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一，崇祯皇帝召原兵部尚书张国维、庶吉士史可程、进士朱长治、陈州诸生于中左门。

    张国维在前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露与建虏议和消息被下狱后接任其职，崇祯十六年四月，建虏入寇畿辅，张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八总兵之师皆溃于建虏，言官劾张国维这个兵部尚书办事不力，以至于兵败，崇祯遂将其解职下狱。

    前段时间崇祯让罪臣出银抵罪，张国维无钱，只好继续在牢里待着。

    现在形势危急至此，现任兵部尚书张缙彦十足的酒囊饭袋，一策不出，一事不办，一问三不知，凡事都是“惟陛下命之”，让崇祯大为光火。

    譬如昨日，崇祯召张缙彦觐见，向其询问道：“朕闻真定陷，李建泰遇害，卿知之乎？”

    张缙彦回道：“不闻。”

    崇祯道：“朕宫中皆知之，卿何讳也？”

    张缙彦道：“臣未见塘报。”

    崇祯无语，城陷了哪来的塘报，他这是把朕当傻子？半晌才道：“彼城已破，谁设塘报，且卿独不为远侦乎？”

    张缙彦回道：“侦骑需工食，臣部无一缗，安得侦骑，今饷之，宜官爵劝人，参游而下，其轶人不之应，而副将非题请不敢，今日之事，惟陛下命之。”

    崇祯大怒，推案而起，拂袖而去。直到这时，崇祯才终于想起了前兵部尚书张国维的好，遂将其放出，询问御敌之策。

    张国维即言三策，首请皇太子监国南京，择大臣辅之；再请部院厂卫司捕各官识别察奸宄，申严保甲，巷设逻卒，以禁夜行；三请巡视仓库草场，以作战备。

    崇祯闻言，沉默不语良久，叹息一声，后两策皆从其请，首策则不予回复，接着又复张国维故官，命其以兵部尚书衔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往江南、浙江督兵饷。

    然而，张国维出京十日后京师即沦陷。

    惴惴不安的魏藻德也自请出京议饷，崇祯心中冷笑，不许，驳回。

    同日，昌平兵哗，乱兵焚杀官民，巡抚胡谦立斩首恶，乱乃定。

    宣府又告急，崇祯命宣府总兵王承胤侦寇所向扼之。

    三月初二，崇祯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极殿，问今日方略，群臣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些陈词滥调。

    崇祯对百官深感厌烦，遂命内监分守九门，稽查出入，又命襄城伯李国桢提督城守，各门勋臣一，文臣二。

    有官员提议让百姓上城守卫，魏藻德反对道：“民畏贼也，如一人走，大事去矣！”

    崇祯深以为然，于是禁民上城，谕文武各官轮流助守。

    这一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开城迎降，重镇大同遂轻易陷于贼手。

    早在李自成渡河进入山西之时，驻守在阳和（今山西阳高县）的宣大总督王继谟便派了大同总兵姜瓖于黄河边扼守。

    然而王继谟却没有察觉到姜瓖是前榆林总兵姜让之弟，之前榆林城陷时姜让就已降于大顺，王继谟令其严防李自成之时，李自成也派遣了姜让前往大同劝弟弟投降。

    而姜瓖见大顺军来势迅猛，锐不可当，早不想替朝廷卖命了，此前对上面的命令也一直消极对待，观望不前。

    现在李自成招徕，姜瓖自然是准备率军投降的，但这时候的大同并不是姜瓖一人说了算。

    大同是山西军事重镇，京师之藩蔽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朝廷在此设有巡抚、总兵，按照大明以文制武之惯例，总兵要受巡抚节制，且大同还有明朝藩王代王驻守，姜瓖受到多重制约。

    其时，大同防守的权力掌握在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卫景瑗手中，他是大明忠臣，绝计不会投降。

    姜瓖只能从中作梗，屡屡做出不利于明军防守之事。

    譬如卫景瑗要派重兵防守雁门关，而姜瓖则推诿拖延不去。

    宁武告急时，卫景瑗要求派兵援助，而姜瓖认为非可守之地，拒不出兵。

    卫景瑗愤然斥之“国难至此，当同舟共济，何谓可守之地”，并倾囊得950两黄金，发给将士，准备亲自出兵，以解宁武之围，但终因姜瓖等人阻挠未能成行。

    等到宁武沦陷后，姜氏兄弟更密谋筹划，欲献城以谋取日后之功，但首先得谋取到大同的军政大权。

    于是姜瓖先以奖励士兵固守城池为名，让代王拿出库存银子、布匹分给士兵，取得士兵的信任和拥护。

    其次则顺势拉拢军中将领，把大同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次，姜瓖采用离间计，在卫景瑗与代王之间制造矛盾。

    他让部下大造舆论，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暗中有来往，将要叛变云云，代王信以为真，对卫景瑗顿生疑心，便疏远了他。

    正巧卫景瑗患足疾，很少出门理事，于是，代王便委权于姜瓖，大同军权终于被姜瓖独揽。

    姜瓖控制实权后，以加强城门防守为名，在四个城门都派出自己的亲兵守卫，并把代王严密监视起来，等待时机，以便行动。

    三月初二，大顺军抵达大同城下，巡抚卫景瑗不知姜瓖已投贼，仍然运筹帷幄，严师厉兵，准备迎战闯贼。

    大同有北关、东关、南关三个附城，城高防守较严，如果从这三个附城进攻，一定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姜瓖暗中与李自成联系，让大顺军选择没有附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这里虽有代王亲信永庆王坐镇把守，但守城的士兵已为姜瓖所控制。

