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讨好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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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骚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你身上的标签很多,青年作家、车手、公知、意见领袖、公民、甚至公敌,自己怎么取舍和看待?
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性格,所以我被贴出各式不同的标签,我就像个旅行箱一样,被这样贴满。这没有办法,但我也不会去拒绝这些标签,那也显得太刻意了。车手算是,至于作家,在2008年之前,我还不愿这样自称,特别是《长安乱》之前的作品,有太多模仿的痕迹,比如模仿钱钟书等等,没有自己的风格。但2008年之后,我觉得可以称得上作家了,我的写作已经入门,自认还不错,《长安乱》之后的作品,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且没有再模仿任何人。
除了自己的文字风格,还有情感的动人。
写小说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创造了一个世界,当你写完了以后回到现实生活中,这个世界又合上了。过很长时间再回头看那个世界,又是不一样的感受,而再回头写,又不一定能想出那么好的段子或者有情怀的地方。
你的产量不算低,而且对自己的作品也是愈加满意,在这种不断输出之外,你的输入管道是什么?还有一个难点,如何摆脱“输入”类似钱钟书风格的影响?
就是看书,看杂志。在2005年以前还会看小说,但2005年之后几乎不再看了。这里确实存在如你所说的问题,如果小说不好读,就是浪费时间;好读呢,就会情不自禁地模仿。我不希望自己身上有任何人的痕迹,所以现在只看咨询类的杂志、报纸,而尽量少看别人的文学作品。保持了这么多年后,现在反而成了别人模仿的对象。
除了小说,还有你的铿锵杂文,所以有人说,假以时日,韩寒会成为第二个鲁迅。
我不喜欢鲁迅,不喜欢他的文风,他太计较了,我不喜欢写文章那么计较的人,相反,那些和鲁迅论战过的敌人、对手,比如梁实秋、林语堂、胡适,我反而更喜欢。他们比鲁迅更大气。
涉及态度,我联想起你给雀巢咖啡做的一则广告:“写作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让作品成为阅读者心中的光芒。只要你敢,总会有光芒指引你。”
所谓“活出敢性”,也许又是一个契合我的标签。可以后悔不留遗憾,有很多事情做了以后发现自己傻了或者失败了,但是还是要去做这些事情。在我从学校出来以后其实到现在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我觉得我算是挺勇敢的,挺敢性的,当然那些失败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凡是失败的我都没说,只把成功的告诉大家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失败,也没有现在的我!
写作者的“敢”,大抵就是让作品不像现实那样到处遗憾,而阅读者的幸,就是可以用眼睛摸一摸自己的理想。既然说到标签,我们再绕回那个初始问题,对公知这个标签,你在博客上,还专门调侃了一下,某种程度,“公知”从一个赞美的用词变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用词。
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的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
声音太多,意见泛滥,公知或者所谓意见领袖,岂不成为牢骚领袖?
本身就是牢骚领袖,但是牢骚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曾发了一个很霸气外露的“牢骚”: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当时,为什么选择“杀戮”这样激烈的字眼?
没找出其他的,不能用屠杀,也不能用批评,批评太平庸,所以选择了杀戮。
不似多数人的自觉,批评权贵,体恤民众,甚至是讨好民众,你直接亮出观点“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人民”?
这是其中之一,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地讨好民众。所以我想表现的就是,爱谁谁,老子谁也不讨好,写了这么多年的杂文,我知道,讨好人还不容易。
爱谁谁的态度,显得你很“自己”啊。
说到底,我还是偏“右”一些。不过和其他的“右”们,也没有什么联系,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是高中同学,小时候的伙伴,我们联系的都是什么时候踢球和钓鱼,没有人对我的文章感兴趣。只关心生活,不关心论调。
说到生活,前面提到的那个谁也不讨好的“谁”,应该有一个例外吧,比如,你的女儿?父亲的这个标签,我们刚才一直没有提起。
父亲是烙印,不算标签。
有女儿后,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还好,不太多。
有一封像是写给女儿的情书,“我只希望我的女儿高兴,无所谓她能不能获得中国意义上的成功,只要她人品好,我愿意为她创造一切的条件,我愿意为她生造一个世界,让她不用在这个残酷而缺德的社会里受苦。当然,一切都随她的意愿。她如果愿意尝试,那做什么都可以,我只是她登高冒险的一张防坠网而已。如若未来有变故养女儿困难,给李彦宏开车,替白烨磨墨,帮陈凯歌打灯,我都没问题。当然,我还想要更多小孩,如果有男孩,那就要活该受苦了,他得扎到这个现实里,奋力拼搏,养活自己并尽力改变社会,争取给天下的小女儿们创造更温良的环境”。在感受温情的同时,不免有人会质疑你,男权主义倾向严重,把女孩子想得柔弱。
难道不是吗?这个世界大家在各司其职,但有的事情就是这样,比如半夜走夜路,比如竞技体育,在很多方面,女孩子是会吃亏的。我是个很保护女孩子的人,所以我不希望太太出去工作,我要保护女儿,如果说这是男权主义,那我承认。
如果女儿以后也不想上大学,或者面临其他问题,你会干涉吗?
以后肯定会面临很多问题,她也会有叛逆期,还有很大概率会去为一个傻B织毛衣。我可以一直养着她,但是没有人会愿意一直被别人养着,即使是自己的父亲,毕竟人都希望得到正向的社会评价。
这里有三点很重要:不给社会造成负担,不给父母造成负担,有自己生存的本领。有本领特别重要,这样无所谓上不上学,不上学太好模仿了,写个退学申请书,或者干脆一个月不来自动退学,单纯的不上学不是有本事,模仿有本事才是真有本事。所以,我希望女儿有社会生存的技能,上学我不会干涉,但是我会干涉她的本领和本事。
平时在家做家务吗?觉得自己是个好老公、好父亲吗?
