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暹回京后，被邀请参加了设在麟德殿的国宴，这次宴会连薛崇训也参加了，确是很少见的事。众人猜测一向不喜欢平常宴会的天子这回是因为给杜暹庆功才去的。夺取营州被很多士大夫视为得不偿失，巨耗军费并与东北各族造成关系紧张，在兵部策略的重心在西北方向仍未调整的时候开辟另一条战线非明智之举，甚至有的人私下预言以后营州还会得而复失。但薛崇训好像很肯定这场胜仗，大家也看到了杜暹的宠信未减。

    果然没过两天薛崇训就在温室殿单独召见杜暹议事，被皇帝单独召见绝不是常有的事。[]

    虽杜暹刚刚在营州打仗回来，但这次薛崇训并没有和他谈论兵事。很有时候薛崇训有刚愎自用的嫌疑，他认定的事就算事后发现也许有错也不会改变，在他的想法里左右摇摆的决策比坚持错误的决策还应该避免。所以他认为在东北加强防务已经是既定的事，没必要再去议论了。

    不出所料薛崇训见面没有其他废话，直接就问杜暹：“我想完善科举制度，取士不再循门楣出身，同时变法避免朝臣影响科举功名（以前科举宰相的赏识非常重要），你认为这样做是否妥当？”

    杜暹还在营州的时候就得到过张孝贞的提醒，对此早有准备，他刚回京就从张九龄那里要了一份薛崇训亲自写的数学“天书”连夜琢磨了一阵，时间太短只看懂前面的基础部分，大部分东西不知所云，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这次问答的提前准备。

    听薛崇训问起，他便镇定先说了一句“臣以为科举势在必行，有利于社稷”，最先奠定了自己的站位之后再说。不过只这样是不够的，为什么薛崇训每遇到有争议的决策时都会找杜暹商议，而且常常引以为知音？自然不是杜暹毫无主见只顾迎合，他是有一番和薛崇训默契见解的人。他用不经意的目光看了一眼旁边香案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河中公主他在宴会上见过，另一个是薛崇训的近侍姚婉也是在晋王府时就见过的，无论如何此时应该注意措辞，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接了，他便继续缓缓说道：“武周时士族被极大削弱，恢复李唐之后前唐朝政多年混乱，有走终南山捷径求名的、有千方百计结交大臣的、甚至卖|官粥爵也不少见。科举取士渐为世人所接受，只是如今的科举仍需出身与名望，寒士难求功名。陛下革新科举制度唯才是举，天下人心所向……只是会进一步影响士族入仕，定会有人非议。”

    最后一句提醒了薛崇训，他想起自己要加入此时的人们陌生的数学，恐怕反而会变成别人的话柄，对推行制度的改变显然是很不利的。他便问道：“我给朝臣们看的那本《数学》你见过没有？”

    杜暹答道：“臣看了一些，时间仓促尚未读完。”

    薛崇训又问：“将其加入科举的科目之中如何？”

    杜暹就知道薛崇训会问这个问题，便从容答道：“陛下有此一问，自是比臣先预见到此举会增加科举变法的难度；既然如此，陛下仍要问，定然另有深意。”

    薛崇训笑了，说道：“那你说说看，我有何深意？”

    杜暹道：“臣未读完此书，故不敢妄言。”

    薛崇训觉得杜暹很理解自己，就仍不住说了点想法：“世人读书以先贤典籍为重，但仍然重视天文历法等学问，是因四时气节实用于农耕。而我推崇数学，是它可以为户、工、兵等部提供实用基础。比如你在营州之战时用的炮，调整射程的炮表就涉及到数学计算。国家不仅需要有济世救民抱负和明理处事的贤才，还需要能推进世道进步的人才，这样国家才能日益强大百姓才能越过越好。”

    杜暹见过炮表的计算方式，也听说过薛崇训用测船来计算粮食重量的逸闻趣事，加上这回能著书立说，他是想不明白薛崇训是怎么琢磨出这些东西的，大约天子确实有点神乎，不能以常人度之。

    他急忙说道：“陛下为圣人，甚于先贤。”

    薛崇训对于这样的褒扬觉得有点过了，便笑道：“你这句话我不能坦然受之。”

    “臣绝非奉承。”杜暹一本正经道，“先贤以民不饥不寒安居乐业为治世，陛下之大志却远非于此。”

    ……

    杜暹回到内阁衙门，其他三个人问他有没有科举的问答，杜暹自己也当着内阁学士，便将薛崇训想革新科举并将那本书列入科考题目的事儿说了。王昌龄当即就说皇上是嫌反对科举革新的人不多，杜暹说那门学说相当于天文历法一样，于国有利，并不表示什么看法。张九龄还是那句话，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考，公平就行。

    苏晋道天子是得了上天赐玺的人，就是圣人，古代圣贤的书可以用来|经世治国，当今圣人的书为何不能？他是拥立的首功之臣，把薛崇训神化也是他干的事，所以这么主张也是立场坚定，一条道走到黑，为官者不是谁都能是窦怀贞，政见和站位稳定是值得信任的表现。

    四个阁臣一合计，决定让皇帝下，内阁衙门只需要提出建议和列出预见的危险。

    正好此时已临近年末，四人便分工行事，找政事堂的人总结一年各部的施政得失，再以内阁的名义进行汇总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要预先谋划明年的政策，进行国策调整。

    科举取士就是第一大国策转变；之后是户部财政的政策，内阁等人没有提出仍然建议，在他们看来有所作为的只有让内务局和国库分开这一点了，但没人提出来，军费消耗的账目只有通过开源节流等治标不治本的法子来意思一下，新钱法仍然实行保守政策，因为此时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户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钱”的计划只有以国库实际储存的硬通货和纺织物等实物为凭据，保守印钱避免经济动荡，薛崇训捣鼓出的纸币和银票差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

    来年的兵事作出了改变，因为营州之战和薛崇训个人在决策上的表现，再去反对东北用兵的事已经没有意义，内阁只有在咨文中调整国策，提高东北防务的投入（在此之前的唐朝在高句丽灭国之后重心一直在西移，精兵也大部分在西北，这基本是国策基调）；对吐蕃的策略依然是利用北方末氏拖住逻些城，内臣们建议除了援助军备，应设法向末氏地区增兵，只要在吐蕃北部一地布武，就能改变西南、西域、河陇几个地方都被牵制的被动局面；

    北方草原自从突厥战败，漠南被长安实际控制之后，突厥国从敌国变成了牵制回纥各部统一的势力，长安朝廷正在改善与它的关系。虽然回纥自唐朝起就一直和中原关系良好，从未有过敌意，但内阁阁臣认为那些部落活动区域辽阔人口众多，应该警惕。

    这套军事策略充满了原来晋王府幕府的影子，与前唐朝廷的政策完全相左，连回纥也被列入防范。朝野很多人肯定是不赞同的，但是这种中枢的密文大部分人无从知晓，南衙能参与的人最多十个。内阁的成员大部分是以前晋王幕府的人，一直就是这样的思路；政事堂专相张说也多年受薛崇训的影响，早已接受了这套观点。所以偌大的帝国政策方向实际掌握在十来个人手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