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局势变化如此之快，是关注解放军这股新生势力的人，所预料不到的。这些人中要以张之江、吴佩孚、阎锡山最为关注，其他军政势力虽也陆续得到一些消息，但注意力却完全在国民**军的北伐上。

    张之江、吴佩孚、阎锡山得到消息的渠道各有不同。张之江的消息来自榆林井岳秀，吴佩孚的消息来自汉中张耀枢，这两人面对解放军一降一死，但之前都向外传递了消息。阎锡山则是通过井岳秀和吴佩孚两人的通报，得知陕西局势骤变的。由井岳秀而知杨虎城，三人都直接或间接知道，西安已落入解放军控制。

    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之后，张之江便接任国民军总司令，代冯玉祥统率西北军。和冯玉祥利用基督教不同，他是真信基督，南口大战期间，每日都要祈祷上帝，让西北军早日获胜。待西北军战败，张之江又每日祈祷上帝，让冯玉祥早日回来，因为此时西北军的处境已恶劣到无以复加，凭他已无法挽回危局。

    本来西北是冯玉祥的老巢，其头牌大将鹿钟麟早在退出北京时就有安排，派出骁勇善战的孙良诚到甘肃督军刘郁芬处协作，替西北军经营后方。结果吴佩孚调动甘肃本土军阀张兆钾、孔繁锦夹攻刘郁芬，而张兆钾兵力竟远超预料，刘郁芬、孙良诚没抵挡多久，就一死一俘，西北军顿失甘肃后方。

    如果现在是张兆钾督军甘肃，那么即便其拥兵十万，也必不是西北军的对手，西北军撤到绥远后，完全可以督军西进，再由张兆钾手中夺回甘肃，然后利用甘肃人力、物力，迅速恢复西北军的实力。但很可惜，解放军突然冒了出来，并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击败张、孔联军，控制了甘肃大部。

    由马鸿宾的描述可以知道，这支军队攻破数万甘军防守的兰州，实际上只用了一天，由此可知它的强大，这已绝不是西北军残军所能对付了。屋漏偏遭连夜雨，本来除刘郁芬外，井岳秀也会是西北军的救命菩萨，有他护持，西北军或许会虽败不乱，保留大部生机以待重整，但还是这个解放军，竟三两下连井岳秀也收编了。

    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冯玉祥能从苏联讨来什么支援了，在张之江看来，甘陕已不可图。

    阎锡山之所以关注解放军，自然是因为陕西与山西相邻，解放军气势汹汹，晋军又将主力北移，他担心晋西南不稳。

    本来八月二十六日，晋军攻克平地泉后，阎锡山就想发电请奉鲁联军不必再进，西北军事晋军足以了之。但因为顾虑解放军，这封电报就没发出去，结果在绥远地盘的争夺中使晋军对奉鲁联军落了下风。

    奉系已任命了汤玉麟为热河都统、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民国三特区已占其二，自不愿放弃绥远。而阎锡山则有意任商震为绥远都统，以巩固晋北门户。双方谁也不愿退让，争夺自是十分激烈，但阎锡山心有挂虑，自不希望晋军一直在外，所以目前奉系占了上风，阎锡山可能不得不退让。

    吴佩孚比阎锡山更为担心解放军有敌意。此时湘鄂局势已经糜烂，直军正与**军在武汉鏖战，吴佩孚自恃长江为天险，对大局尚不绝望，但解放军如果在这时从后方捅他一刀，那就真的绝望了。

    本来广东**军，从孙中山在世时起，就致力于北伐军事，因为湖南梗阻，故北上之路未通。湘军唐生智部驱走省长赵恒惕后，由于吴佩孚坚决支持赵恒惕和叶开鑫，所以唐生智投靠了北伐军。北伐军支持唐生智北进，唐生智又借北伐军扩充势力，遂使湘鄂局势急速恶化起来。

    八月二十三日，吴佩孚由保定南下，二十四日抵郑州，途过郾城，先召开防务会议，严命河南直军不得向解放军挑衅。二十五日吴佩孚抵汉口大智车站，才下车便获悉一片败讯，前方藩篱尽撤，震怒之下，立即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

    这时汉口空气非常紧张，租界堆布了沙包，房租一天天飞涨，汽车、马车、洋车满戴箱箧像潮水般流入租界，尤其是有财有地位的人跑得最快。吴佩孚在军事会议上痛斥各路将领，并宣布以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总司令，并严令李倬章等收拢集岳州、平江、商域败退各军，坚守汀泗桥要隘。

    随后，吴佩孚亲率刘玉春和陈嘉谟抵达咸宁，而这时蒋介石亦统率**军抵达岳州。直军和**军在汀泗桥大战，吴佩孚亲临前线，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把守各要口，监视各军，遇有退缩官兵即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杀了退却的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不计其数，算是稍挽颓势。

