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孚终究没等到解放军任何答复，气得掀了桌子。

    吴佩孚倒真有调兵攻陕之心，但湘鄂局势日益恶化，根本不容其另生枝节。无奈之下，他只能从航空队抽调一架飞机支援刘镇华，又命齐燮元代总司令留长辛店处理北线事宜，令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南下，驻防郑州，以防备解放军攻豫。

    援湘直军，吴佩孚在七月初即派出四路，分别由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率领，并有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助战。但北伐军势如破竹，援军尚未进入湘境，湖南局势便急速恶化，连带湖北也危险起来。

    八月十五日，西北军自南口退败，而此时，北伐军正与直军在汨罗江大战。随即，北伐军突破直军汩罗江防线，相继攻占通城、岳州、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地点。直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入鄂省，向羊楼洞、赵李桥集中。直系鄂督陈嘉谟亲率第十三混成旅及二十五师改编之一团，开赴汀泗桥增援。

    湘鄂局势如此演变，吴佩孚根本无暇理会陕西的刘镇华。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吴佩孚给解放军发去电报的当日，他在保定接到李倬章等人急电，乞求直军主力火速南下，增援湘鄂。陈德麟、刘玉春部本来也是要南下援鄂，却因解放军意图不明，给调去了郑州。

    此时，北洋联军对西北军的追击仍在进行。直军王为蔚部十八日攻占宣化，奉鲁联军也相继赶至。十九日，直军入张家口，奉军则进占张垣，晋军克大同车站及怀仁，正进攻丰镇。奉军第九、第十两军亦沿铁路前进会师。收到解放军攻陕的消息，阎锡山担心晋西南有变，抽调大量部队回防山西，只留前方傅师卢等人的部队，继续与联军配合，猛攻平地泉。

    刘镇华倒没想到吴佩孚会给解放军发电报，但他也同样没想到，航空队派至西安的飞机居然只有一架。这架飞机由武汉飞来，绕西安飞了一圈,就顷刻东去,刘镇华见是这样，也没敢下令配合飞机突围。

    由于解放军作战顺利，势如破竹，谭根的飞行支队再遭冷落，没有出击的机会。这时听说西安有敌军飞机出现，立时电告吴安平，要求让飞行支队出击，将敌机击落或俘获。吴安平知道谭根心急，又知道并无危险，就答应了这个请求。

    第二天上午，当直军航空队的那一架飞机又出现在西安上空时，立时遭到谭根率领的飞行支队近二十架前锋战机的围攻。谭根辨认出那是一架亨氏机，性能与前锋战机相比远远不如，便想俘虏这架敌机，命令飞行支队尽可能拦截，非有必要不要直接攻击。

    敌机驾驶员拼命突围，却总无法突破飞行支队的拦截线，一旦使用机载机枪射击，前锋战机的机枪火力就同样嘶吼起来。敌机驾驶员见此情形，便猜到飞行支队的意图，不过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只能乖乖按照前锋战机驾驶员的指示，随飞行支队飞往西峰军用机场降落。

    西安上空这番变故，被许多镇嵩军士兵看在眼中，引起很大骚动，士气备受打击。

    其实刘镇华抽调三万镇嵩军时，西安城内的守军就发现了异常，只是内外信息断绝，并不知陕西局势已生剧变，所以不敢妄自出击。等西安上空出现解放军战机编队，镇嵩军全军骚动，再无心攻城，城内的李虎臣、杨虎城等西北军将领终于做出一致判断，西安城外情势已变，镇嵩军自顾不暇，已无力攻城了。

    这个还没有确认的消息，迅速传遍西安城，引起了守军及民众阵阵欢呼。

    杨虎城也松了一口气。现在每天城内都有几十人饿死，无论接下来要面对什么，应该都不会比这种处境再恶劣了。

    吴安平之所以不留在西峰，而随军开赴西安，其实有三个原因。

    第一，夏听白被关在本时空已有很长时日，后世或许已生变化，如果不准备将她一直留下，已到该送其返回的时间，但正因情愫已生，吴安平反担忧因此生变，一直迟迟拿不定主意。虽然夏听白没有提这件事，但吴安平却感觉不好面对她，这才要随军赴陕避上一避。

    第二，虽然对解放军有绝对信心，但攻陕之事关系重大，不身处其中，吴安平多少有些不安心，况且这样的事件，他要不亲身参与，未免也是遗憾。由于西安方面是主战场，也是此次攻陕重心所在，所以吴安平便随左纯庵、安柄朝一起，想见证解放军进驻这座皇城古都的历史性一刻。

