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开始了艰难的登山旅行。我已经五天没见到卡罗和狄恩了。芭比·罗林斯这个周末可以使用老板的车，我们带了些衣服挂在车窗上，便开始向中央城进发。瑞亚·罗林斯开车，蒂姆·格雷懒洋洋地躺在后面，芭比坐在前排。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落基山脉。中央城是一个古老的矿区，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富足的城市。很早以前一些掏金者在附近的小山丘上找到了名符其实的金矿，他们一夜之间便成了富翁，并在他们居住的山坡上建起了美丽的歌剧院，丽莲·罗塞尔以及许多欧洲著名歌剧明星都曾到这里演出过。后来新西部强大的商会力量决定振兴这座城市，从此这里便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他们重新修缮了剧院，每年夏天很多大都市的明星都聚集于此，进行演出。每逢这个季节，这里就象一个盛大的节日。旅游者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甚至连好莱坞的大明星也要前来光顾。

    我们开车上山，发现窄窄的街道几乎完全被那些装模作样的游客们给堵住了。我想起了梅那笔下的山姆，梅那写的是对的。今天梅那也来了，他向每个人露出很有礼貌的微笑，对一切都“嗯、嗯、啊、啊”地赞叹着。“索尔，”他叫着走过来，抓住我的肩膀，“你瞧这个古老的城市，100年前，见鬼！80，噢，不，60年前这里就有了歌剧！”

    “是啊。”我模仿着他小说中人物的口吻说道，“但是现在一切都呈现在我们眼前。”

    “你这个杂种。”他一边骂着，一边搂着贝蒂·格雷寻欢作乐去了。

    芭比·罗林斯是一个很有胆识的金发女郎。她知道城旁边有一个老矿工住的破棚屋，这个周末我们这些男孩子可以住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跑去打扫房间，当然，我们还可以在那里举行大型晚会。这是一幢古旧的房子，里面的灰尘积了足有一英寸厚，房前有一个门廊，后面还有一口井。蒂姆·格雷捋起袖子便开始清扫。这项巨大的工程花去了他们整整一个下午和大半个晚上。

    那天下午，我穿着蒂姆的外套，被作为客人由芭比陪着应邀去听歌剧。就在几天以前我刚来丹佛时还象个乞丐，而现在却穿着一件漂亮的衬衫，搂着一位漂亮而又衣着时髦的金发女郎频频地对那些所谓的上等人鞠躬致意，然后去豪华的歌剧院门厅的吊灯下与他们潇洒地交谈。我在想如果现在密西西比的吉恩见到我，会对我说些什么。

    上演的歌剧是《费德罗》。“多么令人悲哀！”一个男中音唱道，他从幽暗的石头城堡中走了出来。我为之喝彩。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看法。我甚至忘却了自己狂乱的生活，而深深沉浸在贝多芬悲怆、哀婉的旋律中。

    “喂，索尔，你喜欢今天的演出吗？”走在街上，丹佛的D·道尔问我。他与歌剧协会有些联系。

    “多么令人悲哀，多么令人悲哀，”我说，“真是好极了。”

    “那么现在你应当去看一下演员表，”他用一种官方的口气对我说。但很幸运，他因为要忙别的什么事而把我给忘了，我便趁机逃之夭夭。

    我和芭比重新回到矿工的小屋。我脱掉行头便和伙计们一起打扫起来。工作还真不少。罗兰·梅那悠闲地坐在前面一间打扫好的屋子里，他拒绝做任何事。他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啤酒和酒杯。当我们提着水桶急匆匆地到处打扫时，他却在津津有味地回忆着。“啊，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和我一起一边欣赏班德尔的音乐家们的精彩表演，一边品尝辛泽诺酒，那你这辈子才算没有白活。你还可以看到诺曼底美丽的景色、乡民们的木履等等。过来，山姆。”他在和他书中那些看不见的伙伴们说话，“把酒从水中取出来，看它等我们钓鱼时是否能凉透。”一副从海明威那儿模仿来的腔调。

    我们对街上行走着的姑娘们大叫。“过来和我们一起收拾屋子吧。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晚会。”她们都来了，我们的劳动大军顿时壮大起来。最后，歌剧合唱队的一些歌手，大部分是年轻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我们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蒂姆·罗林斯和我决定一起度过一个最伟大的夜晚。我们穿过街道，找到了歌星们的寓所。透过黑夜，我们听到晚上的演出已经开始。“对，”罗林斯说。“在这里拿一些刀片和毛巾，我们也要打扮得潇洒些。”我们来到他们的房间，拿了些梳子、科隆香水、剃须水等，然后走进了他们的浴室。我们俩一边洗澡，一边唱歌。“这不是痛快吗？”蒂姆·格雷得意他说，“能够使用歌剧明星们的浴室、毛巾、剃须水和电动剃须刀。”

    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中央城在两里多的山上，你可以爬到山上去喝酒，然后你累了，但却热血沸腾。我们通过狭窄的街道走到歌剧院门前的灯光下，然后又撞开摇摇晃晃的门，走进酒吧。大部分游客都在听歌剧。我们拿了许多啤酒，从歌剧院的后门能够看到月光中的落基山，我简直变成了《格利佛游记》中人面兽心的亚胡。这时夜色正浓。