    吴佩孚自己立于猛烈的炮火中，刘玉春紧紧地追随他。直军除大刀督战队而外，又有机枪督战队。这场大战真是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可说是北伐军讨吴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如果不是**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则吴佩孚的这一套战术肯定会奏效。战局稍稍稳定，吴佩孚率军回鲇鱼套，电令海军集中待命，并催援军火速开到武昌。

    在火车上的直军指挥部内，吴佩孚神情惨淡，自知难有胜算。有人密告，说汉阳不稳，刘佐龙通敌，吴佩孚并不相信。这时前线又传败讯，援军却迟迟不来，海军又不及调度。

    刘玉春也从前方败下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说：“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佩孚正据案草拟反攻命令，获知前线败讯，停笔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你仍回前方照料，我决定死在武昌了。”

    吴佩孚撕毁反攻计划，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不过，直军虽有大刀督战队和机枪督战队，可兵败如山倒，溃兵撤退就像打冲锋，挡也挡不住。贺胜桥失守后，前线距吴佩孚司令部已越来越近，溃退的士兵竟向火车开枪，打死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兵。见此情形，他忍痛接受了失败命运，不再阻挡退兵，下令设立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和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

    战火告一段落时，刘玉春满头大汗跑到吴佩孚的火车司令部，仍直挺挺跪下，流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这些败兵已经丧魂落魄，靠他们守最后一道防线是不济事的。”吴佩孚岸然说：“我绝不放弃武昌，吴子玉宁肯死在战场上也不要死在床上。”

    刘玉春慨然站起来挺胸大声说：“大帅不能死，刘玉春愿代大帅守武昌，刘玉春为大帅战死，死也瞑目。”吴佩孚猛然双泪夺眶而出，他提拔过不知多少封疆大吏，可是事到危急，竟无一人敢挺身任事，面前这名爱将本是一个无名之辈，却忠义薄天，他慨然说：“事情都坏在陈嘉谟手里，我不许他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

    武汉是中国的心脏，长江和汉水的交叉点，京汉和粤汉铁路的衔接处，华中水陆交通的要冲，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自古即为政略战略必争之地，左有鄱阳湖和洞庭湖，右有汉水和襄河，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盆地，适合守势的持久战。

    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而**军追击直军时被水淹阻滞，遂使直军能从容渡江北逃，一部分退入武昌城内。虽处劣势，但吴佩孚恃长江为天堑，对大局尚未完全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这是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

    吴佩孚有一怕一盼，怕横扫陕西的解放军趁机陈兵河南，使其腹背受敌，盼同为直系的孙传芳援军火速到来，如此湖北或有转机。

    吴安平自然也极为关注北伐战事，由于手头有后世的资料，虽然湘鄂消息时断时续，但他仍能判断出战局大致走向。目前，解放军六大巨头吴安平、左纯庵、余大成、余铁鹏、李章、安柄朝，都在广州待过一段时期，或多或少与北伐的国民**军有些亲近，在占据西安当日，就有人提出应通电全国，顺应北伐，加入到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来。

    其实，吴安平不是没有动心，但随即从绥远西北军处发出的通电，却让他包括左纯庵等人暂时打消了这个主意。

    冯玉祥八月十七日自莫斯科启程回国，二十九日已抵库伦，随即传出消息，其在莫斯科时，经徐谦介绍已加入国民党。在通电中，冯玉祥声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已于二十七日，接受国民军整体加入党籍，并委任其为西北军总制，暂以总制名义，统率西北军。

    如果这时解放军同样呼应广东**政府，极有可能要受冯玉祥节制，但解放军完成对甘陕的控制后，论势力实力均已是西北第一，反观冯部，自败于南口，在北洋追击下溃不成军，其实力已沦为二流，再无当初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的声势，若解放军反受其节制，让吴安平、左纯庵等人情何以堪。

    当然，解放军并非计较名义，更关键在于，若真受冯玉祥节制，为缓解西北军面临的危局，这位上司势必不甘困于绥远、宁夏，势必要向甘陕伸手。这无疑将打乱陇东集团及吴安平的计划，另外甘陕初定，西北军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退，冯玉祥这一插手，军政虽然无事，在民政上却不知会掀起多大风浪，两省政要到时倒向哪方还真不好说。

    这些问题不仅吴安平有顾虑，左纯庵、余大成、余铁鹏、李章、安柄朝五人也不愿将甘陕拱手送人，所以都暂时打消了响应北伐的念头，准备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打算。

    不过，由此倒让左纯庵等对广东**政府产生些怨气。就算解放军攻占陕西的消息还未扩散，在先前攻破兰州后，城内的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势必会将解放军崛起甘肃的消息传出，被两党高层知悉，现在已过近两月，**政府竟没派人过来联系，可见其当真不把解放军这样的新生势力放在眼中。

