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章谁都得晕（8）

    不过接杨开慧到西峰的事，却不是吴安平首先想到的，而是在与李大钊会面后的第二日，他在和夏听白进行例行的海底寻宝之旅时，提到了在上海、武汉对国民党的布局，由此引发夏听白联想，从而提出了这一建议。又受此启发，吴安平才想到要提前在井冈山布局，借以对朱毛红军施加影响。

    但是，夏听白有这样的建议，却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主要受她自己对杨开慧的同情及敬仰之情影响。

    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杨开慧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在她身上，几乎汇聚着这时代女性的所有优秀品质，充满着闪光点，但命运却偏偏给她开了最大的玩笑，就在她和毛择东的情感出现危机的同时，却依然满怀着对爱情和信仰的坚贞，从容走上了刑场。

    应该说，毛择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是真挚的，也是纯粹的，他们之间的情感危机其实与情感无关，而在于家庭和事业、生活和**的某种冲突。在杨开慧生育毛岸青之后，此时的毛择东上有岳母，下有幼子，妻贤子乖，家庭幸福，但是，他身体中流淌的那种躁动不安的**血液，却使他很快就厌烦了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枯躁生活。

    也许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注定不可能过一种平凡人的生活。而杨开慧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孩子，同样渐渐失去自我，婚前的浪漫和**豪情，尽随老人和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她放下身段做好了贤妻良母这一角色，但却无法避免对外面轰轰烈烈**怀有向往，有时候这自然会带来报怨和不满。

    一些事，内情究竟如何，局外人谁也说不清楚。，但事实是，就在杨开慧被杀害前，她仍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早日成功。”而当时，毛择东和贺子珍却已结婚两年有余。后来，当毛泽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曾痛彻心肝，说自己“百身莫赎”。或许，这才是他悔恨交加的内心的真实写照。

    由于已涉足民国，夏听白自然对自己的钦敬的历史人物多方细查，加深不少了解，所以她可以将杨开慧的故事详细讲给吴安平听，并淌着眼泪问道：“我愿如杨开慧爱毛择东那样爱你，但你能一样这般爱我吗？”

    吴安平虽知道她想要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在那一刻却反而茫然了。他也在想，如果自己还是原来的吴安平，那在民国的现实中，如果还会有一个洛夫娜这样的人物出现，他还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吗？

    幸好夏听白没有留意吴安平的反应，问过之后，便背诵起一首《蝶恋花》的词：“你失骄杨她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她让吴安平以他还算标准的小楷，将这首词录下，并叮嘱一定要在接走杨开慧后，将之送到井冈山上的毛择东手中。

    吴安平没听过这首词，自然也不知道夏听白改动了其中两个字，但他自然要问这写的是什么意思，夏听白想了想道：“这首词是毛择东后来写的，要说这时出现能表达什么意思，我自己其实也搞不清楚，但或许可以这样想，这算是对他的一种质问，问他是否非等到这样的情形出现，才想起百身莫赎，才想起悔恨交加。”

    吴安平觉得不太切题，但既然夏听白坚持，他也没有反对，不过为交待好这件事，他还是写了一封短信：

    “润之兄惠鉴：日前守常先生曾叮嘱，兄受贵党委派正在进行武装起义之行动，暂无法妥善安置亲人，为恐其受军阀杀害，命弟将尊兄家人俱接来西峰。时恰有弟之部属往经长沙，遂命其依守常先生指令行事。大小俱安，请勿念为要。若尊兄境况稳定，当遣人护送开慧与兄相聚，共致**。西峰条件较上海不差，岸英三人及杨母会安排专人照顾，更无须挂念。吴安平敬启”

    本来他是打算写到“请勿念为要”就结束的，但夏听白看后，却要求再加上后来几句。吴安平加上后，便听夏听白坚定地表态道：“我立志要挽救杨开慧的命运，这非但包括她的性命，还包括她的爱情。”或许她认为，解除杨开慧的后顾之忧，并将之送至毛择东身边，贺子珍之事便不会发生。

    吴安平不置可否，就这样将信封好。信上并没有标注日期，这倒不是他大意疏漏，而是现在还不知具体能接杨开慧离开长沙的时间，若早早写上，日期反在接走杨开慧之前，那反倒显得处心积虑，还不如就这样空着为好。

    这时，夏听白突然笑道：“如果把杨开慧接来，我却是要叫她姐姐的，我自然愿意与这样的人物亲近接触，只是不知道，到时你要怎样称呼，是同我一样叫‘开慧姐’，还是随信上‘润之兄’的称呼，你称她为嫂？想想都有趣”

    吴安平还真认真想了想，回答道：“你既然有那样的志向，我就同样称呼她做‘姐姐’吧。有我这样一个弟弟撑腰，想必没什么人敢欺负这位‘开慧姐姐’”他倒有这个自信。

    夏听白又设想了许多有趣的场景，刚开始吴安平还听了一些，但随后就不由自主陷入遐想。他在想，就算毛太祖再雄才伟略，若先是察觉井冈山有西北插了一脚，随后再收到自己向其报家人平安的信，最后又发现自己居然成了他‘妻弟’，不知会有怎样的反应？