    我们赶回矿工小屋时，晚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芭比和贝蒂做了许多食物，然后我们开始在啤酒所带来的飘飘欲仙的感觉中跳舞。歌剧散了，许多姑娘拥了进来。罗林斯和蒂姆高兴得直舔嘴唇。我们拉着她们不停地跳舞。虽然没有音乐，我们跳得还是很带劲。房间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人们开始带着酒瓶冲进酒吧，然后又跑回来。气氛变得越来越热烈。我非常希望狄恩和卡罗这时也能在场，他们就象生活在中世纪土牢里的人，以前一直在苦难的深渊中度日，现在他们终于从地下爬出来了，他们被人们称作卑鄙的美国嘻皮士，也就是我后来也慢慢地加入进去的所谓“垮掉的一代”。

    合唱队的那些家伙也来了。他们开始唱《亲爱的阿德琳》。还唱诸如《给我啤酒》、《你为什么要把头伸向外面》等歌。低沉的男中音狂喊着“费一德一罗！”“啊，我是多么悲哀”！我也和他们一起唱着。姑娘们有些害怕，她们都跑到后院和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另外几个房间里有几张床，由于久未使用的缘故，上面布满了灰尘：我和一位姑娘坐在一张床上聊着天，突然一帮剧院守门人蜂拥而入，他们不顾自己丑陋的模样，抱起那些姑娘就亲吻。这群酒鬼、蓬头垢面的乞丐、十几岁的捣蛋鬼发疯似地把我们的晚会给毁了，不到五分钟，姑娘们全散了，友好、热烈的聚会顿时只剩下满地的酒瓶和粗野的喧闹。

    瑞亚、蒂姆和我准备去酒吧。梅那走了，芭比和贝蒂也走了。我们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夜色之中。剧院的那帮畜生从这个酒吧到那个酒吧到处捣乱。梅那大叫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那个讨厌的丹佛人D·道尔逢人便握手打招呼，“你好，下午好。”似乎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午夜时分。一会儿我看到他与一位当官的一起走了，回来时却带着一位中年妇女在街上与歌剧院的守门人谈话。后来他又和我握手没有认出我是谁，对我说：“新年好，我的孩子。”他并非是喝醉了酒，而是醉于他最喜欢的事——在人群中乱转。人们都认识他。“新年好。”他说道，有时候又说“圣诞快乐”。他总是这样可笑地说着。而真的到了圣诞节，他又会对你说：“万圣节快乐。”

    酒吧里还坐着一位特别令人尊敬的男高音。丹佛的道尔一直想让我见他，可我总是在回避。他的名字好象叫德·阿伦佐或别的什么。这时他正和妻子有些伤感地坐在一张桌子前。酒吧里还有一个阿根廷人模样的旅游者，罗林斯推了他一把要他让个坐，他转过身来，对着罗林斯大声咆哮起来。罗林斯将杯子递给我，猛地一拳把他击倒，那人立即逃了出去。

    蒂姆和我把罗林斯拖了出来。外面一片混乱，甚至连法官也无法拨开人群找到受害者。没有人能够认出罗林斯。我们又一起去了另一家酒吧。梅那正在漆黑的街道上蹒跚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架了吗？只管叫我好了。”疯狂的笑声从四面响起。我思忖着这连绵的山脉在想些什么。月光下我似乎看到老矿工们的幽灵在四处游荡，我感到惊奇。在落基山分水岭的东面，宁静的夜晚，只有飒飒的风声和山谷里隐约传来的我们的喧闹声，而分水岭的另一侧却是著名的西部大斜坡、大高原，最后是名闻遐迩的大河，这样依次递落，把你带向东科罗拉多州沙漠和犹他州沙漠，当我们这些发了疯的美国酒鬼在偏僻的峡谷里发狂、喧闹的时候，这里却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我们正站在美国的屋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叫喊——声音穿过黑夜，向东方的大平原飘去。也许在那遥远的东方，一位手持《圣经》的白发老人正向我们走来，他很快就会赶到，让我们的灵魂在他的布道声中安静下来。

    罗林斯坚决要回到刚刚打架的那个酒吧去。蒂姆和我不愿去，但又拗不过他。他径直朝德·阿伦佐，那个男高音走去，将一杯威士忌泼到他脸上。我们把他拖了出去，这时一个男中音也参加了我们一伙，我们又来到一家正规的中央城酒吧。瑞亚在这里指着一位女招待骂她是婊子。这下激怒了一大群人，他们本来就非常讨厌旅游者。其中一位说，”我数到十，限你们这帮小子赶快滚蛋。”我们赶紧跑了出来，摇摇晃晃地跑回小屋睡觉去了。

    早晨醒来，我翻了个身，床垫上立即扬起一阵灰尘。我对着窗子伸了个懒腰，发现玻璃已经被打破。格雷还在睡觉。我打了个喷嚏。我们的早餐是喝剩下来的那些走了气的啤酒。芭比从她住的旅馆里回来，我们收拾好东西便离开了。

    似乎一切都在崩溃，我们正准备上车，芭比滑了一跤，摔得挺重。可怜的姑娘太劳累了。我和她哥哥及蒂姆把她扶了起来。一起上了车，梅那和贝蒂也和我们同车。回丹佛的痛苦旅行开始了。

    突然间我们已下了山，可以俯瞰丹佛海一样博大的平原，热浪一下子向我们涌来。我们开始唱歌。现在我非常渴望去旧金山。2

    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卡罗，使我吃惊的是他告诉我，他和狄恩也去了中央城。

    “你们去那儿干什么？”

    “噢，我们去那儿的酒吧里乱转，后来狄恩偷了一辆汽车，我们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从山上把它开了下来。”

    “我没见到你们。”

    “我们不知道你们也在。”

    “噢，老兄，我要去圣弗兰西斯科了。”

    “狄恩今晚让莉塔等你。”

