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平和夏听白径自取车，驱车回了刚买到手还没一天的某栋花园别墅。这栋别墅就位于公共租界，倒省了进出的麻烦。既然华界的示威队伍正在冲击租界，还是省一事是一事为好，没必要主动去找麻烦。

    租界内的街道上，示威也仍在继续，只是确如在大上海餐厅听到的那样，已经失去了组织，只是一些两三百人工人和学生队伍，在和巡捕们对抗。但凡酒瓶、石块、树枝等等易得的东西，都被当做了示威民众的武器，朝着巡捕和骑巡投掷。只是这样的武器，自然没什么威力，所以一路所见，很多人都被巡捕抓了起来。

    传单撒得到处都是，却大多被碾压进车底。有示威的学生，试图将传单撒进车厢之内，只是吴安平早有预料，紧闭了车窗，这才免了麻烦。他已经看到，前面有些车，车窗留了缝隙，传单扔进去，因为来不及处理，还没前进多远，便被巡捕拦下，司机和车主似乎百般辩解也无用，都被当做参与示威的人带走了。

    天色愈发阴郁。一是雷霆轰隆，落雨的征兆愈发明显起来；二是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照往常看，天色也将擦黑了。

    一路行来，所见所闻，让吴安平感慨、惭愧乃至佩服。

    他知道这样的活动，肯定是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的，虽然一旦租界当局强硬以对，便难以发挥如在汉口、九江一样的效果，但无论如何，一腔热血，无畏无惧，哪怕稍显狂热，都是值得敬佩的。在当下的中国，所普遍缺乏的，或许也正是这样的勇气。过于理性，虽然有时看似有谋有略，但有时实际缺了气势，也误了时机。

    吴安平和夏听白讨论过，都认为如果此时国共两党能同心共力，应是最好收回列强在中国租界、租界地以及海关、法外特权的最好时机，而无需等到二十年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说得再恰当不过。布尔人都能让大英帝国焦头烂额，四万万中国人如果铁了心抗争，又有谁能降得住压得服？

    可惜的是，近百年的屈辱史，让国人过于畏洋，而连市井混混都知道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道理，一些大人物都想不透想不清。当下的一场灾荒，就动辄能死百万千万人，若将这些人武装起来，让他们更死得其所一些，哪怕只是发一些老套筒，又能有哪一国敢跟中国拼这样的消耗？

    战争潜力，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口就是最大的战争潜力。

    吴安平想得很多，也有些出神，以至于数次都是夏听白提醒，才勉强没有出现交通事故。当汽车沿着外滩行驶一段，又转入另一条街道时，天空突然响过一串炸雷，“咔嚓嚓——轰隆隆——”，接连个响。雷声将吴安平惊醒过来，他透过挡风玻璃朝前看去，发现上海的或许是第一场的春雨，终于来了。

    同样在这天下午，有许多人和吴安平类似，也突发着许多感慨、迷惑乃至欣喜、愤恨，只是不同的是，他们的这些情绪，实际却是因吴安平而引发。

    在上海南面的龙华镇，国民革命军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参与对西北应对之讨论的，已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也不仅仅再包括进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军队领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如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以及掌管党务的中央组织部代部长陈果夫、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的机要秘书陈立夫等。

    特别会议由蒋介石召集，在座都是大人物，陈立夫身份稍次，就担任记录的书记官。

    收到吴安平信的，除蒋介石、白崇禧外，还有蔡元培、张群、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宋子文这六人。开会之前，这六人先看过了信，也都互相又交换，算是全面了解一下吴安平的说辞。而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信，自然也经过一轮传阅。

    吴安平或许想不到，这些人中，对他的意见最无视和最反对的，反而不是蒋介石、白崇禧、李济深、李宗仁这些横跨军政两界的人，而是吴稚晖和蔡元培两位，宋子文则只是从财政角度出发，认为如果接受吴安平金融方面的建议，则各有利弊。唯一一个到过西北的，是张群，他是坚决认为应该与西北妥协的。

    孔祥熙是被邀来分析吴安平的上海投资计划的，但具体计划现在吴安平还没有提供，他只能试着说一下那个“三年三亿银元”的许诺，是否有实现的可能。陈果夫应该是最惨，他掌握党务大权，其实职权涉及一些情报工作，因吴安平信中所述，对先前国民党的事情似乎知之甚详，包括一些极机密的事，所以他被叫过来接受检讨及严肃批评。

