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友谊 三 任侠与清高

    友谊价最高

    毫无疑问，真正的友谊，毕竟是超功利的——浏览器上打上-Ζ看最新更新正因为如此，友谊才会成为体现真爱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重义轻利的人，才会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

    首先，友谊重于金钱。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金钱乃“身外之物”，最不足惜。不但金钱，一切可以用钱买的东西，一切值钱的东西，一切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都可以为友谊而轻易舍去，“万金宠赠不如土”。当年，孔子要他的学生颜回和子路谈自己的志向和愿望，重友情的子路便慨然答道，只愿把我的车马衣服和朋友们一起使用，用坏了也不可惜。这其实也是一般看重友情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态：自己的金钱财物，只要朋友需要，尽管拿去使用；朋友需要什么，只要自己有，也决无吝啬保留。

    这就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把友谊和金钱分得很开，友谊归友谊，金钱归金钱。不要说朋友借贷，便是父子借钱，也要立字据，打收条，认为这才是尊重人格。因为西方的人际关系，是“契约关系”，非立约不足以规范。中国的人际关系，则是“情感关系”，一立约，便见外，会“伤了感情”。所以中国的朋友之间借钱，很少打“借条”，甚至讳言“借”字，而说“只管拿去用好了”。朋友之间，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因此在语言表达上，“友邦”、“友军”也要比“盟邦”、“盟军”更亲切。朋友有难，本当救助，岂有吝惜财物之理?甚至，仅仅只是为了与朋友共度良宵，以图一醉，也不惜典当宝贵的财物：“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这话，是他客居友人元丹丘的颖阳山居时在宴席上对主人说的。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千金裘嘛!拿出去!拿出去!叫你们家小孩子拿出去换酒来喝，咱哥们今儿一定要一醉方休!这种“反客为主”的慷慨，真非以心换心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如此。梁启超诗云：“沥血一杯酒，与君兄弟交。君母即吾母，君仇即吾仇。”连至亲和仇敌都“与朋友共”，况乎钱财?

    不但金钱财物，便是功名利禄、官爵职位，也可以为朋友舍去。比如司马迁，便正是因替李陵辩护，不但丢了官职，绝了仕途上的前程，而且被下狱问罪，人“蚕室”，受“腐刑”。其时，李陵已然降敌，司马迁的辩护，并于事无补。战将降敌，不要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便是一般“爱惜名节”的人，也不能容忍。然而司马迁却宁愿冒着天大风险，为并不在面前的“叛徒”辩护，这就非“知心”而不可为。司马迁获罪后，依律可以出钱赎罪，但他家贫不能自赎，而平目交游的朋友竟无一人愿意帮他。结果司马迁在狱吏酷刑的淫威下受尽了折磨，而且所受乃任何男子都会感到屈辱的“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生不生死不死。受此屈辱后，司马迁又忍辱负重地完成了巨著《史记》，这就非“真君子”、“大丈夫”而不可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但凡写到为友捐躯或忍辱负重的人物，总是那么动情，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此外，如赵国虞卿为救魏齐而自解相印，中牟县令陈宫为救曹操而自弃官职，都可以说是“重义轻利”的豪举。

    不但金钱财物、功名利禄、官爵职位等等“身外之物”，可以为朋友舍去，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为朋友牺牲。在有名的“赵氏孤儿”故事中，程婴为了“报恩”，以亲子代替被追杀的赵盾之子，冒充顶死；公孙杵臼为了“友情”，又代替程婴冒充藏孤之人，和程婴之子一同死于非命；韩厥为了“正义”，冒险放走真正的赵氏孤儿，然后自杀灭口。这三个人，便正是孟子所谓“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种为恩情、友情、正义或情义而不惜献身的行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春秋时代齐国人北郭子，家贫不足以养母，曾求助并受惠于齐相晏婴。后来晏婴见疑于齐君，只好出奔他国。晏子一走，北郭子便对朋友说，请把我的头放在竹篮子里，交给齐王，就说晏先生是天下之贤者，他一走，齐国必亡。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国破家亡，不如先死!说完自刎而死。北郭子的朋友为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为了与友人“同生死，共患难”，又自刎以托付旁观者，终于惊动齐王，亲自坐上驿车去追回晏婴。

    又比如西汉大侠郭解，因犯律被官府通缉，武帝追杀，逃到临晋。临晋人籍少公并不认识郭解，见他来求，便设法帮他脱逃出关。后来官府追查到籍少公这里，少公才知道原来那人竟是郭解。为了掐断线索，竟自杀灭口。少公与郭解素不相识，并无交情，也居然以身相殉，这就不能说是忠于友谊，而只能说是“任侠”了。