    “好的，那么我就推迟几天走。”我一分钱也没有了。我已发了一封航空信给姨妈，向她要五十美元，并且告诉她这是我最后一次向她要钱。以后等我在船上找到工作，就把钱都还给她。

    我去找莉塔·贝特科特，把她带回我的公寓。我们在前面漆黑的房间里聊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一起走进卧室。她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可爱的姑娘，纯真、朴实，对性生活极其恐惧。我告诉她这是件很美的事。我想向她证明这一点，她允许我向她证明，但我太不耐烦了，以至什么也无法证明。她在黑暗中叹了口气。“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我问她，我总是对女孩子提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回答，“我只想在餐桌旁好好地侍候人，别出乱子就行。”她哀叹着。我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告诉她不要叹息。我想告诉她我的生活是多么激动人心，告诉她我们可以在一起做许多事。我对她说两天后我就要离开丹佛了。她伤心地转过身去。我们躺在一起，凝望着天花板。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上帝要让人类如此痛苦。我们初步计划在圣弗兰西斯科再见。

    当我送她回家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丹佛的生活快要结束了。回来的路上，我伸开四肢躺在教堂前的草坪上，这儿还躺着许多流浪汉，他们的谈话使我更想着上路了。他们随时都可能爬起来向过路的人要上几个子儿，他们谈论着自己的收获。外面的空气温柔而又舒适。我真想再回去找莉塔，给她讲更多的东西，这次要真的与她做爱，安慰她，让她不要害怕任何男人。美国的男孩和女孩总是这样伤心地呆在一起，老于世故使他们立即屈服于性欲，在这之前没有任何温柔和爱抚，甚至有任何交谈——那种心灵与心灵的交流。然而生活是神圣的，生命的每一刻都是珍贵的。我听到丹佛和里奥格兰河正咆哮着离我而去，我要去追求我远方的星座了。

    深夜，梅那和我坐在客厅里忧郁地聊着天。“你读过《非洲的绿色群山》这本书吗？这是海明威最好的一部小说。”我们互相祝福，并相约在圣弗兰西斯科再见。我看见罗林斯正站在街角处的一棵大树下。“再见，瑞亚。我们还能再见吗？”我去找卡罗和狄恩——但哪儿都找不到。蒂姆·格雷挥着手对我说：“这么说，你就要走了，老伙计？”“是呀。”我说。剩下的几天我徘徊在丹佛的街头，在我的眼里好象拉里玛大街上任何一个流浪汉都象狄恩·莫里亚蒂的父亲，他们叫他老狄恩·莫里亚蒂的那个白铁匠。我去了一次温莎旅店，他们父子曾在这里住过。一天夜里狄恩从睡梦中被一个坐着轮椅的无腿人惊醒，这人死死地盯着屋里的他们，滚动着他那可怕的轮椅，在一片惊人的响声中接近狄恩。我看到侏儒式的女人拖着她那双小短腿在科狄斯街和15大街上卖报。我还去科狄斯街的下等夜总会转了一圈。小伙子们穿着牛仔裤、红衬衫在街上游荡，街道上满地都是些花生壳之类的污物，到处是电影院和射击厅。灯火通明的街道外面是一片黑暗，黑暗的后面便是西部。我必须走向那里。

    黎明时我找到了卡罗。我睡在那儿，并读了他的一些手稿。清晨，细雨蒙蒙的天空一片昏暗。大个子爱迪·邓克尔和瑞亚·约翰逊、汤姆·斯那克还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一起来了。他们围坐在一起带着腼腆的微笑听卡罗朗诵他那些启示录式的怪诞的诗歌。我把自己深深地陷在靠椅里。“啊，你们这些丹佛的精灵！”卡罗大声地朗诵着。然后我们鱼贯而出，跑进丹佛一个典型的石子路面的小巷，小巷两旁火葬场的炉子正冒着缕缕清烟。“我过去常在这条巷子里滚铁环。”查德·金告诉我。我很想看到那情景，看到十年前他们还是孩子时的丹佛。春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早晨、他们在小巷里欢快地玩着铁环，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我喜欢他们，喜欢我圈子所有的朋友；还有狄恩，那个衣衫褴楼、肮脏、然而却时刻都在寻觅充满激情和疯狂的新生活的小伙子。

    我和瑞亚·约翰逊在细雨中漫步。后来我去找埃迪亚的女友，想拿回那件方格毛呢衬衫，就是在内布拉斯加借给他的那件。可怜的衬衫被伤心地捆在一团。瑞亚说我们到圣弗兰西斯科再见，大家都要去那儿。我去邮局拿了汇款，这时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蒂姆和我一起乘电车来到车站。我买了一张去圣弗兰西斯科的车票，这便花去了我五十元钱的一半。开车时间是下午两点。格雷向我挥手告别。车子驶过熟悉、亲切的丹佛街道时，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上帝作证，我一定要再回来，看一看这里将发生什么变化！”就在我离开这儿的几分种之前，狄恩的电话终于来了，他告诉我他和卡罗也将去西海岸。3

