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章一些变化（1）

    起出内加尔湖藏金后，西北拥有的黄金便接近四千吨。

    如果西北施行金本位制，按照一比一发行纸币，那么四千吨黄金代表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十一亿英镑，二十六亿美元，五十三亿日元。按现在的汇率换算，也差不多是五十多亿银元。虽然庞大，但算起来也只是西北几年的资金净流入量，似乎不该多高兴，但实际上不能这么比较，有这四千吨黄金做准备金，其实足以支撑上千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日本现在是实行金本位制的，一日元含金量为零点七五克，现在日本经济总量大概在两百亿美元上下，二十年前日本实行金本位制时，黄金储量还不到两百吨。由此看，如果不考虑实际生产力，而单纯以黄金货币衡量，其实西北的财富已只在英、美两国之下，只有这两国的黄金存量超过一万吨。

    当然，黄金只代表纸面的财富，并不能代表国力，甚至也不能代表实际财富，但拥有巨量的黄金，在当前各国货币普遍施行金块本位制、金币本位制、金汇本位制等金本位制的前提下，只要利用好，无疑能迅速推动实际财富的增殖，进而大幅度提升国力。

    但是，吴安平并不打算施行金本位制。

    金本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由于货币价值的相对稳定，还是能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不过，正因为专门了解了金本位制从诞生到消亡的整个历史，吴安平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由于经济危机横扫世界，为鼓励出口，各国争相将货币贬值，导致金本位制终于崩溃，直到二战后才重新确立。

    吴安平再有本事，也无法与这样的历史大势对抗，明知金本位制即将暂时崩溃，他如何肯这时去插一脚浑水？而且，西北即便在这两年发展很大，也无法满足数千万民众的所有需求，而且暂时陇东集团生产也主要是供应西北所需，并不打算靠贸易盈利，贸易管制肯定会放开，西北也绝对会处于逆差地位，如果实施金本位制，将不可避免会带来黄金资产的流失。

    现在没挖掘和捞取的黄金宝藏，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就算吴安平不去英美两国盗取黄金储备，想来用不多久，西北的黄金储量也能过万吨，不逊于英国和美国。这或许可以弥补黄金的流失，但问题是，黄金资产即便再过一百年，也是一国最重要最核心的储备，他觉得就算西北保有再多黄金，如非必要，还是紧紧攥着为好。

    吴安平倾向于在西北施行信用货币制，也就是所谓的“法币”，其实现在通过西北建设银行发行的银元券，就是一种法币，因为西北和民国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没有人怀疑吴安平是否有足够的本金兑换。其实，吴安平还真没有足够银元兑换，但西北充足的物资供应，已保证银行券不会贬值。说到底，这些银元券就是一种生产力货币。

    发行法币，黄金并非没有用处，只要宣布发行银行必须储备一定比例的黄金，就能对法币构成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提振民众对法币的信心。后世的欧元就是这样做，虽然欧盟内部问题重重，但在多数人眼中，有黄金储备支撑的欧元，其货币价值要比肆意印刷的美元大，而这也是欧元一直升值的一个原因。

    暂时来说，吴安平不会太关注出口问题，而是要准备培养出大批的中产阶级，使用各种手段来提振内需，以刺激工业生产。这方面的办法很多，尤其在这个年代，只要增发消费券以变相提高工资，然后强制消费并不断替换供应清单，就能达到刺激生产和提振内需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变相发钱，但钱对吴安平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不藏富于民还要它干什么？

    结束贝加尔湖之行后，吴安平一面和夏听白在后世的大洋深处到处搜索沉船宝藏，一面就琢磨起货币改制的问题来。由于黄金暂时已足够用，所以探宝其实成为他和夏听白的两人探险或旅游，每天只抽出一两个小时就行，不再整日奔波于各地，也不会长时间在海底停留。

    不过只要连续进行，该有的收获还是不会错过，目标水域再大，也总能探测完的一刻。

    这样一来，吴安平在西峰的时间就多起来。他召集戚远山、姬奠川及从欧洲来的几位银行业专家，参考后世的方案资料和历史趋势，开始细致讨论如何发行法币的相关问题。这需要成立一家储备银行，将银行券的发行权从西北建设银行和西北工商银行收回，并确定采用哪种印制技术，和具体需要建立多大的黄金储备。

    黄金的事吴安平已经和戚远山、姬奠川做了说明，当然数量和来历都有所隐瞒，而只是含糊说发现了一个宝藏，其中正有大量黄金。这大量具体是多少，也没交代清楚，要看需要多少，他才会露出口风。戚远山见怪不怪，姬奠川就算惊疑，也不好向吴安平追问，这件事就这么在小圈子传开，一些人陆续知道吴安平财力大增，都不免为之高兴。