    任侠

    任侠，又叫“尚义任侠”、“为气任侠”、“使气任侠”，也就是“好带意气，以侠义自任”的意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游侠列传》所云，我们可以总结出侠或任侠的几大特征，即：重然诺、讲义气、轻生死。

    重然诺，是侠的第一个特征。所谓“不失信，不背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说的都是这一点。所有的侠们差不多都是这样：只要答应了别人，便一定坚守“然诺”，不计利害，不避风险，千方百计地去实现这一诺言。至于这一诺言是在什么情况下立的，其内容本身是否合理，有没有能力和可能去实现，在实现诺言的过程中产生什么问题，其结果是否果真正义，都不在考虑之列。“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似乎“重然诺”本身便是最高的合理性。比如《水浒》中的宋江，只因当年在清风寨时曾对矮脚虎王英许下诺言，“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意”，打下祝家庄后，便硬把扈三娘许配给他。那王英身材矮小，相貌丑陋，武艺平常，又是个“色鬼”，哪里配得上出身大户，年轻貌美，且武艺高强的“一丈青”?连宋江自己也觉得不甚“般配”，只好对扈三三娘实话实说：“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成得”云云，似乎求婚的倒是他宋江本人。扈三娘心里当然不愿意，但迫于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大概连施耐庵自己也觉得尴尬，这才不得不用了“只得”二字。这除了再次说明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无爱之婚”外，也说明“重然诺，讲义气”，在江湖中人看来是何等地高于一切。

    讲义气，是侠的第二特征。义气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有时讲的是“正义”，有时讲的又是“情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于厄，振人不赡”，讲的往往是“正义”；“君母即吾母，君仇即吾仇”，“为朋友两肋插刀”，讲的往往是“情义”。正义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抽象性，并不限于某一特定对象，所以侠们往往会为素不相识的人挺身而出，因“看不惯”而“管闲事”，甚至不惜得罪江湖同道，把自己也变成追杀的对象。情义具有个别性、具体性，是针对具体特殊对象而言的，所以侠们有时又会因“哥们义气”而不顾大义王法。尽管侠们天真地坚信，他们所守的具体“情义”和社会普遍公认的“正义”，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宋江和官府作对(搭救晁盖或造反上山)时，正义与情义是一致的；后来他一门心思要投降，正义与情义就矛盾冲突了。这时，是“跟着正义走”，还是“跟着情义走”，对于众好汉就成了一个“问题”。其结果，当然是情义压倒了正义，一伙人都跟着宋江投降去了。甚至，最具侠肝义胆，也最不愿意投降的几个弟兄，如李逵、吴用等，还为此断送了性命。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侠的悲剧。

    轻生死，是侠的第三个特征。侠们都是不怎么怕死的。他们把“然诺”、“义气”看得很重，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轻。一旦生与义发生冲突，便毫不犹豫地“舍生取义”，不是触槐触阶而死，就是自刎自刭而亡。如前述韩厥，是为“正义”而死；北郭子，是为“恩义”而死；公孙杵臼，是为“情义”而死；而春秋时晋国的力士鉯麑(chuni)，则是因两“义”之难而死。鉯麑是晋灵公派去谋杀赵盾的刺客。这个晋灵公是历史上有名的无道昏君，而赵盾却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国家重臣。这下鉯麑为难了。杀这样的人，是不“忠”；受命而不克，是不“信”。两条罪名有一条，就该死。当然，回去把晋灵公杀了，也是不行的。那是“弑”。于是钮麂只好一头撞在赵盾家的槐树上，把自己杀了。这件事，《左传》和《国语》都有记载，而“钮麂触槐”也成为“侠肝义胆”的同义语。

    侠们杀起自己来既然毫不犹豫，杀起别人来也往往满不在乎。比如梁山好汉为救宋江而劫法场，便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逵更是“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杀的岂非多是无辜?即便是黄文炳，无论多么该杀可杀，似也不必“把尖刀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干这活的又是李逵)。这就近乎以杀人为乐，几乎是杀人狂了。侠们往往武艺高强，又不怕死，又爱意气用事，又不把国律王法放在眼里，甚至故意和官府作对，所以韩非子称“侠以武犯禁”，把他们列为祸害国家的五种人物之一，称为“五蠹”。