    我是两星期之后才见到雷米·邦克尔的。从丹佛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旅行一路上很平静，只是离圣弗兰西斯科越近，我对它的渴望就越强烈。我又到了斜阳河，不过这次是在下午。午夜我从克利斯顿越过分水岭，黎明时分到了盐湖城——这里是狄恩出生的地方。接着我们又顶着烈日经过了内华达，黄昏时分车子驶过了灯光闪烁的唐人街，开始向内华达山行驶。茂密的松树林，星光珍珠的夜空，散发着乡土味的山林木屋，这些都似乎在向我预示着圣弗兰西斯科的浪漫气氛——坐在后面座位上的一个小女孩哭着问她母亲：“妈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特基的家？”噢，特基，温暖亲切的特基到了；又翻过了一座小山包，萨克拉门托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上了。现在我已置身于生机勃勃；热情洋溢的气氛之中，你可以去亲吻，去抚摸。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地驶过了充满神奇传说的萨克拉门托河。突然，辽阔的海湾（正值黎明前夕）以及圣弗兰西斯科绚丽的灯火从我眼前掠过。汽车驶过奥克兰海湾大桥时，我睡着了，这次旅途中我第一次睡得这样熟。直到车子到站我才在猛烈的颠簸中惊醒。我从新泽西州帕特森城的姨妈家到这里已足足走了三千二百英里。圣弗兰西斯科到了，我就象一个形容枯槁的魔鬼游荡在这里。圣弗兰西斯科窄长、凄凉的街道笼置在一片苍白的雾霭之中。我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几个街区，幽灵似的乞丐在黎明的街头向我乞讨着食物，远处隐约传来音乐声。“噢，亲爱的，这些等着以后慢慢研究吧！现在我必须首先找到雷米·邦克尔。”我对自己说。

    雷米住的米尔城是坐落在峡谷的一个居民区，大战期间这里是一个海军造船厂。这是一个很幽深的峡谷，斜坡上林木茂密。这儿还有许多理发店、缝纫店。可以说这里是美国唯一是一个黑人与白人自愿混居的地方，也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充满欢乐的土地，雷米简陋的小木屋上贴着一张三个星期前写的条子：

    索尔·佩拉提斯！如果屋里没人，

    就从窗子里爬进去。

    雷米·邦克尔

    字条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

    我爬了进去，他正和女友丽·安在床上睡觉。他后来告诉我这张床是从一条商船上偷来的。可以想象一个船业机械师深更半夜偷偷地摸到一条船上，扛起一张沉重的大床，神情紧张地爬上去该是多么狼狈。这就是雷米干的事儿。

    我之所以对发生在圣弗兰西斯科的一切都想探个究竟，是因为它们与另外一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和雷米在没上小学之前就认识了，但真正把我俩连在一起的还是我的前妻。雷米最先认识她。一天晚上他来到我的住处，一进门就嚷：“佩拉提斯，你的大艺术家伙计看你来啦。”我从床上爬起来，穿裤子的时候钱抖落了一地，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我上大学的时候整天睡懒觉，“好了，好了，别把金子撒的满地都是。我认识了一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姑娘，今天晚上我们在狮子酒吧见面。”他硬要拖着我也去。一个星期之后她就和我好上了。雷米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是一个英俊的法国小伙子（他看上去很象在马赛做黑市生意的那些20岁左右的小贩）。他英语、法语讲得都很地道，喜欢穿够刺激的衣服，和法国那种重礼仪的习俗根本不沾边儿。他总是带着许多漂亮的女孩一起出去吃喝玩乐，挥霍无度。他丝毫不在意我把他的女朋友带走，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把我俩连在一起了。这家伙对我十分忠诚，并且真心爱我，天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天早晨我在米尔城找到他时，他正处于消沉、绝望阶段，这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常有的事。他希望能在一条船上找到工作，挣钱糊口。现在他在大峡谷那边的几个棚屋当警察。他的女友丽·安人很凶，整天对他骂个不停。他们存上上个星期的钱，然后周末出去玩三个小时，一下子统统花光。雷米穿着短裤在棚屋周围转悠，头上是一顶式样古怪的军帽，丽·安头发烫得很短，竖在头上，他们就这副打扮，两人呆在一起能够吵上一星期，我从没见过这样大吵大闹的一对。但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他们就又和好如初了。

    现在雷米和丽·安睡一张大床，我睡在靠窗的一个小帆布床上。我不能碰丽·安，一住进来雷米就发表了一次与我有关的演说：“我不希望你们背着我乱来，不要节外生枝地玩出什么新花招来。”我看了丽·安一眼，她的确是个十分迷人的女人，皮肤白净细嫩，然而对我和雷米流露出一种十分厌恶的神情，她来自俄勒冈的一个小城镇，愿望是要嫁个阔佬，所以如今非常悔恨与雷米的暖昧关系。除非有几个周末，雷米为了讨好她，在她身上花上几百美元，这时她才感到那种阔太太似的满足，除此之外她总是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呆在棚屋里。她在圣弗兰西斯科有一个工作，不得不每天挤公共汽车去上班。在这一点上她无法原谅雷米。

    我整天呆在棚屋里为好莱坞写剧本。雷米为了我们大家的幸福不得不去讨好那些所谓的上流人物，丽·安也和他一起去。他要把她介绍给一个朋友的父亲，这人是位著名的导演。来米尔城的第一个星期，我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一个关于纽约生活的阴郁的故事上，我希望能得到某个好莱坞导演的青睐。然而它的调子太悲哀了，雷米几乎都不愿去读，所以几个星期之后他才将剧本送到好莱坞。丽·安很讨厌我们，当然根本不屑一读。我就这样在咖啡的陪伴下在纸上苦心涂抹着。最后我告诉雷米不想再继续写下去了，我希望找个工作，挣些烟钱。顿时，雷米的眉字间流露出一丝失望的阴影——他总是为失掉一些有意义而又十分有趣的事情而感到痛苦，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想帮我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工作，在那个特殊的棚户区当警察。我们通过了一些必要的渠道，令我吃惊的是那些家伙竟然录用了我。我在地方警察长面前宣誓就职以后，他们给了我一个警察徽章和一根警棍。现在我成了一名正式警察。我想如果狄恩和卡罗在见到我不知会说些什么。我必须做一条海军蓝的裤子配我那件黑夹克上衣和警察帽。开始两个星期我一直穿着雷米的裤子。因为他很高大，又因太贪吃而大腹便便，所以他的裤子穿在我身上显得十分肥大。第一天晚上执行任务，我穿着他的大裤子，晃晃悠悠，就象查理·卓别林。雷米还将他的手电筒和那支32型自动手枪也给了我。“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支枪？”我问。“去年夏天我去西海岸，火车经过内布拉斯加的北帕特森时，我跳下车想让两条腿活动活动，在橱窗里一眼就看到了这支不同凡响的小手枪，便立即买下了。为这个我差点没赶上火车。”