    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人，都是党内军内的派系领袖，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说白了，都是权力场上的人物，考虑事情出发点很多，衡量利弊，既愤怒于吴安平悍然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事宜，又忧心一旦交涉不谐，或会引发连串巨变，致使北伐好不容易形成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而且，虽说现在国民党内除唐生智的湘系外，其他诸系都在支持蒋介石和武汉中央对抗，但毕竟各有各的小团体，小团体的利益也不能加以考虑，所以一番议论后，他们反而是觉得应该与西北妥协。

    正如李济深所说：“我们从未重视西北，总认为西北偏居一隅，对国民政府的北伐不会造成重大影响，至多不过是瓦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使我们再向北攻失去一大臂助。然而，通过张总参议的描述，我们应该发现，西北实比奉系还要可怕。而且不要忘记，正因为这样，西北的立场实质还能影响到阎锡山及张作霖方面的态度。”

    “如此格局，我们已经居于弱势，不妥协又能如何？难道眼睁睁看着南北分裂，或更进一步，坐等由北统南的不成？何况，健生的分析很在理，吴安平根本不用与我们直接对抗，只要其摆明立场支持武汉中央，并稍微给武汉一些助力，国民政府就将变得四分五裂。就算共产党反对，汪兆铭我们都清楚，他是绝对乐意走这一步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真正的金融专家，此时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睦。

    他是追随正统的，赞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对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很反感。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谋划失败后，又极力筹划东南，准备与武汉中央分庭抗礼。于是，宋子文这时便被派到了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方面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为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使武汉中央有可靠的经济来源。由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很迅速便与上海金融界建立了良好关系，宋宅经常宾客盈门，来往者多是上海金融界要人。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蒋介石的视线，蒋介石见他并无真意支持自己，便多次登门劝说，并派孔祥熙和宋霭龄来给宋子文洗脑。然而，宋子文只想蒋介石与武汉谈判，这使蒋介石意识到宋子文的行为可疑，认为他起着武汉代理人的作用。

    于是，蒋介石命孔祥熙和宋霭龄加强劝说。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使宋子文不得不避开宋霭龄和孔祥熙，躲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但他又很快发现青帮的恶棍正在密切监视着这栋房子，这使宋子文感到恐惧和不安。

    本来宋子文还没加入蒋介石一方阵营，也没有对分共清党之事表示明确支持，按说龙华镇的会议是不应让他过来的。但是蒋介石一方面想争取宋子文，将自己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整理融洽，另一方面又需要他帮忙分析吴安平的金融提案，就顺势将他也请了过来。

    其中也另有一层意思，便是说“瞧，连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想和国民政府商议事情，都来找我蒋介石，而不是找武汉方面，明眼人都知道形势在哪边，你又何必一直耿耿，要追随那个虚弱无力的武汉中央呢？”

    这些事情，宋子文或许不了解，或许又猜到一些，但此刻都连同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一并被丢在了脑后。看过吴安平给他的信，他被其中关于联合发行法币的事吸引，脑子里再容不下任何东西。

    如果狭隘只是为武汉方面着想，他其实应该出声反对，若蒋介石真接受，那正如李济深所说，武汉能得西北臂助，将陡然具备最坚强的实力，但作为金融专家，他却知道这份提议，非但对西北、国民政府有好处，对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时候，要他偏隘否定，老实话，他还没蜕变为政客，还做不出这样的事来。

    不过，就这样接受也有问题。

    蒋介石见他犹疑不定，便问道：“子文，你感觉如何？无论可行或不可行，都不妨说出来，大家一起参议参议。”

    宋子文犹豫道：“如果从国家角度考虑，联合发行法币自然有益无害，但对国民政府来说，却不见得，有许多事需要考虑。”

    蒋介石鼓励道：“有话就直说，有什么害处？”

    宋子文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目光尤其重点在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四人脸上停留片刻，这才缓缓说道：“现在民国发钞很随意，市面上各种银元券、各类银元乃至各国外币都有流传，实际已对经济构成严重阻碍。而且，一些发钞银行资本率很低，发行量又很大，一经挤兑，时有倒闭，往往造成储蓄者血本无归，百姓无辜受损，自是戕害国本，侵蚀国力。”