    为储存数千吨黄金，还有打捞起来的巨量珍贵宝物，吴安平又临时挖掘出几个秘库，从西峰储备库将之转移了进去。接下来，他准备在新疆建立一系列新城市，其中一个会是西北的金融中心，到时建好地下金库群，再将黄金及宝物移入。西峰并不是不好，但这种规划将能促进人们主动向新疆迁移，单靠行政命令不是不行，但多少不太合适。

    夏听白除和吴安平每隔一日就进行一次探宝活动外，其他时间仍是在组织设备及物资采购，以朝八十年前的西北输运。不过，由于前阵在印度南部的额外收入，使得西北的粮食储量陡然倍增，只要罗家明那里的输入量不减，就足以额外支撑数百万人半年的消耗，所以夏听白暂停采购粮食，而是把这部分额度用在了棉花、大豆及作物种子上。

    对机械设备的定制也有些变化，暂时集中到了工业机床及锻压机、液压机、水压机等大型设备，还有水泥、钢铁、电力、石化等重工业设备及机械上。另外就是特定型号的农业机械、机动车辆等的核心配件定制量特别大，这是吴安平特意交待的。北方重工如果全靠自产，短期内难以满足西北所需，所以必须再建设几个组装工厂，这样出货量就能骤增十倍。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就在货币改制刚刚有些眉目，在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之时，一个吴安平很想见却又不愿在这时见的人，突然来到了西峰。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叫李大钊。

    李大钊早已收到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的联名电报，但却一直没拿定主意要到西北来。对西北之行，他个人的意愿不说，共产国际方面就争论的很厉害。虽然由于吴安平对斯大林的攻击，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与其和解的建议，但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提出，应该让李大钊走这一遭，声称只有了解敌人，才能解决敌人。

    持发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大**的情势已经很危险，这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上，而不应该旁生枝节，将力量再分散到西北。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在共产国际这两种观点都没占据上风，李大钊自己也正忧心中共当前的处境，虽然刘伯坚三人后来又发了两封电报催促，但他赴西北的意愿始终没有很强烈。

    但李大钊最终决定到西北来，还偏偏是因为局势越来越恶化，国民政府内部暗流汹涌，他想试试能否从西北找到出路。共产国际还是没有统一意愿，但因为李大钊这次很坚持，也只得默认。在李大钊看来，要将大**重新拉回正途，最好的办法就是促成吴安平和苏联和解，并促成西北加入国民政府，然后与中共联合，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或重新平衡。

    其实这段时间西北的边界封锁很严，军队大整编和陇东集团大招工正在进行，整个西北也在为明年的建设热火朝天做准备，所以并不愿放松边界，为居心叵测的人混入西北提供便利。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等准备工作完成的差不多，还要从外省引进灾民，对周边势力来说，这是两便的事情。

    得知李大钊经绥远入境，吴安平诧异之余，不免要和蒋百里、左纯庵等人分析其目的。没人相信这位中共创始人，此行只是单纯为应刘伯坚三人的电召。

    此时，李章已到兰州去，余大成、余铁鹏、安柄朝乃至尚纪元、萨都刺等人，春节期间曾回西峰解放军总部述职，但春节刚过就匆忙返回驻地，也不在西峰。不过，这次参与讨论的倒不只是吴安平三人，在西峰学习西北军政的冯玉祥和正准确与余大成、安柄朝交接防区的杨虎城，也被邀请了进来。于右任春节前便离开西北到武汉去了，不然也可能会邀请他。

    对共产党员的软禁早已经解除，但是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仍然没离开陇东饭店，一直在那里白吃白住，废寝忘食地研究那些新奇的理论资料。他们并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而是由宣侠父和刘伯坚出面，对解禁后的二百多党员做了妥善安排，才又专心窝在跨院里，吃着定点送来的丰盛伙食，喝着提神的浓咖啡，然后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

    吴安平在招待上没有吝啬，在陇东饭店的账上留足了钱，吩咐曲振山一定要精心安排。各种供应即便不是最好的，曲振山也决不敢不当回事，饮食更是变着花样来，各种菜系的招牌菜轮番来做，营养搭配的很好。但这样丰盛的饮食，似乎也不养人，刘伯坚三人非但没有变胖，反而更消瘦了下来，眼睛时常血丝密布，又顾不上理发刮胡子，乍一看竟憔悴得吓人。

    中间吴安平倒是来过一回，聊了半个小时就又走了。倒不是不愿多待，而是这三人因是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在不知是该谢他还是怨他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和他讨论遇到的疑难，可惜的是，吴安平最多是知其然，也没时间去研究其所以然，期间断然下过几次结论，随即遭到三人轮番诘问，他水平有限应付不过来，不得不匆忙离开。

    参与讨论的五人中，冯玉祥与李大钊熟识，但正因为熟识，他反而无法判断李大钊此来，到底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某种使命。不过，有一点五个人倒是有共识，李大钊此次西来，绝对与当前国共之间愈趋紧张的情势有关，仔细梳理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猜出其来意。