不做家务,我在生活上比较粗心,不破坏、不产生副作用就不错了,呵呵。但肯定是个好老公好父亲,当然也有愧疚。我习惯半夜写东西,夜里三点还要吃顿夜宵,都是我太太起来为我做。这么多年,在生活习惯上,也逐渐适应了。她还替我打理很多事情。所以,一来有愧疚,二来女儿最可爱的时间,陪女儿的太少。
愧疚主要在于精力投入?我了解到你一年有近20场比赛,这个要占用不少时间,还要应付一些网络论战,比如年初很轰动的那一场。
一个月两场比赛,一年20场左右,每场耗时一周。所以,给予孩子的精力还是太少,也错过了一些她最可爱的时光。还有,今年年头我自己犯傻搭理那个构陷狂、神经病。他让我写文章自证清白,傻B才这样,当一个人指着一件你没有做过的事情时,他已经有坏心眼了。我往往把人想得太好了,想成善良单纯的,但是,真的有恶人在。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在浪费时间,不和自己可爱的小孩儿玩,却去和那么丑陋的人玩儿!公权力有底线,而人丑陋起来没底线!
为回应这次质疑,你将《三重门》的手稿出版,合集命名《光明与磊落》,觉得值吗?
不值。写《三重门》那时十六七岁,花费了整整一年多时间,荒废了学业,白天到深夜,课内到课外,周一到周日,甚至连体育课都逃了,特别不容易。但人家就能在上面找错别字,在那里构陷。这种阴谋论,很恶心。我的文字,手稿,书落到这些人手里,我在替这些书觉得可惜。
有人构陷你,也有人支持你,你有很多坚定的粉丝,我认识一位,她特别让我转达一句“我对韩寒是完全的信任和欣赏”,你的观点和文字很合她的胃口,所以,你有没有在通过文字取悦一些人?
我取悦不过来,我只想对他们说“你们有眼光”!
有句老话,人生是在失败和跌倒中,逐渐成长的。如果有时光机,你会对曾有的坎坷做修正吗?
大的事情和方向不会修正,但诸如某场比赛出现的失误,喜欢某个姑娘没有去追,路上开车追尾了,这种事情我还是想修正一下。
不回头,向前走,有什么新的打算?
现在做事很奇怪,有一些阻力和事情本身没有关系,如果事情本身只花10%的精力,那为了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则要花90%的精力用于沟通和消除阻力,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能写那个不能写,这个能拍那个不能拍,这个能唱那个不能唱……
还有一些来自同行的阻力,很莫名,看你不顺眼,就给你阻力。
这个让我联想到《独唱团》,你是说自己被迫投降了?
《独唱团》是被同行搞掉的。后面有后续的故事,我当时撒了个谎,说团队解散了,其实,我们还在一起,说解散只是避风头。我们在编另一本杂志,三四个月时间,偷偷摸摸做了《幼稚园》,就是用的《独唱团》(二)(三)的稿子,当然所有人的名字都没有上,不然又不能出了,就像《独唱团》一样,毕竟谁再有经济实力,也经不起这样印一次销毁一次的折腾。我还建议大家用自己妈妈的姓,想一个化名,我妈姓周,我化名周怨去,因为我欣赏周恩来,所以用了他名字的反义。结果3个月后,还是有人知道了,而且是同行,写黑材料,我们又不能做了。我真不明白这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就是觉得你卖的太多了吗?有的你觉着是身边处的挺好的同行,结果背后捅你一刀。这还让我想起方粉,通过税务举报,通过公安举报,甚至举报我十几年前写的错别字,公安都没有听明白为什么举报错别字?我真想说,有种你自己来!别躲在后面,你们就是傻B中的傻B,傻B中的怂B。
好在这并没有关闭所有的表达路径,你还可以写小说,可以写杂文,发博客。
但是做的还不够,写的还不够,在2011年写得越来越少了,大概一年只发了20篇左右的博客。我觉得该写的都写了,所有悲剧其实是在重复上演,但我也不能重复写啊,因为写作者对自己的文字是有要求的,你所有用过的词汇不能再用了,你总不能说这个地方参看去年写的文章吧?悲剧只是换了个主角,但形式都一样,而且写来写去,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无非就是制度这些原因。但是今年,还得写,因为这个世界不明事理的傻B太多了。
有可能突破你所说的“写作者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可见你是社会责任感挺重的人。
是的。我觉得消费无处不在,大家说我,还在消费我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在消费这个社会,就看你是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写作者,不写这个写什么?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不适合我写;我从小,就有这种所谓的责任感,记得小时候坐在我爸自行车上,我就说镇上谁谁谁好贪,要打倒他们。只是现在不像小时候那么看待,会分析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同一个人身上有好也有坏的一面,不像小时候,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那么分明和决绝。
通过更多的写作和发言,你是想改变这个社会,而不只是影响?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这么一句台词,“我和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台词被很多人当作经典,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人会变,其次这个世界也会变。很多时候,我也曾灰心,觉得人似乎不能改变什么,但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改变,机缘巧合,也许有个人,会因为读了《北京青年》周刊的某篇文章,受到某个人观点的影响,就真的改变了世界。
编者按:本文根据2012年7月《北京青年》专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