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闲话 二 闲话不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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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闲话 二 闲话不闲

    斗争武器

    如此看来,“闲话”其实不“闲”。-------浏览器上打上-Ζ看最新更新唯其“不闲”,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就有人用了它,来做斗争的武器。

    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且有道理。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中国历史上的斗争,基本上是窝里斗。既云“窝里斗”,当然也就是朝廷内、家族内、圈子内,自家人斗自家人的内部斗争。这就不能“公开化”。一旦公开化,不但会“家丑外扬”,让外人看了“笑话”,钻了“空子”,而且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再说,自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不能公开翻脸吧?见了面,总得“皮笑肉不笑”吧?有什么看法、意见,总不能“当面锣对面鼓”地直说吧?所以,无论心里面如何地咬牙切齿,暗地里如何地弄拳踢脚,表面上的“安定团结”还得维持,故而不能公开“鼓噪”,只能背后“嘀咕”,则“舆论”也就变成了“闲话”。

    其次,这种斗争,不但不能“公开化”,而且也不能“激烈化”。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能大打出手,刀兵相见。闲话这玩意,又闲又不闲,“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用来做武器,最为合适。再说,既然是“内部斗争”,则其胜败的最终裁决者,也在内部。倘若采取其他手段,可能会引起“自家人”的反感,先不先就脱离了群众。闲话却是人人爱说,个个爱听的。运用“闲话”做武器,就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容许,也就能够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即便露了马脚,被人发现了,也不要紧。不就是说闲话吗?难道你没说过?自然说过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你能说闲话,我不能说?何况,我说了你,你也说了我,两下里也就“扯平”,你还闹什么闹?

    第三,中国历来缺少民主程序和舆论监督,什么事都是“头家”说了算。在国内是皇帝说了算,在家内是父亲说了算,在家族、行帮、门派内部是族长、帮主、师父们说了算。制度既为“一言堂”,则这些“君父”们要体察“下情”,就只好去听闲话。因为暗中的举报有告密的嫌疑,公开的批评又好像是在向“君父”们的权威挑战,只有不动声色地倒些“闲话”,把足以致人于死地的舆论“闲闲”地娓娓道来,才既能“惊动圣听”,又确保自身无虞,真正收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效果。

    何况“君父”们也是人,也爱听闲话。对于他们来说,听闲话的好处甚多。“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没准能从闲言碎语中听出点什么名堂来。听出来以后,想当真,可以追究,因为“无风不起浪”。不想当真,也无妨一笑了之,因为原本不过街谈巷议。同样,对那些倒闲话的人,想整治查办,可以说他“别有用心”;想包庇纵容,也可以说他“有口无心”。反正是不是闲话,是故意诽谤还是随便乱说,从来就没有一个客观科学的标准,全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者一句话。

    这就灵活、便当。所以,历代王朝,都有指派诗官特为采风(搜集民歌民谣),指派稗官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事,或规定言官(监察部门的官吏)可以“闻风奏事”。民歌民谣也好,道听途说也好,都是平民百姓“背着”皇上说的“闲话”,比如汉时的“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之类。有的还直接骂到皇帝头上。比如明朝嘉靖爱抄家,民谣就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类闲话,历朝历代都有,时下也很不少。除前面提到的“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十亿人民九亿搓,还有一亿在琢磨”外,还有“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十亿人民几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些民谣都反映了社情民意,有的还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如从“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故“王者”认为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当然要派人去收集整理。

    不过“闻风奏事”这规矩,就不大好讲。所谓“闻风奏事”,即无论听到什么闲言碎语,哪怕只是“捕风捉影”,均可直接报告皇帝,而不必核实,也不受“反坐”的处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简直是在公开鼓励“倒闲话”了。

    妙处多多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倒闲话”既为至尊天子所认可,并公然使之制度化、合法化,则普天之下的“闲话爱好者”,其欣然雀跃为何如?更何况,闲话这种武器,具体地使用起来,又确有许多妙不可言的好处。

    第一是“合理合法”。在说话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观点是不大一样的。西方人主张“言论自由”,认为说话是一个人的“天赋人权”,谁也不能限制和干涉。故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发表这个意见的权利。所以西方人说话比较随便,国是可以议论,总统可以批评,上帝是否存在也可以怀疑(当然要在中世纪以后)。即便说错了,也只能说你说得不对,不能说你“不该说”。

    中国人就没有那么随便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说话,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比如“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就不能允许他们“乱说乱动”。又比如,犯上作乱、造反谋逆的“反话”,不但不能说,连在心里想一想都是杀头的罪,其罪名就叫“腹诽”,也就是在肚子里诽谤“君父”,同属“大不敬”。其实,岂止是诽谤批评不得,就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能说。比如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当官前曾当过先生。有一天教学生读《老子》,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学生为避先生之讳故,不敢说“道”字,只好大声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确,中国人的许多话,确实是“非常不敢说”的。