    这时，夏听白突然惊叫道：“差点忘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毛择东的妹妹毛泽建在明年夏天也会被捕，随后便遭到了杀害。安平，回去仔细看看资料，一定要记得及时搭救啊”

    吴安平哑然，他心中暗叹：毛太祖啊毛太祖，这下你恐怕当真要云山雾罩一段时间了。

    这些事离发生还有几个月，只要安排妥当，也不必时时在意。吴安平这时最在意的是，反倒是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的行动能否奏效。

    武汉方面不一样，汪精卫的党内声望虽足以同蒋介石抗衡，但缺乏强有力的军事依托和足够的财源，要说服他其实不难。而蒋介石既有嫡系的军队，又与江浙财阀关系匪浅，想使之转变思想，这把握自然要小许多。至于其他人，如吴稚晖、张静江，暂时来说，吴安平不准备与他们打交道，但除蒋介石外，他仍选定了另一个突破口，这个人便是蔡元培。

    蒋介石和蔡元培都是国民党右派，也是国民党中最杰出的人物，他们虽然不是一个类型的人，但在清党分共一事上，却有着同样一种共识。他们都认为，共产党的壮大已威胁到国民党的生存，若不断然处置，党权及政权都将被其篡夺。这其实不算多虑，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建立的联盟，在话语权上，早已全面压倒了国民党右派。

    在给蒋介石和蔡元培的信中，吴安平描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参考国共两党间的合作方式，基本可以断定，所谓的“清党”其实根本清不干净，如执意推动，有可能对国民党造成的损伤，甚至远比对共产党还要大。

    共产党拥有五万多党员，国民党的党员则有六七十万，与国民政府刚成立时相比，两党的发展其实都很迅猛。只是为促成与苏联、中共的联合，当初孙中山却是答应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共产党员是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所以，除了那些摆上台面的中共要员，要在国民党内分辨出哪个是国民党员，哪个又是共产党员，这个是很难办到的。

    事实上，“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发动的清党运动，虽然确实给共产党造成很大损失，但自身的损失其实更为巨大。仅过了一年，国民党党员人数便锐减到了二十万出头，这消失的四十万党员，很大部分都是被国民党自己杀害了。

    按史料记载，国民党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如后来的马日事变，湖南农民被杀害者数万，而其中中共党员仅有几百人，被右派军队屠杀的国民党员却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杀了个干净。

    吴安平向蒋介石和蔡元培指出，国共合作期间，两党的基层干部、党员关系密切，而且双方主张并无太大分歧，是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的战友。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清党分共”，岂能在国民党左派和下层党员间得到认可？这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岂是凭你们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

    他说很明白，像你们那样清党，必然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受到致命破坏，或许会造成北伐前后国民党在各省建立的县乡基层组织的全面瓦解。而这一重大政策的失误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必然将导致国民党由盛转衰，使其在国内的政治竞争中，全面落败。所有提议清党，尤其是以这种方式清党的人，都将是国民党的罪人，死后也必无颜见孙中山英灵于地下。

    吴安平已嘲弄的口吻道：“我得提醒你们，国民党的政治对手并非只有共产党，在西北还有一个新民党。而且，无论军队、经济、工业、农业等各领域的实力，西北政府都全面超过国民政府，你们若愿意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作为新民党党魁，我自然乐见少一个对手。之所以提醒你们，是因为很幸运你们居然也是中国人，否则求之不得，才懒得理会”

    他同样嘲讽地道：“听说此次清共，贵党有人发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豪言？若真如此，真不知此人究竟已愚蠢及无知到何等地步，才能满目狰狞喊出这样自杀式的口号。诸位若知此言出自谁口，恳请来信告知，以让我见识一番，使好奇心稍微满足。我猜测，此人或许正是共党分子，贵党若还有些人才，当先杀之而后快”

    其实，这时还没人喊出这样的口号。历史资料显示，这句话是“七?一五”政变时，汪精卫在紧急动员会上首先说的，但吴安平相信，存有这种心思的，绝不只有后来的汪精卫，蒋介石这边虽然暂时没人这么说，但也不缺少“宁杀过无错过”的急先锋。现在连“四?一二”政变都还没发生，他这样说，只算是一种提醒和警告。

    吴安平提到“以这种方式清党”，其中“这种方式”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他在信中没有点明，却让人给蒋介石和蔡元培都带了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赫然有蒋介石与虞洽卿几次接触、虞洽卿和其他买办及外国银行几次会商、蒋介石与新桂系几次密议等诸多谈话内容，另有还有涉及的相关一系列协议的明确条款内容。更恐怖的是，吴安平竟将最近一段时间，蔡元培在上海所主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系列密会的会议记录，都附加在资料中。