    清高．

    与“任侠”处于另一极端的是“清高”。

    清高者的特点，是轻易不肯与人交往。任侠者因为“专趋人之急”，有如“救火队”和“救世主”，所以往往交游极广，甚至弄得天下之人，“莫不引颈愿交焉”。清高者则不同。在清高者看来，这个世界基本上是肮脏丑恶的。众人皆浊我独清，故日“清”；众人皆俗我独雅，故日“高”。他们不愿过问“俗事”，更不愿结交“俗人”，甚至听见了“俗言”，哪怕是至尊至贵至圣至神的“尧舜之言”，也要赶忙去洗耳朵。比如历史上最古老的高士许由便是。当时，帝尧要任命许由当“九州长”，许由一听，便跑到颍水河边去洗耳朵。正好他的朋友巢父牵着头牛犊儿来饮水，一听是这么回事，连忙把牛犊牵开，说这河水已被你洗脏了，连牛也饮不得了。高士们清高如此，哪里还会像侠们那样去管“闲事”?所以与任侠正好相反。前者广交游，好结友；后者避世人，爱独身。侠们可能有一大群朋友，清高者们则可能终身只有一二知己。

    然而，任侠与清高却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正因为把友谊看得极为珍贵，所以任侠者会不惜献出生命，而清高者则不愿轻易与人交往，也就是深怕亵渎友谊之故。所以侠中也有清高者，而清高者也大都有侠骨。如魏晋名士嵇康，因被钟会进谗而遭杀害，临刑前，竟然能索琴而弹奏之。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就是一种“侠气”。所以，侠士和高士，往往都脾气大得吓人。侠士是动不动就要和人“过招”，高士则是动不动就要和人“绝交”。比如管宁(东汉末年名士)，早年曾和华歆“同席读书”。有一次，读书时，门外有达官贵人的车马仪仗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扔下书跑出去看热闹。回来以后，发现管宁已把席子割开(所以后世称朋友绝交为“割席”)。小小年纪，脾气就这么大，真不知后来会怎么样。

    任侠者和清高者脾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他们要做的，实非常人所能做到者，故非以“气”使之不可。其实，华歆也不是什么“小人”，也是多少有点“侠骨”的。有一次，华歆与魏国司徒王朗同船避难，有一个陌生人也要上船。华歆开始并不同意。王朗说，地方还很宽嘛，有何不可?后来，贼人追上来了，王朗又想把那人扔下去。华歆说，我当初犹豫，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既然已同意了他的请求，又岂可因情况紧急而相弃?于是照旧携带庇护这个人。这种“重然诺”的精神，不也正是一种“侠肝义胆”么?

    管宁之所以要和华歆绝交，是因为他认为华歆太势利。其实，华歆只不过修养略差而已。他俩一起在园子里锄菜时，“见地有片金”，管宁挥锄如故，与见到瓦片石块没有什么两样，华歆则把它拾起来又扔掉。这就有高下之别了，但毕竟也只是“略差”而已。然而，彻底的任侠和清高，是容不得半点功利的。任侠者要“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当然要过问世事，清高者也未必一定不出仕，但有一个共同的严格要求，就是“不计名利，功成身退”，在为国家、为他人作了贡献，做了好事以后，决不索取报酬，甚至羞言“感谢”，更遑言自吹自擂，叫做“无伐善，无施劳”。这也是当年颜回对孔子“各言尔志”的回答，被看作真友谊，真义气的一个标准，也是真侠与假侠，真清高与假清高的分水岭。

    总之，任侠也好，清高也好，共同强调的都是一种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们或蔑视权贵，或蔑视权威，视功利如粪土，置生死于度外。甚至，还能使不具备这种人格精神的人在他们面前自惭形秽。有一次，担任了卫国“相爷”的子贡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开进穷街陋巷，来看老同学原宪。原宪却戴着破冠、穿着破衣来见他。子贡觉得老同学太“掉价”，便问：学兄就这么可怜吗?原宪答道：我听说，没有钱财只叫做“贫穷”，学了“道”而不能实行，那才叫“可怜”哪!像我原宪这样的，只能算做“贫穷”，不能算作“可怜”。子贡一听，羞得满面通红，拂袖而去，并终身以此言为耻，这就是“清高”的胜利。又比如，东汉末年的名士荀巨伯，有一次大老远地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好胡人攻进城来，见荀巨伯居然胆敢一个人留在这里，大为惊诧。巨伯说，朋友生病，不忍心遗弃他，请让我代友人一死。胡兵互相看了看说，“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于是班师而还，一郡因此获救，这就是“侠义”的胜利。人格精神力量之大，一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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