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这部小说，写到今天，已经快一年了。这部小说带给我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因这部书，认识了某一个人。除此之外，它带给我的一切，都与读者的支持有关，这些也很重要。

    十一个月之前，我动笔写《新宋》的时候，我对宋史的了解，可以说非常的肤浅，到了现在，虽然不敢说有极深的了解，但是我想我已经站到了那个世界的门外。我想极尽自己的能力，来向我的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到今天，虽然远远不能称为完美，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我一直在进步。

    只须知道自己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便是有种种的不足，我也能很坦然的面对。成熟是一个过程。

    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新宋》能够带给读者一些东西——除了阅读的快感之外，还能有更多的一些东西——这是阿越小小的野心。我的读者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并不满足于跟着作者的思维跑动的，他们会有自己的思考，这是很可高兴的事情。有独立的思考，必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就会有争辩——这也是极其正常不过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怎么样，书评区的讨论，始终能有一个良好的气氛。

    在业已结束的第一卷中，时间跨度大约是五年，从熙宁二年的冬天，到熙宁七年。这五年的时间里，石越并没有如初稿那样，登上相位，反而是去了杭州做地方官，这个改变是必须的。因为五年的时间登上相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石越创立的白水潭学院，不仅仅毕业了数以百计的学生，最重要的是，白水潭学院已经成为一个典范，各个书院争相效仿的对象——这个意义，也许比白水潭学院毕业了多少学生，更加重要。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桑充国创办的报纸，已经成为大宋中心地区与精英阶层非常熟悉的事物，这种习惯的养成，远比《汴京新闻》的地位更重要。

    ……

    五年的时间，能发生的太多，但是不能发生的，也一样多。

    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不自觉的想，我写的东西，在宋代有可能实现吗？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我也会常常去思考，王安石变法时代的宋代，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在ＭＳＮ讨论宋代的役法，我向他略略介绍了聂崇歧先生在《宋役法述》中指出，宋代役法最困扰百姓的，无过于衙前与弓手，他很认真的对我说，弓手应当废，百姓能宽得一分是一分。当时我又是好笑又是感动——因为我自己常常也会代入那个时代。我也会由衷的去考虑那个时代本身面临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去考虑一部分读者希望看到现代社会在古代复现的心理了。

    我常常会在历史与幻想之间徘徊选择。

    我相信能有自知之明，我现在对于宋代的知识储备，并不足以写一部宋代的历史小说；而且《新宋》的本质，依然是一部历史幻想小说。这个故事，离不开幻想。而幻想，需要不断地看到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主人公的得意——我一直小心的控制住这种幻想，不要过份的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

    有时候我甚至会自嘲：我这是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但是我始终坚持这个风格，不仅仅让石越戴着镣铐跳舞，而且也让自己戴着镣铐写作。这不仅仅是因为有读者的喜欢与支持，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幻想，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小说需要的是传奇，历史和幻想本身是矛盾的。我常常说，戏剧性多一分，真实性就少一分。但是另一方面，真实也可能就是戏剧。我根据历史的脉络，编织着情节的发展，却无法也不可能准确的计算前面的改动对后面的影响。因为什么时候是历史，什么时候是幻想，只能依赖于我的感觉。

    幸好，我的历史哲学告诉我，历史是偶然的。所谓的必然，不过是“偶然”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一种承认。换句话说，任何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都只存在“偶然”；发生了之后，便只存在“必然”。这个观点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历史哲学不过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工具与方法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我告诉读者的，只能是我站在的这个窗口所能看到的风景。

    虽然我同样也有一种冲动，想告诉别人，你们看到的都是错的，只有我看到的才是对的。但是理智告诉我，真相不止一个。

    所以当我在编织幻想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它虽然不可能是全部的可能，但必然也会是可能之一。作为作者要做的，不过是尽其所能，让读者也觉得那是可能的。

    在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回去头，又重新将第一卷读了一遍。

    这时候我才觉得读者真的非常的宽容。

    当我回过头去读第一卷的时候，发现有很多语句，根本是不通的！而我的描写，十分之八九，倒正显出了我语言的匮乏——可居然还有人说我的“文笔好”！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则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来强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客观上来说，这自然是为了保证文章的节奏不至于太慢，但是也无可置疑的证明了我写作技巧的不成熟。