    我告诉他帕特森与我的关系。他给大伙儿买了些威士忌，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

    我用电筒照着路，爬上峡谷南面的峭壁，来到了车水马龙十分繁忙的高速公路。这里的车子川流不息，车灯在黑夜里仿佛是一条流动着的金色河流。我又沿峭壁的另一边攀下，差点摔了一跤。后来我来到了谷底，这里有几间破旧的农舍，每天晚上我从这里经过，都有一只狗对着我狂吠。接着我必须迅速走过一条银色的、尘土飞扬的小路，路的两边是加利福尼亚黑色的森林——这条路就象你在西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我常常掏出手枪，在黑夜中装扮成西部牛仔的样子。最后翻过一座小山包，便到了归我管辖的那片棚屋区。这些棚屋是暂供那些去海外的劳工住的，他们来到这里等船，其中的大部分人将去太平洋的冲绳岛。他们中很多人是为了逃避什么而外出的，多数是为了逃避法律。有些人是来自阿拉巴马的硬汉，有些是狡猾的纽约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非常清楚冲绳岛一年的苦工将会怎样残酷，所以一到这里便整天狂欢。我们这些特殊警察的任务就是不要让他们闹得棚屋给掀了。我们在主楼上有一个办公室，所谓主楼也就是个式样很奇特的木板楼。办公室里有一张圆桌，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卸下身上的枪，打着盹，老警察们便开始叙述那些传奇的故事。

    这帮人很可怕，除了我和雷米是为了谋生之外，他们都长着一颗警棍的心，都希望能多抓些人，然后从上司那儿听到几句赞誉。他们甚至告诫我，如果一个月之内你抓不到人，就要被开除。我对抓人没有兴趣。实际上我每天都和这些劳工一样喝得酩酊大醉，对他们管得当然就很松。

    一天晚上，原计划安排我一人执勤六小时——我成了这里唯一的一个警察。那天晚上几乎所有棚屋里的人都喝醉了，因为第二天早晨轮船就要启航。我坐在办公室里，将脚搭在桌子上，读着一本有关在俄勒冈历险的名人录。突然我听到通常那静静的夜空传来阵阵喧闹声。我走了出去，每一间棚屋里都亮着灯。那些家伙们大叫大嚷，往地下摔着酒瓶子。一时间我竟有些不知所措。我拿着手电筒，朝那间闹得最凶的棚屋走去。我敲了敲门，一个人把门打开。

    “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是警察，今晚在这儿执勤。你们这些老兄是不是尽量安静些。”——等等，说了许多这类蠢话。他们砰的一声在我面前把门猛地关上。我站在那里，这扇木门正碰在我的鼻子上，很象在演一部西部电影，我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我又重新敲门。这次门开得很大。“听着，”我说，“我不想来打扰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再这样大声地嚷嚷，我的饭碗就得砸了。”

    “你是谁？”

    “我是这儿的警察。”

    “怎么从没见过你？”

    “你看，这是我的徽章。”

    “你屁股上挂着手枪想干什么？”

    “这不是我的，”我为自己辩护，“是我借的。”

    “进来喝一杯吧。”我并不在意，便进去喝了两杯。

    我说：“好吗，伙计们？安静些，好吗？否则我可得倒霉了。”“好说，老伙计，”他们说，“去执你的勤吧，想喝了再来。”我又这样在其他的棚屋里折腾了一气，结果我也和他们一样喝得烂醉。

    黎明时分，我必须将美国国旗挂到一根六英尺高的柱子上。可这天早晨我却把它给挂倒了，自己竟然没有察觉，就这样回家睡觉去了；晚上来执勤时，那伙警察仍和往常一样围着桌子聊着。

    “啊，老兄，昨晚这儿怎么那么大声音？周围的居民都在向我们抱怨。”

    “我不知道，”我说，“刚刚不是很安静吗？”

    “昨晚你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骚乱——警察长对你很满意。但是另一件事——你知道吗？你却可以去坐牢了，你将美国国旗倒挂在旗杆上了。”

    “挂倒了吗？”我十分恐怖。当然我并没有意识到，每天早晨我都是很机械地做着这件事。

    “是的，先生。”一位在阿尔卡特拉兹干了22年警察的胖子说道：“你这样做真够蹲监狱了。”其余的人也都一本正经点头附和。他们总是象群蠢猪似地围坐在办公桌前，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做；他们炫耀着自己的手枪，手心发痒地随时都想对谁开上几枪，尤其是想对我和雷米。

