坏，如古诗中焦仲卿夫妇和宋代陆游唐琬夫妇，就被活活拆散。我常疑心导致这两对夫妇离异的真实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太爱”之故。这就证明即便凤毛麟角地出现一两例“有爱”的个案，也不能得到礼教和家规的保护，反倒要受摧残。

    夫妻之间既然少有情爱，自然也难有诗意。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是婚前的，便是婚外的，写夫妻生活或夫妻互赠的极少，写给妓女的或写妓女之爱的倒是连篇累牍。似乎和妓女唱和酬酢是风流韵事，和妻子亲热恩爱反倒是俗不可耐。或者婚前婚外不妨浪漫，婚内就得规规矩矩。这说明婚姻之无爱，几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和常规的模式，即便有那么一点爱，也不好意思说了。

    夫妻之间无爱、少爱、难爱，便只有寄希望于朋友。实际上，写给情人和妓女的诗比写给老婆的多，就因为情人和妓女比老婆更像朋友。你想，即便他们不过逢场作戏，如果配合默契，不也有朋友的情分吗?就连夫妻，如果当真情投意合，也像朋友，比如李清照与赵明诚。

    父兄

    夫妻之间只有“敬”少有“爱”，父子之间也如此。

    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亲的社会角色不大一样，分别叫做“严父慈母”。“慈”自然是爱，叫“慈爱”。“严”虽然或许也出于爱，但不易体验到。更何况，父子和夫妻一样，也有如君臣，所以当父亲的，有时还要故意疏远子女，以便合乎礼仪或礼义。比如孔夫子他老先生，有一天自个儿站在“庭”中，儿子孔鲤恭恭敬敬地小步从他面前走过。孔子便叫住他问，学诗了吗?孔鲤答，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于是孔鲤便退下去学诗。过了几天，孔子又自个儿站在“庭”中，孔鲤又恭恭敬敬地小步从他面前走过，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了吗?孔鲤答，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不会“做人”。于是孔鲤便退回去学礼。两千多年来，孔子对孔鲤的这些教训，一直被视为父子关系的楷模，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就被称为“庭训”。据说除此“庭训”外，在教育方面，孔鲤从未在当先生的爸爸那里吃过“小灶”。难怪一个名叫陈亢(gang)的人听孔鲤讲了这些情况后，高兴地说，我一下子知道了三件事：知道了诗，知道了礼，还知道了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

    圣人开了头，后学自然要仿效。于是，越是“家教严”的家庭，父子之间的关系就越冷淡，越隔膜。比如大清皇室的规矩，是“抱孙不抱子”。儿子生下来以后，是连抱都不能抱的，只能训。上朝时，体面一点的大臣可以赐座，皇子们却只能站，甚至只能跪。因为清王朝以“礼教”、“孝治”相标榜，非如此不可。当然，为了表示“天子无私”，也非如此不可。上行下效，那些极其看重“家风”的诗书官宦人家，规矩也不小。比如儿子的朋友来了，父亲要破格接见，则朋友可以坐，儿子却只能站。总之，当爹的要端架子，做儿子的要装样子，父子之间必须“远”，也就难得有真爱。即便有，也要被礼消解了。

    母子之间的关系当然要好得多。但母亲对子女的爱，多半是“疼爱”；儿女对母亲的爱，则多半是“回报”。二者并不一样。况且，儿子的事，尤其是事业方面的，做母亲的多半是既管不了，又帮不上。这就要靠朋友。更何况，母子之间，还有媳妇。婆媳关系好一点的，问题还不大；婆媳关系不好，则母子关系也难免要受影响。

    至于兄弟之问，也很隔膜，因为兄弟之间也不平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也是一边要摆架子，一边要装样子。何况还有继承权的纠纷，一方心怀不满，一方充满警惕，严重一点的，还会祸起萧墙，手足相争。如再加上父母偏心，情况就更为复杂；如再加上妯娌挑唆，纷争就更加热闹。《春秋左传》一开篇，就是兄弟之间的战争，叫“郑伯克段于鄢”。春秋，原是“窝里斗”最热闹的时代之一，以此开篇，倒也颇具戏剧性。以后的兄弟相残，也接连不断，比较有名的，如东晋，如南梁，如清之雍正，都是。相比较而言，倒是平民百姓，反正没有多少权力财产可继承，反倒好一点。或者读书人，要继承的是学问，没有什么可争的，也要好一点。但由于兄弟终究要分家独立，彼此之间也就难免要淡漠起来。如果妯娌相争，姑嫂不和，事情就会更麻烦。

