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架r1侦察轰炸机及驾驶员下落不明，在目前深受苏联影响的西北军中，究竟会掀起什么波澜，吴安平并不知道，但海原空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五日，冯玉祥突然通电全国宣布北伐，而其第一个要讨伐的目标，赫然便是吴安平的甘陕势力。虽然冯玉祥誓师讨甘势在必然，但选在这时节发动，恐怕苏联顾问团也多少施加了一些压力。

    通电列举了吴安平十大罪状，其中大半经不起推敲，但有几条却很能迷惑人心。

    罪状，指责吴安平不顾甘陕贫瘠，肆无忌惮扩充军队，意图分裂西北。本来经过先前舆论热议，国人对西北分裂之说只是存疑，对吴安平并不曾群起围攻，但这次冯玉祥耍了一个小手段，在极力渲染西北贫瘠现状的同时，却坚定无疑地指出，解放军连守备部队及新兵在内，总兵力已超过三十万。

    冯玉祥的情报其实不太准确，如果算地方守备营及在训新兵，解放军总兵力实际已接近四十五万。但冯玉祥感觉自己已是尽可能多说，而且三十万部队已是民国数一数二的庞大规模，尤其对甘陕来说，这样规模的军队清亡后更从未出现过。

    国人在惊讶解放军强大的同时，不免给以寡击众的西北军许多同情，而稍加思索，许多人便恍悟冯玉祥隐藏的暗示：确实，以甘陕众所周知的贫瘠，如何养得起这样一支军队？这时，原本就质疑吴安平的人又跳出来抨击，历数西峰通电的内容，逐项质问《国民保障条例》中的内容，称哪来数十万吨粮食保障千万人口粮？以低薄的税赋如何支撑全民免费教育？

    这些抨击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鲁迅一篇《吴大都督的“福利”》，文中极尽嘲讽之能事，但每一句又都说到了点。事实当然与国人认为的不一样，但吴安平却无力反驳，因为抹去d7引擎的存在，他根本无法解释为何能无中生有，在西北富民、扩军两不误。

    吴安平是不是说空话，甘陕民众自然最清楚。在这件事，兰州及西安的所有报刊，无论自身何种政治倾向，都以详实的例证列举甘陕可喜的变化，群起声援吴安平及西北临时政府。但有问题的是，连他们也说不明白，以甘陕的贫瘠是如何支撑着这样的体系，这一点被目光敏锐的人点破后，这些声援便显得有些虚弱苍白。

    第二条罪状，是指责吴安平独裁。冯玉祥倒没有煽风点火，而是将甘陕政体的架构形式径直披露了出来，但这正击中当前国人崇尚共和的软肋，吴安平不可避免遭受无数抨击，终与张作霖并称为“共和中国之两大毒瘤”。至于吴佩孚和孙传芳，原本也该名列其中，只是两人势力破灭在即，再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条罪状吴安平同样无法反驳。辛亥革命后，历经讨袁、护法等无数运动，共和观念在民国可谓深入人心，由于过去的集权者基本没干什么好事，“独裁”一词在国人心目中，就径直与“反动”联系在一起，任何当权者只要具备这样的特征，都难免招来铺天盖地的指责。

    吴安平不可能在西北搞什么共和，所以只好沉默，但在许多国人看来，沉默即是心虚。

    第三条罪状也值得一说。冯玉祥指责吴安平肆意侵夺百姓财产，任意羁押甚至处决异见者，为证明此事真实可信，他公布了一份受害者名单。吴安平检查这份名单，发现还真确有其事，只不过其中九成是历次清洗的对象，还有一成是《西北土地法案》公布后，没将《除罪令》放在眼中，进而遭到打击的地主恶霸。

    遭到清洗的赃官劣绅不必多说，但正与苏联及合作的冯玉祥，竟将恶霸地主也列名其中，这就有些耐人寻味。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领导的农会组织，在各地尤其是两湖发展尤为蓬勃，但因准备不足，大量流氓无产者被吸收进来，由此使运动失去控制，对开明地主及富农阶层造成极大冲击，打砸抢掠杀时有发生。

    《西北土地法案》同样有土地革命的色彩，但相对要温和得多，是一项以城市化、工业化为导向，以政府赎买、劳力迁移为手段，兼顾散田还林及区块垦殖的系统工程。虽然对视《除罪令》为无物的恶霸型地主，仍不免镇压，没收其大部家财田产，但基本能做到有理有度，而且由于此事是由而下推行，可控性很强，可以说秩序井然。