    其实这样的原因当然有，但更主要的是，广东**政府早与西北军互派了代表。西北军方面是李鸣钟、刘骥等人，而在广东**政府派驻西北军的代表中，则有蒋介石的义兄黄郛，还有被称为中国两个半军事家之一的杨杰，受这些人阻挠干扰，**政府并未表现出对解放军的重视。

    这时，在武汉吴佩孚的司令部中，却有一件事发生，正与吴安平相关。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但他却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他独尊。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传芳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他也有恩于孙传芳。当初孙传芳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没有他的支持，以孙传芳那一点点兵力，根本不可能怎能打得这样顺手。

    但孙传芳却不这么认为，所以吴佩孚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时，他也自封五省联帅，以示和吴佩孚鼎足而立。当初孙传芳在南京重拾“联省自治”旧调，正犯吴佩孚矢志统一之忌，而吴佩孚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并不赞成进攻广东，只冯玉祥在所必打，也让孙传芳耿耿于怀。

    两人的恩怨，各有各的算法，不过吴佩孚认为孙传芳尽管有自己的打算，但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何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传芳总不至于会挖他的墙脚。不料孙传芳虽因部下拥护吴佩孚，表面仍很恭敬，不敢公然背叛，事实上却按兵不动，坐视吴佩孚一败再败。

    见孙传芳援军渺无音讯，吴佩孚去电质问，孙传芳就以所部配备未曾就绪作答。苏浙人士纷纷对孙传芳说：“联帅好整以暇，却将朝夕不保的玉帅置于何地？”孙传芳微笑作答：“玉帅最好的一条路是下野，让出一条路yin*南军冲杀过来。我有一个比喻，绳子卷做一团，刀砍不断，拉长了一剪便断，这是消灭南军的一个妙计。”他便在南京做着这样的美梦。

    此时，蒋百里是吴佩孚的参谋长，他敬慕吴佩孚的风骨，吴佩孚尊敬他的学问，两人惺惺相惜。

    虽然蒋百里也从孙传芳那里讨不来援军，但得知解放军的总司令，就是他在北京见过的那个吴安平后，便对吴佩孚说：“我曾见过解放军这位统帅，当时交谈也算甚欢，玉帅既担心后方不稳，不如由我前往交涉一二，至不济也可知其打算，以供应对。另外，冯玉祥抵达库伦后，已宣布加入国民党，我看其必会响应北伐，以利西北军重起，若能说服解放军将之挡在甘陕之外，对战局也是一桩利处。”

    吴佩孚详细问过蒋百里与吴安平见面的经过，慨叹道：“看来不光是你走眼了。才一年时间，这人就已掌控甘陕，偏偏各大军政势力到现在还没有怎样注意他，可想而知，待其埋头甘陕，进一步增强实力后，必会将北中国的政局搅弄个天翻地覆，北洋有难了。”

    蒋百里笑道：“我看南方政府也未必能占便宜，他们不是已将冯玉祥任命为西北总制了吗？西北菁华地带，尽被解放军控制，冯玉祥凭其残军哪是对手，可见这是一个昏招。”

    吴佩孚并不认为蒋百里与吴安平的一面之缘，能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但蒋百里说得也有道理，至不济也能知道解放军的立场及打算，这将更方便他部署军力。于是，久等孙传芳援军不至的情况下，他同意蒋百里出行甘陕，以阻止北方同样陷入战火乱局。

    吴安平却不知道，蒋百里居然会在这当口来见自己，将陕西军政简单安排之后，他随即下令回师西峰，同行者不但有左纯庵第一军及六万陕军新兵，还有孙良诚、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井岳秀等人。吴新田也算个大人物，不过吴安平没打算招揽他，就由余大成暂时在汉中关押。

    对西安城内的国、共支部及其党员，吴安平的应对措施与在兰州一样，并未限制其活动。不过，原先协助西北军整顿军队的国共党员，在改编计划开展后，原有的军事体制已经瓦解，却是不能再如以前一样，试图对解放军施加影响了。

    现在，陇东集团及解放军看似如日中天，其实却另有可担忧之处。由于时日太短，缺乏积累及经验，吴安平支起的这摊基业，几乎每一条线都只是勉强支撑，既凌乱又毫无重点。这其实就是由d-7引擎带动的一辆战车，由于引擎功能实在强大，战车开得很猛，但实际上各个部件都不合格，组装也不够严密，只是被引擎拖拽着前行罢了。

    这样的体系是缺乏效率的，而且扛不住重击，一旦有变故，尤其是内部有变故发生，顷刻之间就会解体。

    吴安平对此也是深知，所以在解放军控制甘陕，足以保证内部建设不受外部时局干扰后，便决定暂时停止对外扩张，开始对陇东集团进行全面整顿，严密其体系，明确其重心，以进一步提高效率，加速甘陕全面崛起。到那时，他或许就能以一个小小的西北，撬动整个东北亚的局势，使之更利于民国。

    九月六日，吴安平抵达西峰。解放军暂时韬光隐晦，默默积蓄力量，以待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