    大顺军一到西城门，守兵便立即射杀了永庆王，并将城门打开，迎接大顺军入城。

    姜瓖又骗卫景瑗议事，卫景瑗不知有变，乘马而出，目睹满街义军，才知受骗，惊得跌下马来，被顺军擒至李自成跟前。

    众贼呼卫景瑗跪下，卫景瑗不肯跪，道：“此膝不屈第二人，即当杀我！”

    接着据地而坐，大呼皇帝而哭。

    李自成劝道：“我乃米脂一农民，今日至此，天命可知！”

    “你是个好官，你若愿降，仍任大同巡抚。”

    卫景瑗道：“我是皇帝封授的官员，岂有投降做贼之理！”

    李自成却不以为意，道：“忠臣也，勿杀！”

    只命将其禁之别室，卫景瑗出，见到了正赶去拜见李自成的姜瓖、姜让、姜瑄三兄弟，愤然大骂道：“贼奴卖我，尔朝盟而夕背，神岂能赦你！”

    姜瓖嗤笑道：“顽固不化！”

    随后入见李自成，三人跪下三拜，不料李自成勃然变色，命左右缚之，定三人叛国之罪，欲斩之。

    姜瓖等人大惊失色，本以为献城必能得到重赏，怎知李自成最恨不忠不义之徒，只得连连磕头求饶。

    好在李自成麾下制将军张天琳苦劝，“欲定京师而首杀降者，以后怎么能劝人归顺呢？”

    “不如将他们释放，以便招降官绅。”

    李自成这才作罢，大难不死的姜氏兄弟虽口头表示甘愿为大顺效力，却开始怀恨在心。

    三日后，卫景瑗仍不肯降，李自成遂使其母劝降，卫景瑗道：“母年八十余矣，当自为计，儿是国之大臣，不可以不死。”

    卫景瑗终自缢而死。

    而李自成一共在大同停留了六日，他将代王及其宗室杀戮殆尽，又留张天琳留守大同，接着又派兵占领阳和，继续向宣府长驱直入。

    三月初三，让崇祯久等的督师李建泰终于传来了消息，但却让崇祯大失所望。

    李建泰在信中说他的军队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京，然后将整个朝廷迁至南京。

    三月初四，崇祯召对平台，拿着李建泰的奏疏对百官道：“李建泰奏请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

    群臣则仍是老调重弹，以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为首的南迁派仍请先奉皇太子抚军江南。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还是那句话：“奉太子以往南，诸臣之意欲何为！”

    诸臣默然无以对，崇祯皇帝颓然跌坐在御座上，愤然长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遂拂袖而起，朝臣亦四散而出。

    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四已是西元1644年4月10日，京师仍旧乍暖还寒，而南方的湖广长沙，却已经是春意盎然。

    虽入春以来就没下过几场雨，但紧临湘江的长沙城却还不至于缺水，李致远有事来湘江中的橘子洲，看着湍流不息往北而去的湘江，突发奇想，便拿了钓竿在江边钓起鱼来了。

    “玄著兄，别看现在湘江水浅，这鱼倒是不少哇！”李致远看了一眼身旁的木桶，笑呵呵地说道：“今晚请你们吃鲜鱼！”

    张煌言皱眉道：“不是说好来试枪的么，怎还不见毕安民他们？”

    李致远一大早就拉着张煌言乘船来了这橘子洲，只道是来试枪，可左等右等，又看他钓了半天的鱼，结果别说是枪响，连毕安民的人都还未到。

    李致远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莫急，莫急，是火药出了些问题，我让他们先去拿人了，应该待会就到……”

    “朝廷已有半月未来任何消息，澹泊兄就一点也不急？”现在局势似乎正向李致远之前所预言的那样发展，这叫张煌言如何不急。

    “我前日看塘报，说张献忠已经攻陷巫山县，又连陷夔州、云阳至万县，唉，湖广刚复，四川又要遭殃了，朝廷也不想想对策，现在竟音讯全无……”

    李致远道：“急有何用，京师知道了四川之事又有何益，我估计李自成就快兵临城下了，天子百官自顾不暇，哪有空管南方的事？”

    张煌言忧心忡忡道：“这几日我夜观天象，但见帝星下移，难道……”

    “原来玄著兄还有这本事，”李致远调笑道：“话说你们常说的所谓帝星到底是哪一颗……”

    李致远见其心绪不宁，索性直言道：“玄著兄，从今以后，你就别指望北方的朝廷了，这个朝廷于天下于百姓无任何裨益，还指望他们作甚？”

    “君乃是亡国之君，臣亦亡国之臣，皆是庸庸碌碌、瞻前顾后之辈，这两年就没见他们干一件正经事！”

    “每遇事便互相推诿扯皮，以至有今日之下场，我看呐，他们就是活该！”

    “现在我楚南治下官吏、百姓各司其责，练兵备战、改种新粮亦进行得有条不紊，我看不出有何好急的。”

    “至于北方的消息，不出一月你自然能知道，到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就行。”

    张煌言见他言辞甚悖，竟言大明将亡，正欲出言反驳，却听其道：“快看，他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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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