    一九二七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按公历说现在刚过去三个多月，民国南北局势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波澜诡谲，变化之剧烈，就连身在局中的人，或许也将看个膛目结舌，不知道其从何来，其将何至。

    其中一些变化和西北有关。

    张作霖派出的专使在西北和山西商定协议之时就已来到西峰，待两个大通电发出之后，立即请见解放军高层，代表奉系向西北表达了善意，并就北中国局势提出了自己看法。当时出面接见的是蒋百里，他回应了奉系的善意，并转述了吴安平的两个要求，一个事关整个绥远的控制权，另一个与兴办工厂和移民有关。

    民国这时的行政区划和新中国有很大不同，这时是没有内蒙古这个省份的，大家的所说的内蒙，只是相对外蒙而言的蒙古族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后来的内蒙古现在主要分散在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省的辖区。归绥，也就是后来的呼和浩特，这时是绥远的首府，现被奉军控制，解放军其实最远只能影响到包头一线。

    南口大战之后，张作霖和阎锡山就没有把绥远问题解决，虽说名义上绥远归晋军控制，但事实上奉军一直占据着绥远北部。日本所谓的“满蒙问题”，其中的“蒙”其实就是指这一区域。吴安平特意向张作霖索要归绥，其实是故意为难奉系，他并不想在这时就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也不想与奉系达成明确的协议，归绥的归属就是为日后动兵特意留的借口。

    移民之事倒无需多说，只是这是和救灾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年民国南北战成一团，这只是人祸，天灾其实也不少。一九二五年，云南两次大地震，冀粤桂等六省虫灾，四川饥歉及疫病流行，黄河南岸决堤，灾民动辄百万，死伤无数；又一年，山东、安徽大水，绥远干旱，同样大灾连连；甘陕其实也是气候反常，旱灾、雹灾都有发生，只是因保障及时物资充裕，才没多大损害。

    这些灾民刚过大灾又来大灾，再加上遍地战火，虽有一些慈善机构救济和政府救助，但杯水车薪，根本谈不上安置妥当，成为国内难民、流民，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为数众多，日有死伤。南方现在鞭长莫及，但吴安平想和奉系在这个问题上做好沟通，将北方灾民逐步引入西北，充实绥远、新疆、宁青等地。

    开办工厂则是对北中国工业的提前布局，也是另一种的救灾手段。能提前介入，就能在驱逐北洋之后，立即有一个工业及经济基础。另外，海军是日后要大力发展的军种，但这并非朝夕可成，现在西北没有出海口，想提前准备都无法进行，如果能天津及山东开办属于西北的造船厂，同时发展远洋捕捞及远洋运输，也是一个曲线建设海军的计划。

    开办工厂和向西北安置灾民这两件事，在奉系专使通报张作霖后，这位安国军大帅答应的很痛快，但移交绥远北部控制权的事，他虽然声明奉军对绥远绝无占据之意，但却将时间向后拖延，说是等安国军击败**军，那时再将归绥移交解放军控制不迟。这位大帅也提到了日本人的因素，并称正是这个问题不好处理，才不得不延后解决绥远问题。

    这其实正和吴安平心意，但他没有让蒋百里和奉系专使签署什么协定，也没有发表什么联合通电，而只是口头达成默契。这样做的理由也好找，吴安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是只有等到完全解决绥远问题，才会考虑签署协议，实现北方的长治久安。

    张作霖也不好说什么，其实只要吴安平答应不插手安国军和**军的战事，他就已经心满意足，这样其实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那就是阎锡山的晋军同样也不敢再转头国民政府，就算其不参加对**军作战，也是减轻了奉军背后的压力。张作霖可是早知道阎锡山有响应北伐之意，解放军现在算是镇住西北，使晋军根本不敢轻动。

    当然，就算真签署协定，张作霖都不会深信，现在只是口头上一说，奉军和解放军又没有互信的基础，他当然还是会防备吴安平背后捅刀子，所以察其言观其行，他还要试探试探，挺进河南将会是一步好棋。另外，吴安平既然有意到奉系势力范围开办工厂，也多少说明一点诚意，条件好说，可以比日本人还优惠，只要他来，办得越多越好，牵制自然也就越大。

    吴安平大概能料到张作霖的打算，因为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情，不用费脑子琢磨，但他有他的打算，只要西北的势力渗入北方诸省，枪杆子硬、钱袋子沉、生财有道，就凭这三样就能将奉军瓦解掉。蒋介石的“银弹”战术用得最好，但吴安平既有“金弹”又刀把子硬，没理由输给蒋介石的。

    但是，从张作霖的回复看，不管他诚意如何，但已经透露出他对日本人的不耐烦和厌恶，这倒让吴安平犹豫着，是应该加把火，还是最好暂时不要理会，留到最后再一起收拾。蒋百里的意思是，既然很有把握，那不妨留到日后算总账，如果这时趁风添火，很可能会有意外的变化发生，那反倒是麻烦。吴安平想了想，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