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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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倒有个办法。”石越谨慎地措辞着,秦观与薛奕,都曾经拜会过他,高丽的局势,他已经反复地考虑过许久。“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预到海外贸易中,是一个长期的办法。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石越小心地回视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赵顼不由反问了一句。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国朝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几乎吓了一跳。
石越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又道:“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作主。”
赵顼不知不觉间,便被石越的主意吸引住了。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销。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可以得到缓解。”
赵顼听到这里,精神不由一振。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叙着。
“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或有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顼恍然之间,竟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便要靠利息与抵押。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接过话来,笑道:“朕看用不着这么麻烦,朝廷肯借钱给他们,其焉有拒绝之理。”他说的却是实情,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也笑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皇帝不由得哑然失笑,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是重要的。但是,司马光依然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一部分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皇帝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是皇帝也需要司马光,一方面司马光的存在,有极重要的政治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司马光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皇帝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新党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皇帝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
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急促地喘息起来。
“陛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朕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
石越没有想到的是,自十七日琼林苑接见,直到七月二十日,皇帝竟然都一直卧病不起。虽然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真正需要的,只是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以及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但是,皇帝的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突然崩驾,如果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尽管邸报与《新义报》上发布的病情,经过了许多的修饰,但是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皇帝病得已经极严重了。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皇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合适的儒士当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这明显便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这些官员多半与旧党、白水潭关系密切)——据说,皇太后瞩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著名的理学家程颐。没有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的宝贵——如果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显然会垂帘听政。迎合皇太后的意思,是博得皇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病榻上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唯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大名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
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的重病,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的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么?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长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份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份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赵仲璲的奏折,仿佛正是坐实了之前的流言。不待皇帝批复,顺水推舟举荐桑、程为资善堂直讲的奏折,竟如雪片般地飞进禁中。
*
“荒唐!荒唐!荒唐!”听着陈衍转叙着外面的流言,高太后直气得浑身发抖。让桑充国与程颐担任资善堂直讲?高太后想都没有想过。她或许还听说桑充国的一些事迹,但程颐在士林中名气虽大,高太后却也仅止是听说这个名字而已。而这一切,居然还是“承太后之意”!
“这宫里头,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竟然胆大包天到敢出去造谣!”
“娘娘,老奴以为,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定是有人想着让桑、程二人,当太子的师傅,才出此奸计。”陈衍壮着胆子说道,他总觉得这事背后,有着巨大的阴谋。但却到底不敢胡乱开口。
“你是说桑充国和程颐?”高太后迅速地反应过来。没有非常的富贵,怎么敢行此非常之事?连皇太后都敢利用。
“老奴不敢妄言。”陈衍是极小心的老*,借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妄言。
“桑充国、程颐不过是两个布衣,有什么本事支得动这么多官员?又有什么本事使得动赵仲璲?”高太后冷静下来,沉吟道,“果真他们能差得动这许多官员举荐,他二人想进资善堂,也不是太大的难事,何苦要出此下策?”高太后到底也是个聪明人,立时便想到,桑、程果真想要进入仕叙,方法多的是,纵算是想做帝师,也犯不着出此下策——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人,肯定都能知道,皇帝若有万一,倘是太子即位,那么实际主政的,一定是她高太后。得罪了她又能有什么好处?区区两个资善堂直讲,她随便找个借口,便可打发了。桑、程二人她虽不深知,但二人素有虚名,亦不至于利欲熏心至此地步。
但若这背后之人,并非是桑、程,又会是谁呢?
想帮桑、程的人,倘使蠢到这种地步,便断断想不出这样的妙计来——胆大到算计起皇太后,还能差动赵仲璲上表,这不是愚昧之人所能使出来的手段;但若说是桑、程的仇家,想设计陷害他们,用这样的手段,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点。
难道是为了六哥?
高太后心里一动,向陈衍问道:“桑充国、程颐之品行,外间风评如何?”她话一出口,便即后悔,赵仲璲一封奏折,能让这么多随声附和,这二人的名声,还能差得了去?