    第三个原因便是杨虎城。吴安平对这位被后世誉为“千古功臣”的铁胆战将，有着强烈的企图心，希望能将之招揽进解放军阵营。这不单单是因为那一场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了解过杨虎城的生平经历，吴安平觉得他当真称得上一位奇人，一个英雄。

    杨虎城是蒲城甘北村人。

    1907年，其父杨怀福因仇杀和参加“哥老会”被县府抓捕，随后便被解押至西安。杨虎城得知这一消息，知道父亲凶多吉少，便只身赶到西安探狱。由于举目无亲，杨虎城只好住进蒲城会馆，一边打杂，一边在外打零工，自己忍饥挨饿，将饭菜省下，坚持每天给父亲送去。

    1908年，杨怀福被绞杀于西安。看着父亲尸骨未寒，杨虎城悲愤欲绝，他无法装敛父亲遗体，只好从蒲城会馆借出一辆独轮手推车，把父亲遗体安放车上，一路披星戴月，推着尸体在渭北平原黄土大道上艰难行走，跋涉百余公里，终于将父亲遗体送回了蒲城老家。那年，杨虎城十五岁。

    杨家贫寒至极，无钱为父亲买棺，又正值气候炎热，遗体急待下葬，这难倒了杨虎城。然而，虽麦收在即，乡邻忙于农活，却念及杨家寡母弱儿，十分同情，纷纷赶来帮钱帮忙。薄木轻棺，葬礼简单，但全村乡亲悉数出动，场面尤为壮观感人，这让杨虎城朦胧意识到，只有穷人才能互相理解苦难，互相帮助和支援。

    杨虎城这种想法得到很多乡邻认同，于是，由杨虎城等七户农民组成的一个互助组织就此成立，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正值辛亥**前夕，民生凋蔽，压迫空前，各种**思潮在民间得到传播繁衍，“孝义会”受此影响，很快演变成团结抗捐的农民组织。

    “孝义会”凡遇恶霸欺凌，敢作敢为，几次抗捐成功后，名声大噪，成员也越来越多。一年后中秋当天，十六岁的杨虎城被推为“孝义会”首领，他随即宣布改“孝义会”为“中秋会”，并定下了“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的宗旨。此后几年，在杨虎城领导下，“中秋会”越发壮大。

    二十一岁那年，有农户找杨虎城哭诉。东乡恶霸李桢仗其背后有军警撑腰，勾结县衙，包揽诉讼，还豢养打手帮地主收租逼债。他逼债轻则打骂，重则拆房，强夺民女，霸占田产。穷人见他，莫不屏息避躲，不敢高声。杨虎城听了情况，丢下一句话：“只有干掉李桢，别无办法”然后就出门去找结拜大哥李子高借枪。

    杨虎城借到一支骑兵步枪，新麦上市后的一天，他获得确切消息，李桢正在孙镇为一家粮店店主收债，便立即操枪直奔孙镇街上。他将枪藏在套裤，不慌不忙走进粮店，以送信为由进了柜房，看见炕上正躺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正是李桢。杨虎城一把从裤套里掏出枪来，对准李桢扣动了扳机，然后从容跨出粮店，在人们一片惊愕声中扬长而去。

    恶霸李桢被打死的消息迅速传遍渭北，穷人们拍手称快，官府则在惊恐不安中派出一批又一批爪牙穷追杨虎城。而杨虎城则同一帮青年农民串连到一起，组成一支农民抗暴武装，闯荡于同州、朝邑、合阳之间，劫富济贫，继而成为关中刀客的头领之一。

    其实，关中刀客既不是有着盖世武功的武士，也不是那些以打杀为业的武林好汉，他们是关中大地随处可见的庄稼汉、乡村秀才、乡间少年。他们行侠仗义、扶危解困、不求功名利禄，甚至不惜鲜血和生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正义和情义、血性和阳刚、骨气和精气、诚信和大气。

    杨虎城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一生做了三件事情：一是除掉李桢，二是西安围城，三是西安事变。这样一个归纳，恰好划分出了他从一个开始只知道为家族报仇的血性少年，到后来勇于为一方百姓担当的地方领袖，最终成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的民族英雄的三个阶段。

    在吴安平看来，杨虎城已经完成了从血性少年到地方领袖的转变，将来或许他仍将会成为民族英雄，但却绝对不会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原因。西安事变再不会发生了，有解放军在，小日本再没有可能席卷中国，不过中国却仍需要驱除列强，对外扩张，如果能成功招揽杨虎城，虽然没有了因“西安事变”而来的荣誉，但吴安平绝不介意给他另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