    不但“反话”不能说,“正话”也不能随便说。说的时候,要看场合,要看对象,要看自己的身份(有无资格说这些话),还要注意态度、语气、方式、分寸。倘若犯规,君父、长官、老爷大人们便会一声断喝:“这里岂有你说话的地方?叉出去!”或令“掌嘴”。所以懂规矩的中国人,一般都不会“乱讲”。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注意态度语气地“信口开河”,至少也会被视为不懂规矩、没教养。

    “正话”不能“乱讲”,“反话”更说不得,这样算下来,大约只有“闲话”,可以随便说,或说得比较随便。所谓闲话,也就是非正式的话。前面已多次说过,中国人说话办事,极其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格式无非官民之别,朝野之‘,0,内外之别等等,总之是“正式”与“非正式”之别。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是“闲话”。民可以讲“官话”(如宣读官方文件,传达官方意图,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发言等),官也可以讲“闲话”(在非正式场合上的非正式发言都是)。故“闲”与“不闲”,全在于是否“正式”。但凡“非正式”者,都可以谓之日“闲”.而无论其主体是否当“官”。这就官民皆便。

    何况只要是人,就要说话。正话反话都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如果连闲话也禁,岂不把人憋死?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禁闲话的“法”,也没有禁闲话的“理”。茶馆里张贴的告示,也只会说“莫谈国事”,断不会说“禁止闲话”的。其实,“莫谈国事”,也就等于“多说闲话”。因此,在中国,“国事”往往也会变成“闲话”,比如变成小道消息和政治民谣,也没有听说过会遭禁的。因为所谓闲话,也就是“随便说说”的意思,当然说得再随便,也“合法”。

    至于“合理”,则本之于“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的逻辑,每个个人都是群体的。群体的也就是大家的,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每个人的私事、家事、闲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也都有权来关心,来过问,来议论,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中国人历来不承认个人有什么“隐私权”,也不会懂得要去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要求享有和尊重隐私权,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在先前,一个人如果要求隐私权,不但得不到尊重,反倒会被视为咄咄怪事:“怎么,他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不可告人”的,也一定或多半是“不正当”的,否则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家?这就只能进一步引来“闲话”。

    总之,我是群体之一员,你也是群体之一员。我可以议论你,你也可以议论我,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反正“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就“公平”,也就“合理”。

    坏事传千里

    用闲话做武器,妙处之二是“传播迅速”。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闲话的传播速度是最快的。快的原因,当然在于闲话所言,多半不是什么“好事”。中国历来有以德立国以礼治国的传统,“好人好事”总是会得到官方的正式表彰。“坏人坏事”就难讲了。除非是为了杀一儆百,做“反面教材”,弄不好就会被“捂起来”,以免家丑外扬,影响太坏。好事既然多由“官话”来讲,则闲话就难免多讲“坏事”了。

    闲话多讲坏话,还因为好话可以当面讲,坏话则多半只能背后讲。好话是人人爱听的。要说好话,尽管当面。坏话就不同了。当面讲一个人的坏话,不但他未必接受,自己也往往讲不出口。但是,不讲,心里又憋得慌,便只好背后说闲话。正因为此,“闲话”一词,才有了“背后议论批评”的意思,或等于“不满的话”、“坏话”。

    那么,坏话为什么就传得快呢?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坏话多半是“背地里”说的话。背地里说的话,往往比较有“价值”。一是真实可靠。中国人是爱面子的。“面对面”时,为面子故,便难免闪烁其词,甚至虚情假意。即便要说对方的“坏话”,也多半会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不得要领,除非是吵架。“背靠背”时就不一样了。没有面子障碍,不怕“对不起”,就可以放肆,也就比较真实,或被认为比较真实。

    其二则是神秘诱人。背地里说的,也就是不能公开讲的。为什么不能公开讲呢?这就神秘,也就诱人。所以,越是不能公开讲的事情,就越是有人打听;越是打听不到,就越是神秘;而一旦打听到了,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因为自己居然听到了不能公开讲的、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岂不优越?

    如果这背地里讲的,又是别人的“坏话”,就更有优越感。别人被说了坏话,就证明自己很好;别人被说了闲话,则证明自己没有被说。这就大可得意一把。所以但凡听到他人之闲话者,鲜有不心中窃喜的。不过,光是“没事偷着乐”还不行,还得把这闲话传出去。不传,则喜悦无人分享,得意无由证明。而且,为保证效果,传的时候,还得言之凿凿,神秘兮兮。

    真实可靠,就有人信;神秘诱人,就有人传。因为能够听到不能公开讲的话,证明自己面子大,路子广,手眼通天,消息灵通,如不向人展示,则优越感何以显现?再说,把“不足与外人道”的闲话倒给别人听,也是拉交情、套近乎的一种方式,它往往意味着“如果咱俩不是哥们姐们,怎么会告诉你?”这就是面子,也是人情。倒闲话,体验了优越感,又得了面子人情,当然是很合算的买卖。