    这些情况冯玉祥不可能不知，但他仍拿甘陕说事，显然是想激起民国层社会和甘陕周边势力，对吴安平及解放军的仇恨和恐惧。要反驳这一谬误，吴安平自说自话没用，他准备过段时间，邀请各大报社到甘陕实地访察，在消除误解的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其实这些都是后话，吴安平最关注的，还是西北军的军事行动。

    冯玉祥的讨吴通电是在中午发表，但西北军各部却是在十二月五日拂晓发动的进攻，比通电时间实际早六七个小时。

    为方便指挥，冯玉祥调整编制，将在宁夏的军队分为了七路军。第一路军是方振武部；第二路军是马鸿逵部；第三路军是韩复渠部；第四路军是石三部；第五路军是刘汝明部；第六路军是孙连仲部；第七路军是门致中部。除此外，还有直属部队，鹿仲麟、宋哲元及其下的邓宝珊、佟麟阁、程希闲、郑大章等师旅都在其中。李鸣钟及蒋鸿遇部则居留绥远后方。

    西北军收编宁夏军后，总兵力已近十二万人，除去驻守绥远的一万多人，宁夏境内就有十万大军，包括十多个师及几个独立旅。各师旅的实力，本以马鸿逵、韩复渠、石三所部最为完整，但由于冯玉祥倾向明显，西北军重整后，鹿仲麟、宋哲元、刘汝明、孙连仲各部反后来居，实力超过这三人一头。

    十一月底，冯玉祥将总司令部迁入银川，并在中卫设立前敌指挥部，任命宋哲元为前敌总指挥，统辖西北军各部讨甘。十二月五日拂晓，第四路军韩复渠部、第五路军刘汝明部、第六路军孙连仲部、第七路军门致中部及各独立师旅，在黄河中卫、中宁段大举南渡。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只用四个小时，五万多西北军便跨越黄河进到南岸。

    随即，北岸方振武、马鸿逵、石三三路军，便与南岸门致中部，沿黄河两岸迅速向南推进，而刘汝明、孙连仲等部则径直南下同心，对平川、靖远至海原一线的解放军阵地，发动了极为猛烈的进攻。

    这些地方属于莫魁斗第七师及尚纪元独立师的交联防区，由于防线长达几十公里，只能派小股部队做重点防卫，各处兵力不多，莫魁斗、尚纪元见西北军来势汹汹，便下令各营连后撤，并集中兵力在靖远以东、海原以西阻敌，以保持白银、固原一线的交通。

    命令下达后，位置突前的第七师、独立师各营连，纷纷撤离驻守阵地，集中到打拉池、高崖、李旺、关桥堡等重点防卫区。由于解放军机动能力更强，后撤又很即时，除与西北军一些骑兵部队有零星交火，各处都未有激烈战事发生。

    西北军第六路军孙连仲部，下辖程心明第十八师和吉鸿昌第十九师两个新编师，半骑半步，作为南岸西北军的左翼，率先进入同心城。其实，同心城仍属马鸿宾管辖，虽然在尚纪元攻占海原时，他主动将宁夏军从同心城撤出，但解放军并没有进驻。

    这里虽有段时间没有驻军，但县公署等都还在正常远转，而且正因为没有驻军，并受到固原、海原经济活跃的影响，这里各族百姓的日子，反比先前要宽松红火的多。但在这一天，同心百姓看到一队队荷枪实弹、骑马挎刀的士兵进入城内，曾饱受战乱之苦的他们，也等不及搞清是哪里的军队，便和任何一次躲避兵祸一样，用最快的速度关门闭窗，藏得严严实实。

    孙连仲率部进入城内，看到家家关门闭户，只有几只瘦狗夹着尾巴，躲在街头巷尾瞪着惊恐的狗眼，注视着这些背枪拉马的陌生人。虽然西北军也算军纪严明，但现在已是初冬，

    县署的房屋安排不开，总不能让士兵露宿，于是便由县知事及公署人员带领，挨家挨户敲起百姓的家门。

    应该说，整个过程还是很好的。虽然百姓们畏惧，不得不安排士兵借住，但期间并没发生什么不快，士兵们还是很守规矩。于是，家家户户又开了门，到晚饭时节，各家房顶、窑顶都冒出了乳白色的炊烟。但到第二日一早，事情却陡然发生变化，同心城内接连发生几起严重冲突，一些百姓竟喊出了“不如投奔解放军”之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