果然,便听陈衍回道:“回娘娘,这两人,都素有刚直之名。程颐的几个得意弟子,在朝中做的都是御史、给事中。”
高太后亦不由得糊涂起来。桑充国她是知道一些的,白水潭学生弟子遍天下,而程颐的门人能做到御史、给事中,那也不是寻常布衣可比。这样两个人,声誉又好,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为人还正直——这不是为了太子好么?难怪外间这么容易便轻信这谣言。但既是为太子好,却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显然也非正人所为。
“太子身边有奸人。”一个念头顿时浮了出来。高太后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哪怕在陈衍面前,她也不肯表露分毫,只淡淡说道:“你去召赵仲璲,我要见见他。”
陈衍迟疑了一下,看了高太后一眼,小声回道:“娘娘,景城郡公现在在睿思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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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充国、程颐究竟是怎么个好法,朕倒要听听堂兄亲口说说!”赵顼一双深陷的眸子,冷冷地望着赵仲璲,仿佛要穿透他的内心一般。
赵仲璲避开了皇帝的目光,恭谨而又坚定地说道:“桑充国、程颐负天下大名十余年,此二人,品行、学问、声望皆上上之选。明代遗贤,是宰相之失。官家虽不能用,何不留予子孙?臣以为,以此二者辅东宫,必能使东宫亲贤臣远小人,成为一代明君。”
“明代遗贤?”赵顼哼了一声。
赵仲璲上表推荐桑、程,一方面是听了士字辈的几个子侄的建议,宗室中都说皇太后属意此二人——他儿子甚至言之凿凿,说是某位国公曾经亲口说,听到皇太后夸赞桑、程,众人都撺掇着他来担这个头。另一方面,赵仲璲参预宗正寺事务,免不了要管理宗学,桑、程之名声、品行,自然是如雷贯耳。他亦不比寻常宗室,别人在这等事上,只能干着急,而他论亲论贵,都是可以说说话的。而且,纵然因为多管闲事被皇帝驳斥了,却到底也是在未来的皇帝那里立了一功。在他看来,以桑、程二人的资历,做资善堂直讲,是断无不许之理的。因此这才当了这出头鸟。却不料皇帝竟如此不喜桑、程。
但赵仲璲的这些私心后面,却也未始没有公心。凭他的本心,亦是认为桑充国与程颐,是极合适的,而且也相信推荐这二人,于社稷是有益无害的。因此皇帝虽然不悦,他却并未乱了方寸,并不肯便此退缩了。
他腾地跪了下来,朗声道:“臣有肺腑之言,敢陈于官家面前——皇太子年幼,若以朝中大臣于资善堂讲读,此一派说此一派的道理,彼一派讲彼一派的注疏,于东宫实有害无益。若其只顾了互相倾轧、争宠,于皇太子又有何益?桑充国、程颐虽是布衣,然盛名布于天下,且皆讲学十余年,亦有当师傅的资历。二人为人刚直,又脱于党争之外,实是极难得者。官家若要为太子寻师傅,舍此二人其谁?臣愿官家三思之。”
说到这里,他略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又继续说道:“且……且,官家若是有不讳之事,太子也须得有得力之人扶持。桑、程二人乃当世大儒,实为天下清议之领袖。二人虽为布衣,而门生遍于天下。得此二人在东宫,储君之位,谁得动摇?汉惠得商山四皓,而高帝知人心之向。伏乞官家三思之!”
