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要改组中国银行，显然离不开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强也不会配合。席家的新掌门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参与其中。他正是当年参与了户部银行筹建的洞庭山帮老掌门人席正甫的孙儿。

    席德懋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科硕士。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席德懋因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中央银行一成立，席德懋便进入中央银行，担任外汇科主任，不久升任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5】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的发币大权。

    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交易——蒋介石参股中国银行，而席家势力介入中央银行。双方利益对等置换，买卖合理，童叟无欺。

    中国银行总行由北京迁来上海，改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而这使中国银行在外汇经营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积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后来长期主持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的海外业务，对国际金融大势“洞若观火”，是中国真正懂得外汇工作的“专家”，这要没有席家庞大买办谱系的传承，是无法做到的。

    同年11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总会，决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时尽管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商股仍占多数，其领导权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担当的是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同时也是交通银行的官股董事，在资本构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权重。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中国银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断进化的官股思路，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实现从“买办”到“官僚买办”再到“官僚”的成功转型，真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私人资本的有特色的成长路径。

    从中国银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争夺上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的银行业发展中，官僚资本与私有资本的争夺正在不断升级。张嘉h虽是个台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财阀中私有资本一方，其背后有着外国资本的巨大能量，希望通过商股控股，掌握中国的金融大权，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实业。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具有强烈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企图，而且政权在握，势在必得。官僚资本虽不敢直接与私人资本背后的外国资本·脸，但蚕食瓦解私人资本的力道却在强化。

    最为尴尬的就是私人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独立性，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私人资本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吞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

    当官僚资本遇到外国资本时，又体现出明显的依附性。蒋介石要打仗，特别是面对日本日趋紧迫的侵略压力时，不得不依靠欧美势力。

    当然，蒋介石时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中央银行仍然实力薄弱，不能发挥国家银行的职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继续承担着货币发行、公债发行、国债垫款、国库收支等央行业务，蒋介石实际上仍把江浙财阀的私有资本控制的银行体系当作了钱袋子，而中国当时最具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为江浙财阀中的私有资本所把持。

    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银行买下，自己认购一部分，其余部分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为此还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嘉h的老搭档李馥荪担任。而张嘉h本人则在1928年10月中国银行实行改组后，出任总经理。

    江浙财阀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周围”，随着国民政府逐步扫平盘踞在中国的各大势力，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各把一门，自然是财源滚滚，“张府小饭桌”上的大佬更是赚得盆满钵满。其中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但债券承销做得好，而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良好”，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负责的。

    中国银行改组后，张嘉h到海外考察，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到1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7亿元。张嘉h任期内，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张嘉h为政府“效力”也应该说是可圈可点了。

    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势力均势，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及背后的外国资本正走向一种“合流”，相互参股，共同发财。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蒋介石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金融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