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童子时读古文，所读传记文字，都是短篇，如《史记》的《刺客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最长的也不过《项羽本纪》。唐代传奇如《虬髯客传》、《长恨歌传》则是小说，去真正史实太远。唐宋以至清代古文的传记文仍是短的散文。中国传记文章之长至排印成册者，似乎是开始于现代，但为数不多，其最为人所熟知者，我想是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本，即（Lady u）及（tton Stracoria，Life of Abrahe Life of henry George等皆是。以中国历史之长、史料之富，写名人传记的背景和基础，可算极为有利。像林语堂先生这两本名人传记，写的实在好，但可惜我们所拥有的这类书实嫌太少。是否我们的学者作家能接着再写出些本来？真令人延伫望之。

    写传记不比写小说，可任凭想像为驰骋，必须不背乎真实，但又不可缺少想像力的活动。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写传记则如驱骅骝、驾战车，纵然须绝尘驰骤，但不可使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像之马，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所以写传记要对资料有翔实的考证，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对资料的剪裁去取，写景叙事，气氛对白的安排上，全能表现艺术的手法。于是，姚姬传所主张的考据、义理、词章，乃一不可缺。也就是说，传记作家，要有学者有系统的治学方法，好从事搜集所需要的资料；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观，以便立论时取得一个不同乎凡俗的观点；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与想像力，好赋与作品艺术美与真实感，使作品超乎干枯的历史之上，而富有充沛的生命与活力。

    在的原序里，林语堂先生曾说明的写法。我想其基本道理对这本传记也颇适用。他说：

    我不是把本书当做小说写的……书中的人物、事件、对白，没有不是全根据唐书写的。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为方法。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藉头脑的想像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以上所说考据、义理、词章三要点，林语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

    林语堂先生的传记著作，和他的其它文学和学术著作一样，都是用英文写的。若移植回国，自然有赖于中文翻译。他的Lady u，我曾在十六年前在台湾南部译成，在高雄新生报上连续刊载，当时该报副刊由尹雪曼先生主编。现已由德华出版社出版。翻译此书时查证中文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官衙名、引用诗文等，费时费事，难之又难，饱尝其苦。因为有此经验，对的汉译，自然十分慎重，对其引用之原文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之困难者，多暂时搁置，容后查出补入。1977年夏，见宋碧云小姐译的出版，非常兴奋。文中对中文的查证，宋小姐做得非常成功，其仔细可知，其辛勤可佩，其译文纯熟精练可喜。比卅年代一般译品文字，实有过之。拙稿既接近完成，不愿抛弃，乃续译完毕。原书中须加查考及引用部分中之尚未解决者，在感激的心情之下，便斗胆借用了，否则，拙译必致再拖延甚久，也许竟无脱稿之日，所以在拙译付印之前，愿向宋碧云小姐及远景出版社敬致万分感激之忱。

    按世界文学与学术名著译成外文者，多不止一个译本。我国之论语、道德经；希腊之依里亚德、奥德赛；希伯来文之旧约与希腊文之新约；英国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我国即有朱生豪与梁实秋两译本）；最近黄文范及宣诚两先生之汉译本《西线无战事》，即在台先后出版；所以这部名著有两个译本，也是值得的。只愧我这件粗针大麻线的活计比不上宋小姐的细工巧绣那么精致。

    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卅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当……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房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对”，“哪些花朵们”，“诸位青年们”，“各位同学们”，“他（她）们”，“它们”，“红黄蓝白和黑”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人说话时，先写某某道，不先写对白，然后再补注某某说。一个人说话，不先说半句，中间腰斩，补入谁说道，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没有别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还有尽量不用“地”当副词符号，而以一个“的”字代之，自然“底”字更不愿用。

    本书翻译时多承周素樱小姐代为整理稿件，褥暑长夏，代为到图书馆、书店去查阅疑难之处，助我良多，并此致谢。

    本书翻译，时作时辍，综计前后，行将两年。译稿杀青，停笔静坐。偶望窗外，树叶萧疏，已见秋意。回忆童年，读书燕市，长巷深宅，树老花繁，四季皆美，秋天为最。今日寄迹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译毕，顿感松快，得失工拙，不计也。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

    张振玉于台北复旦桥燕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