他说完这些话,已是汗流浃背。这已经是挑得极明了,桑充国、程颐,是决计当不了权臣的,但是凭其声望与影响,若争取到太子一边,对于太子巩固大位,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说出这番话来,却也是后果难料。这已经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宫廷斗争当中。这可不是赵仲璲的本意。一个宗室,哪怕是宗正寺卿,对于皇帝家的家务事,也不应当知道得太清楚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是长寿的第一要诀。虽然身上都流着太宗皇帝的血,但是君臣之隔,有若天壤之别。赵仲璲心里一面是对自己强出头的悔恨,一面是对未来命运的忧惧,二者交杂在一起,全身都不由得微微地颤抖着。
他话说到这个份上,赵顼亦没有听不懂的。他斜靠在榻上,半睁双眼,静静地看着赵仲璲.半晌,方说道:“堂兄忠心可嘉,却是想左了一些事情。我家立国已久,人心早定,用不着什么商山四皓来示人心向背。且六哥位份早定,还有何人敢妄加觊觎?朕让堂兄代管宗正寺,是盼着堂兄以德治家,以正道服人。祖宗得此天下,是由天命德化,非是由权术算计。天命若在六哥这里,凭谁也夺不去;天命若不在六哥这里,费尽心机也守不住。朕用不着什么桑充国、程颐!”
“臣糊涂,臣糊涂!”赵仲璲忙不迭地叩头请罪。
“朕看堂兄不是糊涂,而是太明白了。”赵顼因身子虚弱,说话中气不足,语气却尖锐得象把利刃,“朕还没死,这大宋江山,作主的还是朕!堂兄莫要想得太远了。”
“官家……”
赵仲璲话未说完,便被赵顼打断,“这么些年来,堂兄每年四次,奔波于两京之间,祭祀祖宗,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也算是劳苦功高。但太忙了,看来也不是好事——朕想,宗正寺的事,堂兄暂时不要管了,还是好好读读圣人的书……”若非看在濮王赵宗晖的面子上,赵顼早就将赵仲璲赶到西外宗正司去了。
赵顼并不知道高太后亦是被人利用了。他不欲桑充国、程颐当赵佣的师傅,自然也有他的考虑。白水潭学院的势力越来越大,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朝中一股极庞大的势力。他不可能解散白水潭学院,皇帝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白水潭学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势力。但是,他却不愿意因桑、程为太子师,而助涨白水潭的声势。在赵顼看来,反而应当给其余的学院适当的扶持,以防止一家独大。所以,在最近几届殿试中,他都有意提升嵩阳、应天府书院的进士的名次,当然赵顼做得极巧妙,从未引起过注意——皇帝在二甲里面调换调换名次,是无伤大雅的事,若是一甲,则难免会有争议。
而另一方面,赵顼对桑充国的印象很一般。十余年前的事情,赵顼当然不可能老记在心上,桑充国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布衣而已。他甚至淡忘了是什么事情,然而在心里却留下了一个坏印象,这让他下意识地生出排斥的心理。至于程颐,皇帝了解甚少——他没有读过程颐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赵顼却记得程颐的哥哥程颢,他也并不是太喜欢程颢。更何况,“皇太后属意的人选”,这种传闻让赵顼感到极不舒服。
他宁可从馆阁中找几个饱学之士去做资善堂讲读。
“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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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当事人有什么想法。景城郡公赵仲璲的一份奏折,到底已经成为了离弦之箭,难收覆水。汹涌澎湃的暗流,仿佛找到了一道口子,哗地便喷射出来。皇太后的真正意愿,没有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赵仲璲的那份奏折,与那个逐渐传扬开来的流言。对于皇太后的这个“想法”,士林交相称誉,百官纷纷上表称许。在他们看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正是众望所归,皇太后的这番见识,更显出她一贯的贤明。虽然朝中也有人反对这道任命,比如常秩等人,便因为程颢曾经“背叛”王安石,兼以政治立场不同,性格迥异,平时便不太看程颐对眼,因而大加反对。但是,到底隔着桑充国这层关系——没有人愿意得罪桑充国,他毕竟是王安石的女婿,石越的妻兄,数以百计的中下层官员的山长,极有影响力的《汴京新闻》的总编——所以,常秩等人反对的理由,仅仅是程颐、桑充国皆为布衣。这样的理由显得过于无力,尤其是常秩本人即是以布衣受征召的。这让常秩等人的反对在道德上尤其不占优势。支持者由此而对常秩大加讥讽,让常秩狼狈不堪。白水潭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件事情上充分体现出来——在白水潭,依然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桑、程被荐为资善堂直讲,位份虽低,但却格外的荣誉。不仅仅是白水潭出身的官员对此大唱赞歌,朝中的百官,更是跨越派系纷争,纷纷上表支持,生怕落后了。从来人情都是爱锦上添花,许多纵使心里不以为然的人,或者心怀嫉妒的人,这时候亦都不免要违心要附和一下。