    那位在阿尔卡特拉兹干了22年的警察60开外，大腹便便。虽然他早已退休，但却无法离开他的岗位，因为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寄托。每天晚上他开着那辆福特35型汽车来上班，象钟表一样准时地坐在办公室的圆桌前。他十分辛苦地和我们一样工作、巡逻，看看是否发生什么事，等等。然后又重新坐下来，讲他的故事，“你一定听说过两个月前发生的那件事吧，我和斯莱杰（这是另一个警察，这小伙子一心想当得克胡斯别动队队员，现在他对自己的运气很满意）在G区棚屋抓到了一个家伙。你一定看到过飞溅的血滴吧，今晚我带你去看那儿的墙上留下的痕迹。我们一把就将他从这堵墙推到了那堵墙。斯莱杰先揍了他一顿，我又给他来了几下，最后他终于老实地倒在地上。这小子发誓从监狱出来之后要把我俩给杀了——他被关了30天，可现在已经60天了，我连他的鬼影也没见到。”这是故事的高潮。他们把他吓破了胆，以至他再也不敢回来暗算他们了。

    这老家伙仍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之中，他又讲起了阿尔卡特拉兹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们过去吃早饭时都要列队，没有一个人不听指挥。一切都是那样秩序井然，你一定知道，我在那儿干了22年的警察，从没出过差错。那些人知道我做事十分认真。也有许多家伙被软禁过，因为他们在工作中总出错。我看你——你的所做所为，也在向这些人靠拢了。”他举起烟斗，痛苦地望着我。“你知道他们会趁机找你麻烦的。”

    我知道这一点。我告诉他我不是当警察的料。

    “是的，但是这个工作是你自己我的。现在你必须当机立断，是继续干下去，还是走别的路，否则你将一事无成。你必须忠于职守，因为你曾经宣过誓。在这些事情上你不能妥协，法律和秩序是一定要维护的。”我无话可说，他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逃出去，走进黑夜之中，消失在某个地方，潜心地观察这时全美国的人都在做些什么。

    另一个警察，斯莱杰，是一个身材高大、结实的小伙子，满头的黑发被理成了一个小平头，脖子总是在紧张地抽动着——象一个拳击手那样不停地用一个拳头猛击另一个。他把自己装扮得象过去的得克萨斯别动队队员，他带着一支左轮手枪，腰系子弹袋，还挂了一根短柄的皮鞭，身上到处都吊着皮带，简直象一个可以移动的行刑房。亮闪闪的皮鞋，长长的夹克，趾高气扬的帽子，除了没有皮靴之外，真可谓全副武装。他常常抓住我，从我的大腿之间轻而易举地把我举起来。论力气，我也能很轻松地将他扔到天花板上去，但我很清楚，我不能让他知道，因为我害怕他要和我进行摔跤比赛。与这家伙摔跤最后是肯定得动枪的，我想他的枪法一定比我准，我到现在为止还从未动过枪，甚至连装子弹都让我害怕。他处心积虑想抓人。一天晚上正好是我和他两人执勤，他脸涨得通红地跑了回来。

    “我让他们安静，可那帮家伙仍大吵大闹。我警告了他们两次。我总是给别人两次机会，但决不给第三次；你和我一起去把他们逮起来。”

    “好吧，我来给他们第三次机会。”我说，“我去和他们谈谈。”

    “不，先生，我从不给一个人第三次机会。”我叹了口气。于是我们一起去了。

    我们走近那个闹事的棚屋，斯莱杰打开门，让他们赶快出来。结果很尴尬，我们俩的脸都红了。这就是美国的故事。每个人都在做着他们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那么这帮家伙晚上聚在一起大声谈话、饮酒又有什么错呢？但是斯莱杰非得去那儿找事不可。他把我带上，以防万一他们一起向他进攻。他们可能会这样做的，他们都是弟兄，从阿拉巴马州来。我们又走回办公室，斯莱杰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

    有一个家伙对我说：“告诉那个狗狼养的，让他少给他们找些麻烦，否则我们会因为这个被炒了鱿鱼，就没法去冲绳岛了。”

    “我跟他说说。”

    在办公室我告诉斯莱杰让他忘掉这件事。他当着大家的面，红着脸说：“我不会给任何人两次以上的机会。”“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工作要丢掉了。”那个阿拉巴马人说。斯莱杰什么也没说，便填好了逮捕证。他只逮了一个人，他从城里叫来警车把那人带走了。那天的兄弟们悲哀地离开了。他们中的一位来找我。“你告诉那个得克萨斯的兔崽子，如果明天晚上之前我哥哥没放出来，我就要了他的狗命。”我把这话告诉了斯莱杰，他脸色铁青，一言未发。那人的哥哥被放了出来，结果一切平安。这帮家伙们终于乘船去冲绳岛了。接着又来了一批新的粗鲁的汉子。如果不是为了雷米，我在这儿两个小时也呆不下去。

    但是有许多个晚上我是和雷米·邦克尔一同执勤的，这样的时刻总是令人高兴。我们先悠闲地在棚屋区转悠，雷米检查着每一扇门，看看是否都锁上了，他希望能有一扇门忘了上锁。他常说：“多少年来我都在想着能将一条狗训练成超级小偷，让它溜进这些家伙的房间，从他们的衣服口袋里将钱偷出来，我要把它训练得只偷钱，其余的什么都不要。我要让它能够嗅出钱的味道。如果它能够通些人性，我就训练它每次偷钱不要超过20元。”雷米的脑子里总是充满这类奇异的幻想，有关那条狗的计划他足足谈了好几个星期。只有一次他发现有扇门没上锁。我不喜欢他那么干，便径直向前面溜达。雷米偷偷地打开门，正好与棚户区主管碰了个照面、雷米恨透了这张脸。他问我：“你经常谈到的那位俄国作家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总把报纸放在鞋子里，戴着从垃圾堆里拾来的高筒丝绒礼帽的那位？”这是雷米对我告诉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夸张性描述。“噢，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着一张象这个总管一样的脸的人只能有一个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发现的唯一一间没上锁的房子就正好是属于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氏当时正在床上睡觉，听到门栓有响动便穿着睡衣爬了起来。他走到门口，看上去比平时还要丑陋一倍。雷米开门时，看到这张形容枯槁的脸上充满着仇恨与愤怒。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试试这门。我以为——呃，——我以为这是盥洗室，我想找一个拖把。”