    即便倒给当事人本人听,也不要紧,因为那“坏话”是别人说的,而自己讲出来,则全因彼此“贴心”之故。否则,又不关我什么事,谁吃饱了饭没事干,管这闲事来?正因为咱俩是哥们,怕你被人暗算了还蒙在鼓里,这才顾不上面子不面子,特地来给你“提个醒”。这份人情,对方当然不能不领。

    闲话传播速度快,也还有闲话自身的原因。一是“闲话爱好者”人数众多。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传播起来自然也就快。二是中国人对闲话的兴趣大,热衷此道,积极主动,不愁找不到不要佣金的“义务宣传员”。三是闲话能满足中国人的许多心理需求,如“好奇心”、“窥私癖”、“平衡感”、“嘴巴瘾”等等,下面还要专门讲到。四是闲话走的是民间渠道,不需要审查报批、开会讨论、举手表决,自然比走官方渠道效率更高。所以有时官方的非正式意图或决定,也采取“闲话”的民间渠道下达,谓之“吹风”、“通气”、“打招呼”等等。

    暗箭难防

    用闲话做武器,妙处之三是“不负责任”。前面说过,闲话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话,负什么责?何况说闲话时,一不记录,二不备案,三不存档,“来如春梦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你上哪儿追究责任去?即便找到了责任人,又怎么拿得出证据?即便拿得出证据,又请谁来主持公道?更何况,既然大家都公认其是“闲话”,自然不会有人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追究。谁要是去认真追究,大家便都会觉得“好笑”,没准儿追究本身,也会变成新的“话柄”,新的“笑料”,让人说“闲话”,这是很不合算的。

    至于当事人本人,更不便出来“辟谣”,因为那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越解释,越说不清。闲话嘛,“姑妄言之”又“姑妄听之”的事,认什么真呢?还是“心里有鬼”吧?所以,对于闲话,最好“一笑了之”。如果硬要去解释,那就不但“吃不到羊肉”,没准还会“惹一身骚”。况且,传闲话的人那么多,你总不能站在十字街头,见一个人就解释一次吧?又况且你永远无法弄清是哪些人在传闲话,哪些人信了哪些人不信。对那些信了的人解释,人家会认为你“故作姿态”,越发坚信不疑;向没听过这些话的人解释,则又等于白当了一回“义务宣传员”,反倒扩大了影响,谁会干这蠢事?

    主政者既不便追究,当事人又无法解释,大家也就乐得乘兴胡说乱讲一通,“过过嘴巴瘾”,反正决不会因此而对簿公堂,正所谓“不说白不说”。即便认真查下来,也不要紧。因为查来查去,最后的结论,往往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既然“事出有因”,说的人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而“查无实据”也并不等于没有证据,只不过其据“不实”而已。更何况,说闲话的人那么多,你追究谁的责任去?“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见说闲话是不必担心要负责任的。

    第四就是“杀伤力强”了。因为被人说了闲话,是一件“丢脸”的事,这本身就是伤害。而且,说的人越多,就越没面子。于是还没开战,便先落了下风。况且,被人议论却不能追究,被人笑话却不能解释,被人伤害却不能反击,只能闷在心里生“闲气”,没准就闷出病来,甚至活活气死,你说杀伤力强不强?

    其实,闲话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闲话主要不是说给当事人听的,而是说给别的什么人听的。这就难保不会有某个人“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疑心生暗鬼”。如果这疑心之人又非同一般,则很可能对被议论者产生极大的危害。更糟糕的是,这种疑心往往无法证实,而且也不会表露出来,结果很可能一个人中了暗箭自己还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就被“断送”了政治生命。所以,闲话虽小,虽轻,杀伤力却强。

    闲话不但杀伤力强,而且难以应付。其所以难以应付,除了前面讲的无法追究,不能解释,以及找不到还手对象外,还因为它实在太小,太轻。闲话也者,无非是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陈芝麻烂谷子,不登大雅之堂,也就无法摆开阵势和它“过招”。它就像毛毛雨,打起伞来很可笑,不打伞又弄得浑身湿漉漉、黏乎乎的怪难受。所以,被闲话包围的人,就像得了艾滋病,自己没法应付,别人还老躲着他。你说可怕不可怕?

    那么,闲话果真就无法对付了么?有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用闲话来对付闲话。比如别人说你偷奸,你就说他耍滑;别人说你谋私,你就说他搞鬼。总之,谁说你的闲话,你就说谁的闲话,甚至写匿名信。不过,以闲话对闲话,以匿名信对匿名信,未免以小人对小人,以缺德对缺德。最后的结果,是使自己也会变成恶。

    闲话之可恶,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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