    每份资料的最后一页，都写着这样一段话：“若诸君一心要凭杀戮清党，不妨在清共的同时，将新民党也从贵党中清除。或许等到那时，贵党已只剩下诸君，世界一片清净，当不用担心再有人篡党，也不必恐惧再有机密泄露了。”

    当然，给蒋介石的信，内容终究与给蔡元培的有些不同。

    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吴安平另外说道：“先生才学风骨宇内共钦，不管国共有何嫌隙，若一意武力清党，致血流成河，遍地伏尸，此当为永难濯清之污点，后人当以挑动国人残杀之凶手而视先生。此为先生乐见？况，若矢志清党，也并非只有杀戮一途，关押、驱逐也为备选之项。莫非，先生见列强肆意戮我国人仍嫌不够，非欲另作一帮凶乎？”

    而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吴安平则道：“蒋总欲清共，或有隐情忧思，然可知杀戮之刃易举难收？若伤己多过伤人，蒋总可知得利者何人？一为中共，二为列强，三另有西北及我。莫以为中共易除，原因除前已赘述外，另有别情不可不察，西北容共之策将始终不改。诸君屠刀虽利，能加之我西北乎？”

    “另，闻蒋总实仇视列强，有兴我国家民族之念，或将与美日英勾连之事，视作不得以权宜之策。然凭此，蒋总能扫清寰宇，统一国家乎？张雨帅当可联络妥协，但在我看来，其已是苟延残喘，当不得西北之一击，便问蒋总以何抗我西北？若欲与我西北联合，可知西北之影响，还要甚于中共？若难以完成统一伟业，又问蒋总有何良策，能摆脱列强之羁绊？”

    “蒋总或知，列强实不足信，既如此虞洽卿等乃外国银行之买办，又岂能深信？与之权宜，便如与虎谋皮，受其钱财，便如授人把柄，这等行事，或有助于蒋总集权，但势将磨灭蒋总之志向，侵蚀蒋总之根基。若身居高位，权集一身，反为虞洽卿等人之牵线傀儡，视其指令，不敢西东，岂是蒋总所能为？”

    “若蒙不弃，西北当可助蒋总整顿经济，筹措财源，诸般行事但求光明，可置于贵党监督之下。此外，我有意以西北库藏之数千吨黄金，发行法币，以利工商及民生，若蒋总有意，可与武汉方面商议，另遣专人至西峰协商，共襄盛举。此事若成，无需贵党另出资本，除军费外，其他各项支出在监察之下，尽可取用。”

    “法币发行，一经确定，当由其按经济之规律独立调整运行，不再受军政及时局变化影响。此为保全国本之策，另有襄助北伐，钳制地方之意，蒋总不可不察。即便贵方及武汉方面无意于此，西北也将独立推动，届时可能对国民政府之经济构成强烈冲击，蒋总曾涉足金融，当知此举之厉害，若合作不成，后有得罪，莫怪言之不预。”

    “若蒋总有意在清党之事上改弦易张，则可暂行拘禁之策，将所有中共党员交由西北处置。我有意发苏，正竭力引导中共与共产国际切割，使其具备崭新气象，如有成效，或可暂解诸君之忧虑。至于以后，若贵党与其另有争端，西北将概不插手，只要贵党不存剿灭西北之妄念，贵我双方，当能共处合平，实现国家之统一富强，对孙中山先生而言，也足可慰念。”

    “仍有一点请蒋总深思。西北之崛起不可避免，为国家统一计，国民政府是否仍不可避免将为联合政府？我虽无权位之念，西北也无主政之心，然贵党是否就能安心？而此时之中共，本就与贵党藕断丝连，是否可算贵党一潜在奥援？若蒋总以为我有吹嘘之意，不妨拭目以待，三个月后，当知西北之强，强有几何。”

    吴安平啰啰嗦嗦，硬是将书信整成了半文言，而且半生不熟，辞不达意之处甚多。倒不是他故意卖弄半吊子的文言功底，而是时代风气如此，虽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白话文有大行其道之势，但书信还是以文言及半文言居多。

    可能这样庄重？也可能是省纸张笔墨？他其实弄不清楚，反正以往写信也是这样，已形成习惯。幸好他只是半文言，或者说只是白话文夹杂一点文言，这样即便有些用语不当，表达的意思倒不至于偏到哪里。

    吴安平这样子冷嘲热讽，又是说理，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只怕蒋介石和蔡元培等收到信后，先要说一声“不知所谓”，才会有心情分辨他的意图。但事实正如他信上所说，这其实是阳谋，除非你不管不顾，那就受不到什么影响，只要你去权衡利弊，那事情就有趣了，或许不得不按照他指出的路走。

    这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手段，但对聪明人却历来很有效。蒋介石和蔡元培正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吴安平希望“历来”的惯例，能在两人身上再重演一次，使本已注定发生的事发生那么一点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