    我想这些毛病，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尽量的改进。

    人总是在发现缺点后才能进步，我也只如此的开脱自己了。

    在这篇后记的最后，我想对小说中几个人物，说一些自己的理解。

    我对人物与人性，既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恪于经验与固执，“只能”有自己的理解；而在客观上，小说也不可能为了人物的性格而安排情节。所以我虽然在写作之时，也有野心塑造一两个人物，但是我也不愿意也不太可能过于在意这些，当然，只是“不愿意过于”，没有作者不在意自己的人物刻画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自欺欺人。我来写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明我心里还是在意的。

    主人公石越，在我设想中，并不是所谓的“英雄”或者是有个性的人物，也并非是仿照作者为蓝本刻画的——虽然不可避免，会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实际上，根本是两回事。

    我所想刻画的石越，是一个聪明过人、有着反省精神、略显犹豫的性格、内心有坚毅的信仰、自认为有献身精神、带着道德的虚伪而甚少自觉、为人沉稳，偶尔也有鼓动家的素质的年青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刻画得足够成功，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刻画这样一个人物为主人公，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无非是我见识所限而已。总之，石越并不是一个对现代人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但却绝对是一个能在古代有良好生存能力的人物。过多的阐述是没有必要的，石越之不同于岳不群，最重要的一点，是石越基本上不会认为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去牺牲别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可能会默认这种牺牲，但是他心里一定会有强烈的愧疚之情。另外，我赋予石越的性格上，让他至少在理智上，能够容忍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意见，并承认那本是事物的常态。他所带来的所谓“文化启蒙”，也并非是唯我独尊的，而是以较低的姿态，争取融入社会文化主流的那一种。因此，白水潭的历史任务，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

    在小说中，被我“人为的拔高”而与石越齐名的桑充国，是做为第一配角的构想出现的。这个人的性格与习气，基本上就是我所了解的“书生”（一个狭义的定义，读文言文要查字典的，一律不算在此内；《论语》没有读过两遍以上的，一律不算在此内……）。对于他性格突兀的批评，我曾经做过很多回应，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对于“书生”的性格、脾气，在不同的情况，会如何处理事情，我想我比大多数人要了解。我想如果在这个人物上我有失败，那么我最大的失败，不过是对于桑充国的铺垫太少。

    而桑充国为什么会和石越齐名，是不是有资格。仅举一例，郭逵凭什么能和狄青齐名？至于白水潭学生为什么服气桑充国，我想小说中或者交待还是不够。以后若有可能，我或者会补上一两笔。只不过我想说的是，范滂未必学问出众，天下未必不以其为楷模。中国的传统，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学问本是末节。何况桑充国其先有石越的支持，其后有程颢等人的支持。

    至于对吕惠卿这个人物的表扬，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反讽。吕惠卿的形象，不过是我从历代奸相权相的言行中，取其“菁华”而成。典型的抄袭人物，不过这样的人物，也更符合大家的经典认知吧？重复了千百遍的人物，自然更容易得到认可，那也是人之常情。也许小说人物刻画的精义，就是写出符合大众认知的人物吧。

    在小说中，吕惠卿是不会那么快跨台了。以阿越读宋史所得，认为吕惠卿急于在上任后标新立异，以求在政治决策上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在具体人事上急不可耐地打击王安石；其原因，以阿越看来，无非有两个，第一个是他与王安石之子王元泽长期结下的怨恨，第二个是在郑侠案中，罢黜冯京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击了王安国。从而导致了他与王安石事实上的决裂。因此吕惠卿一方面急于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希望用政策上的成功来取得赵顼的信任，开始推行手实法等一系吕氏政策；另一方面，则无所不其极的离间王安石与赵顼的关系，迫害王安石——从而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与旧党的矛盾，一方面引起了赵顼的极度反感，终于自取灭亡。而小说中，与王元泽的矛盾因为石越的出现，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与转移，而郑侠案并没有第二波导致冯京罢相的事件出现，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破裂，将不会那么急促，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件，势必改写。

    所以，吕惠卿将继续留在书中到一个适当的时候。

    作者在小说以外的话，本不宜讲太多。便在此收笔，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宋》的创作。

    阿越

    于耶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