    “吴安平信中隐约点明，西北有过千吨之黄金储备，虽则他并无意采取目前流行之金本位制度，但以之为货币部分支撑，发行法币，非但可发行与近百亿银元等值的法币，如果商品供应充足，还可支撑起庞大数倍的经济规模。而且，这还是参照金本位得出的数据，实际法币属于信用货币，它的规模是随着生产能力扩张而不断增大的。”

    “西北的生产力如何，我并不清楚，但吴安平既然似乎很有信心，并不担心法币币值波动，大幅贬值或大幅升值。不过，在目前百姓普遍更信任金属银元及外币代表的金属黄金之时，只有西北的千吨黄金，能自然而然让所有人接受法币，国民政府除了下政令，要求辖区民众都接受法币外，实际发挥不出更大作用。”

    “那么，毫无疑问，发钞权将被西北控制，吴安平绝不会出让，他必定防备我们可能随意印钞，来间接抢夺西北的财富。这样一来，就算法币能发行，我们也是眼看着西北开动印钞机，而自身只能任由其分配资金。吴安平是同意尽数满足除军费外的所有资金需求的，这已经很好，但问题是，他值得信任吗？他的允诺当真一直会兑现吗？”

    蒋介石自然不敢保证吴安平就值得信任，于是他便说：“子文的意思的是，这法币之事不能接受？”

    宋子文摇着头道：“如果我们有实力自己发行，那自然不能接受这建议。但我们是没这实力的，而就算我们拒绝，看吴安平的意思，他也是准备要独立发行的。这样更大的问题就会出现，由于西北的生产力较我们高，黄金储备又十分充足，其货币价值自然更有保证，而百姓也自然更愿意接受，自然我们就很难再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大量实物财富，也势将被其用一张张轻飘飘的纸币换走。这样的情形，我们能接受吗？”

    大家都听白了他的意思，明白这正是两难的原因。但是，陈果夫这时提到：“如果严禁在我们的控制区域使用这些纸钞，岂不是就能避过？”

    宋子文连看他一眼的兴致都没有，直接拿出几份报纸拍在了桌上，指着那些明显很一致的头条道：“看看，这是上海今日的报纸，头版头条都在说一件事，西北已经开始发展汽车工业，并造出了几类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而且将西北的所谓国民福利都跟着议论了一通，都是很艳羡的口气。”

    “货币强势与否，与生产力的关系很大。我们的工业属上海最发达，但看看它所谓的八大工业支柱，不是轻纺、造纸、卷烟、火柴，就是肥皂、面粉、皮革、橡胶，这样如何能与西北相抗衡？如果我们无法凭自身实力，满足百姓的需求，提供给百姓充足的供应，百姓一意要买什么，要使用那种货币，这岂是凭行政命令就能控制住的？”

    陈果夫这才沮丧着，不再说话。

    蒋介石看了看所有人的表情，发现都没有什么主意，便对宋子文道：“子文，你是金融专家，你自己觉得我们该不该接受提议。”

    宋子文慎重地道：“我还得多想想，这件事太过重要，立时说说不清。”

    他都拿不定主意，这联合发行法币之事，暂时也就只能拖延做决定。

    孔祥熙虽是实业部长，但让他从实业角度分析吴安平的让国民政府三年在上海收到三个亿的保证是否可信，说实话，他还真没这能力。他先是坚决否定的，但听了很多人对西北的分析和猜测，又变为“或许”、“没准”之类模棱两可的结论。

    蒋介石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结论，以便衡量是否应该靠近吴安平，而远离上海工商联合会那些买办和银行家，孔祥熙这一模棱两可，也就让他更难以做出决定了。

    倒是宋子文说道：“不是没可能，只要吴安平不计投入去做这件事，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或许国民政府的收益还不止三亿。”

    蒋介石眼睛一亮，问道：“怎么说？”

    宋子文并不确定，只是猜测道：“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吴安平的着眼点可能是在地产上。如果他能大力度开发上海及周边一些区域，那随之而来的土地升值的效益，很有可能让国民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一项上，就能有三亿的财政收入。”

    “当然，这样做的投入将是天文数字，除了西北有这样的实力实施，不要说我们，就是租界里那些大银行家、大地产商，也未必能做到，而且即便有实力做到，考虑风险他们也不一定有这样大的魄力。”

    宋子文说完，在座多数人都是心头一动，有那么点灵光立刻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