吊诡的是,虽然此事朝野称赞,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反对者,又有“皇太后的属意”,但皇帝却似乎一直病得厉害,连替皇太子选师傅这等大事,也搁置着迟迟没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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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这闹腾腾的朝局中,汴京东城之外的一个渡口边,两个老人对坐在一座简陋的草亭之中,以两杯浊酒,互道离别之情。三朝元老,太傅文彦博要从此地出发,离开这天下最繁华也是最纷扰的所在,去应天府怡养晚年。在城门之时,他便谢绝了前来送行的门生故吏、亲朋好友,但司马光坚执着要送他到渡口之前,文彦博却无法拒绝。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这一去,二人此生也许便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这既是生离,也是死别。而文彦博心里也有许多放不下的记挂,想在临行之前,托付给司马光。
“文公,便不能为天下稍忍片刻?!”几杯酒下肚,司马光亦忍不住抱怨起来。国事艰难至此,政局偏偏还动荡不安,朝中吕惠卿打而不倒,石越居心叵测;宫中皇帝重病,太子年幼,偏偏还有个贤王在那里虎视眈眈,更兼皇太后与皇帝母子猜疑,在这个当儿,司马光亦不免深感独木难支。偏偏文彦博居然在此时撂挑子不干了。他心里的这些苦闷,更能与何人说?
“君实,我是不得不走啊。”文彦博涩声苦笑着,“皇上是有为之主,我以老朽之身,久居枢府,于皇上而言,实乃是不得已。当初新官制推行,兵部权重,枢府若无老臣镇守,两府对掌大柄便成一句空话。其后军制改革,裁汰老弱,整编禁军——君实当知道,我开始是反对的,我担心兵骄已久,仓促为之,唯恐生变。但皇上与石子明辈锐意为之,让我居枢府,亦不过是愈借我的那点虚名,来镇压人心。我知圣意不可变,又恐由他人为之,激起兵变,于国家不利,这才勉为其难。不料这一做,竟做了十年。君实熟知国朝典故,想想国朝有几个臣子,能一掌密院十年之久的?”
他摇摇头,叹道:“如今军制改革大势已定,灵夏亦已收复,我在密院,对着一个西南夷叛乱束手无策,皇上口里不说,心里实是已有不满。我此时不走,难道要等将来被赶走么?朝中之事,以后便只能靠君实你了。”文彦博自知此去之后,也许此生再难回到汴京,司马光又是可以放心之人,因此竟毫无忌讳,将肺腑之言都说了出来。
司马光亦不由黯然。
却听文彦博又道:“我等想扳倒福建子,却到底还是小看他了。益州师久而无功,密院也理当有人负责,我有这个把柄在他手中,他便总有话说。如今我既然出外,平叛之将又是他一力推荐的,以后他便少了许多话说。我自请出外,亦是替他做个榜样……”
司马光微微点头,但想起此事,又不觉愤然,道:“若没有石子明给他出主意……”
“君实!”文彦博打了司马光的话,道:“若是果真王厚和慕容谦能平益州之乱,便让福建子多做几年宰相,也不要紧。我们要扳倒福建子,是认定有他在相位,益州局势便只会恶化,于国家不利。千万不要到最后,自己蒙了自己的双眼,将本末倒置。晚唐牛李党争,前车之鉴不远。便是我反对王厚、慕容谦之任命,亦是以为益州之乱,非徒用兵可定者。王、慕毕竟年轻,我怕他们为了取悦上司,急于成功,反害了国家。”
“文公说得极是。”司马光不觉郝然。
“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有党无党。君子之党,以社稷万民为重;小人之党,则一党之私为重。”
“文公以为,石子明是君子,还是小人?”司马光始终耿耿。
文彦博默然了好一会,方缓缓说道:“谓其小人则太过,谓其君子则不实。君实以后,亦要留心他。”
司马光叹息了一声。应付一个吕惠卿,他已经筋疲力尽,再加上一个敌友难分的石越,他实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他端起酒杯,轻抿了一口,抬眼注视文彦博,低声道:“凭我一人之力是不行了。如今朝中非止是益州之患,福建子之奸,石子明之难测。皇帝病重至此,难免有不讳之事,太子年幼,外头又一个贤王……我非有伊尹、诸葛之材,哪里撑得住这些许多事?”