    “你要找拖把干什么？”

    “嗯——噢。”

    我走了过去，说道：“有个家伙在楼上的大厅里吐得满地都是，我们想去拖一下。”

    “这不是盥洗室，是我的房间。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要让你们滚回家去，懂我的意思吗？”

    “有个家伙在上面呕吐。”我又重新解释着。

    “盥洗室在大厅的下面，在下面。”他给我们指点着，看着我们真的走下去，拿了一个拖把，然后傻乎乎地上了楼。

    我说：“上帝作证，雷米，你总是给我们找麻烦。你为什么就不能少惹些事儿，为什么总是想着要偷东西呢？”

    “世界所给予我的东西太少了，这就是原因。你不要老生常谈了。如果你再这样教训我，我就要叫你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雷米就象个孩子。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在法国度过了孤独的学生时代，他们把他的一切都夺走了。他的继父把他送进一所学校，便从此不再管他。他总是被人欺侮，并常常从一所学校被赶进另一所学校。在寂寞的黑夜，他在法国的大道上孤独地流浪、用他那些天真的字眼诅咒着命运的不公。他必须将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他无休止的失去，所以他也要无休止地去夺回。

    棚户区的自助餐厅是我们的一块肥肉。我们先仔细观察周围，看看是否有人监视，尤其是看看是否有我们那些警察朋友在偷看。然后我蹲在地上，雷米站在我的肩上，打开窗子，这扇窗户从来不锁，他晚上已经察看过了，他从窗子里爬进去，站在案桌上。我比他稍微灵活些，我只需一跳就从窗子里窜了进去。然后我们跑到汽水桶前。在这里，我实现了一个幼年时期的梦，我打开盛巧克力冰淇淋的铁桶盖，将整个手伸进去，抓出许多，开心地用嘴去舔。然后我拿来冰淇淋盒，把它们都盛满，再倒上许多巧克力果汁，或草莓酱，又到厨房转了一圈，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可以装在口袋里带走的。我撕下一大块烤牛肉，准备包在餐巾里拿走。“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雷米总是这样说，“我们应当降低生活费用。”

    一天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他乱七八糟地装了一大箱子食物。我们从窗子里无法拿出来，雷米不得不将箱子重新打开，放回一些东西去。后半夜，他下班之后，我独自一人呆在棚屋区。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沿着峡谷的一条古老的小径走着，希望能碰见一只小鹿（雷米曾在这附近见到过鹿。这儿从1947年就变得荒无人烟了），突然，黑暗中传来一个恐怖的声音，好象是粗粗的喘息声。我想一定是一头犀牛准备向我发起进攻，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枪。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阴森森的峡谷中，在朦胧的夜色中望去，这个怪物似乎正万头簇动。我猛然意识到这个怪物就是肩上扛着装满了食物的箱子的雷米，在巨大的重压下他不住地呻吟、喘息。他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助餐厅钥匙，可以直接从大门里将东西拿出来。我说：“雷米，我以为你回家了呢，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佩拉提斯，我已经对你说过好多次了，杜鲁门总统教导我们，应当降低生活费用。”我听到他在黑夜中喘着粗气。前面我已经描写过回棚户区的路是怎样的崎岖，必须翻山越岭才行。他把盒子藏在草丛里，然后走回来对我说：“索尔，我一个人没法拿，我把它们分成两盒，你帮我拿一些。”

    “但我得去执勤呀。”

    “你去的时候我帮你看着。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差了，我们必须尽力去改变它。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他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索尔，我跟你说过好多遍了，我们是朋友，这是我们共同的事。我们没有其他办法，陀思耶夫斯基们，其他的那些警察们，丽·安们，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可恶的家伙们和我们的处境都不一样，没有任何人会来关心我们，为我们着想，在他们那层虚伪的面纱后面，都是一张张卑鄙的嘴脸。记住这一点，你必须忠于我们的友谊。”最后我问：“我们什么时候去乘船远航？”我已经在这些事上消磨了整整十个星期。我每星期挣55美元，给我姨妈40元。这期间我只在圣弗兰西斯科住过一夜，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蜷缩在小小的棚屋里度过的，整天耳边响着丽·安和雷米无休止的争吵，午夜来到这幽深的峡谷里，在令人生厌的棚户区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

    雷米又拿来一只盒子；我吃力地跟着他扛着沉重的东西走在山路上。回去后，我们把拿来的东西全部堆在丽·安的餐桌上，象个小山。她刚从梦中醒来，一副睡眼惺松的样子。

    “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是怎么说的吗？”她高兴地问我。我突然开始意识到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小偷的天性。我也开始对这事儿感兴趣了，甚至也去偷偷观察是否有哪扇门忘了锁。其他的那些警察开始怀疑我们，他们从我们的眼睛里看出了端倪，他们本能地觉察到我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多年的经验教会了他们怎样识别我们这类人。