    其实兄弟关系原本应该最好的。辈分同，年龄近，血缘亲，最容易做到心意相通。所以就连江湖上的口号，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江湖好汉最看不起儒生，却对儒家这一信条情有独钟，岂能没有道理?然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结果，却是真正的兄弟反倒不像兄弟。比如向官府举报李逵的，便正是他的亲哥哥。阮氏三雄倒是亲密，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兄弟”(实则朋友)也没什么两样。看来与其说朋友以兄弟为模式，不如说兄弟以朋友为楷模。事实上兄弟之间的道德准则也是“友爱”，叫“友于兄弟”。“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师哭寝门”，任何关系，只要具有了朋友的性质，那情分就往往会变得重起来。

    朋友

    夫妻无爱，父子无情，兄弟无义，则一腔真情，便只能诉之于友。

    朋友最平等，也最自由。一

    平等，是朋友关系的第一个特点。什么是朋友?“朋”是两个“贝”，或两系贝(五贝一系)，两贝一样大，两系一样多，是平等的；“友”是两只“手”，左手和右手，也是平等的。事实上，可以交朋友的，其身份地位都大致相等，至少也都得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比方说，你就很难设想一个“大官”居然和一个“小民”成了朋友。如果居然是，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或原本就是“贫贱之交”，或后者其实是“隐士”，再不然就是交往时并未暴露身份。所以，一个人如果社会地位极高，便慢慢地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甚至深感“高处不胜寒”，而皇帝则几乎无一例外是没有朋友的，因为实在没有人能够和他平等。

    朋友关系的第二个特点，则是“相同”。《易?兑》孔颖达疏云：“同门日朋，同志日友”，朋友之间，总有某种共同之处，或同乡，或同学，或同事，或同年，或同道，或同志，或性情相同，或志趣相同，或观点相同，或境遇相同。一旦发现共同点，便很容易成为朋友。这一点，比平等还重要。两个人，如果相同之处极多，情投意合，一见如故，也可能不在意身份地位的差异而成为朋友，比如“忘年之交”即是。

    第三是“相合”。一般地说，“朋”是指相同者，如两只贝；“友”是指合作者，如两只手。所以“同心协力”又叫“朋心协力”，有合作关系的人、单位或集团则叫“友”，如“友军”、“友邦”、“外国友人”等。在原非友谊的合作关系中，如果合作得好，人们也容易成为朋友。事实上很多人的友谊，便正是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建立的。同事、同行、战友、伙伴有时即等于朋友，道理也正在这里。

    第四是“可选择”。朋友不像兄弟，是天意安排；也不像夫妻，由父母选择。朋友就像情人，都是自找的，最有“自主权”，也最能激起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热情。更何况，有选择，就有自由。既有结交的自由，也有断交的自由。同则交，不合则散，既可相知于患难，又可相忘于江湖，比其他的人际关系，宽松得多啦!

    平等，相同，相合，而又自由可选择，关系就亲密，感情就深厚。

    因此，中国人对于友情和友谊，相当地看重。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差不多每位诗人的作品，都有相当数量的篇幅是歌颂友情的。以李商隐为例，他的诗作，只有一首怀念亡妻，情诗也不过十五首左右，而写给朋友或表现友情的，不算唱和应酬之作，至少也是情诗的三倍之数。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夜雨寄北》，曾有人认为是写给妻子的，应题作《夜雨寄内》。其实，“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说是写给妻子或是写给友人，都讲得通。“赠内诗”和“赠友诗”难以区分，岂非恰好证明“爱情”受到限制，而“友情”则无论如何深厚也不会被视为过分?

    事实也是如此。“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如不说明是朋友，你看像不像情人?“你耕田来我织布”，又像不像朋友?岂但像朋友，甚至像“互助组”、“合作社”。爱情与友情既然如此错位，则一首诗究竟是赠内还是赠友，当然也就难以弄清了。甚至也不必弄清，因为好夫妻原本像朋友，好朋友也原本像夫妻。“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嘉宾”究竟是男是女，是妻是友，也是搞不清的事。因为“鹿”是吉祥意象，“鹿鸣”可视为“呼朋引类”，也可视为“发情求偶”；朋友来了同然要“鼓瑟吹笙”，夫妻相爱也同样是“琴瑟相谐”，都可以称为“知音”。所以我看不必细究。“公私”尚且不分，又何必一定要区分“妻友”呢?

    显然，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友情才特别发达，也才特别珍贵。总之，有朋友是幸福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没有朋友则是不幸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与朋友别离是痛苦的，因此应报以豁达的态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则当视为人生之最大幸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友情之珍贵，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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