文彦博直视司马光的双眼,淡淡道:“君实最忧心的,还是皇上母子相忌吧?”
“形迹已露。外间说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是承皇太后之意,我是将信将疑。但桑、程皆是正人,为资善堂直讲亦甚妥当,便不是皇太后之意,外间既然这么传言,按理皇上亦当顺水推舟允诺了。这方是母慈子孝之意。但皇上却久久不允……”
文彦博点了点头,“倘是母子无间,纵有一千个贤王,亦无能为也。”
“外人见着这般情形,亦不免生了疑忌,便会以为皇太后有他意。小人便由此而非份之心,想着定策之功。”司马光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西南局势变坏,波及到益州;或北边有异动,那便有了立长君的理由……”
因为皇帝一病,所有的事情,竟突然便交织在一起,让局势越发的恶劣起来。
文彦博低着头想了很久,这才说道:“益州败坏也罢、交钞出事也罢、北边异动也罢,倘真要人来收拾残局,朝野想的,首先一定会是石子明。他迟早会再入两府。依我之见,石子明圣眷未衰,皇上或者是想压一压,将他留给子孙,但果真出了大事,皇上还是会用他的。这些事情,是他的长处,朝中没人能胜得过他。我看石子明未必不想福建子下台,二人之间的矛盾亦不小,只是石子明向来能屈能伸……君实若将他逼到福建子一边,并非上策。如今真正要防的,是贤王和福建子,这都是关系到社稷的大事。于石子明,要导其向善,防其向向恶。”说到此处,文彦博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抬高声音,道:“君实,若不得已,便促王介甫出山罢!”
司马光不由一怔,望着文彦博。他知道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感情是极复杂的,在王安石为相之前,文彦博非常地欣赏王安石,推荐赞扬的事情,没少做过。但王安石为相之后,很快便将他赶到地方,一直到他罢相,他才得以重返中枢。司马光没有料到文彦博竟然能捐弃恩怨,要他促王安石复出。
他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那是一种欣慰的笑容。
“我已经给王介甫写信了。”司马光笑道。他与王安石,也曾经是莫逆之交,二人因为政见不同而关系破裂,但在司马光内心的深处,却始终认为,王安石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即使在关系最坏的熙宁初年,也始终相信对方的品格。若能够在十几年后,抛弃恩怨,再度携手共事,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他极期盼的。
文彦博亦是一怔。二人相顾一眼,不由得哈哈大笑。
如果司马光能促王安石复出,那不仅可以对付吕惠卿,而且也可以制衡朝中一切有着非份之想的人。尽管大家政见不同,但二人对王安石的品格,却都有绝对的信任。
“只要我在一日,天下之事,文公便可放心。”送着文彦博踏上座船,司马光抱拳慨声说道。
文彦博默默地看着几乎是形容枯槁的司马光,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担心,又是不舍,又是期盼,但最终,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去。但才走了一步,他便突然想起一事,转身道:“君实,蔡京此人不可信。”
“蔡京?”司马光没有明白文彦博的意思。
“我听说你在琼林苑大宴中,公开夸赞蔡京能干,理财治民,皆为上选。”文彦博道:“蔡京心术不正,君实要当心。石越门下良莠不齐,君实若要导其向善,须择心术品行较好者。蔡京此人,君实犹须慎之!”
“文公之言,我必当铭记于心。”司马光口里应道,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君实保重!”文彦博又凝视了司马光一眼,叹了口气,一抱拳,转身走进船舱,唤道:“开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