    一天白天，我和雷米带着枪去山上打鹌鹑。雷米悄悄地爬到离一群咯咯乱叫的鹌鹑只有三英尺的地方，朝着它们发了一梭子弹，结果一个也没打中。他那粗旷的笑声穿过加利福尼亚森林，几乎传遍整个美国。“现在我们该去看看香蕉国王了。”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来到了交叉路口的巴士车站。我们乘车来到圣弗兰西斯科，在宽阔的大街上缓步而行。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雷米其响无比的笑声。“你应当写一篇关于香蕉国王的小说。”他提醒我，“不要对我耍什么花招了，好好地写一篇关于他的故事吧，香蕉国王对你来说简直是一块肥肉。你看，他就站在那儿。”香蕉国王就是一个在街角卖香蕉的老头，我对他毫无兴趣。但是雷米却拍拍我的肩，甚至拉着我的领口把我往那儿拖；“你写香蕉国王就是在写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你没有意识到香蕉国王的重要性之前，你根本就无法懂得人生的意义。”雷米强调说。

    海湾外停着一艘作浮标用的锈迹斑斑的旧货船，雷米非常想上去看看。一天下午，丽·安带了午饭，我们租了条船向那儿驶去。雷米还带了些工具。到了那里，丽·安脱光了衣服躺在快艇上晒日光浴。我从船尾向她望去。雷米直奔锅炉房。那里成群的老鼠满地乱窜，他东锤锤，西敲敲，希望能敲下一些铜皮来，其实那儿根本就没有什么铜皮。我坐在毁坏了的船员餐厅里。这艘船已经陈旧不堪，但仍可看出里面的装置很漂亮，水手们用的贮物箱上仍可辨认出雕刻的花纹。这就是杰克·伦敦笔下的圣弗兰西斯科之魂。我站在洒满阳光的甲板上，沉浸在美好的梦想中。老鼠在食品室里闹作一团，然而很久以前却曾有一位蓝眼睛的船长在这里美美的用餐。我在船底找到了雷米，他东奔西跑地忙活着。“什么也没有。我本想这儿会有一些铜，至少会有一、两把扳手。这条船不知被小偷剥过多少遍了。”它在这个海湾停泊了好几年，船上的铜已经被偷的精光，再也剥不出什么了。

    我告诉雷米：“我非常希望能在这艘古老的船上过夜。迷迷蒙蒙的夜色中，海浪拍打着风烛残年的船身，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那该多美！”

    雷米大吃一惊，对我的崇拜顿时又增加了一倍。“索尔，如果你真敢这么做，我就给你5美元。你没听说过死在海里的那些老船长常常会在夜里出来闹鬼吗？我不但要给你5美元，还要为你准备好午饭，借给你毛毯和蜡烛。”

    “一言为定！”我说。雷米赶紧跑去把这事告诉了丽·安。我真想从桅杆上一下子跳到丽·安的身上去，但是我答应过雷米不去碰她的，所以只得把眼睛从她的身上移开。

    打那以后我到圣弗兰西斯科跑得更勤了，我试图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去找个姑娘。有时我甚至在公园的长椅上与一位姑娘一直呆到第二天黎明，但是从没有成功过。这个姑娘是来自明尼苏达的一位金发女郎。这儿有许多同性恋者，好多次我只好带着手枪去旧金山。在酒吧的盥洗室里一位男妓想接近我，我掏出了手枪，说道：“嗯？嗯？你说什么？”他吓破了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我知道男妓遍布全国。也许是因为我在旧金山太孤独，又正好有支枪，想在别人面前炫耀一下的缘故吧。每每从珠宝店经过时，我都会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对着橱窗开枪，抢走一些最珍贵的戒指和胸花送给丽·安，然后我们双双逃到内华达去。我必须离开圣弗兰西斯科，否则我会发疯的。

    我给住在得克萨斯老布尔·李那儿的狄恩和卡罗写了封长信。他们说一旦一切准备就绪就来圣弗兰西斯科。在这期间，雷米、丽·安和我的精神又开始萎靡不振。9月，雨季来临，雷米和她飞往好莱坞去送我那愚蠢的剧本，毫无结果。那位著名的导演先生喝得酩酊大醉，对那个剧本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在他的马利布海边别墅逗留了几天，就又开始当着客人的面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双双跑了回来。

    决定性的一件事就因为那次看赛马。雷米大约存了有100元钱。这一天我穿着雷米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颇有几份潇洒，他拥着丽·安，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海湾那边里奇蒙附近的金门赛马场。这家伙倒是心地善良，他把我们偷来的食品装了一半在一个偌大的棕色纸袋里，送到了里奇蒙一间破旧的棚屋里，他知道那儿住着些穷人。我们和他一起去的，那里尽是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一位妇女向雷米道谢，她是雷米稍微有些熟悉的一位水手的姐姐。“不要再想了，卡特夫人，”雷米彬彬有礼他说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预料的。”

    我们又继续去赛马场。他一开始就令人吃惊地下了20元的赌注，还没到第七圈他就输了。接着他又将我们仅剩的两美元押上，结果又输了，我们不得不一路搭便车回圣弗兰西斯科。我们又在路上了。一位看上去很有身份的先生让我们搭了他那辆漂亮而又时髦的轿车，我和他坐在前面。雷米又想编故事了，他说他把钱包忘在了赛马场。“事实上，”我说，“我们的钱都丢在赛马场了。为了下次能把它找回来，我们现在就去登记赌注，怎么样，雷米？”雷米满脸羞红。最后那位先生承认他就是金门赛马场的一位官员，他让我们在豪华的宫廷旅馆前下了车，我们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一副财大气粗、趾高气昂的派头。

    “噢！哈哈！”雷米在夜晚的圣弗兰斯科街道上大笑着；“佩拉提斯和那个赛马场的老板坐在同一辆车里，而且发誓要去登记赌注。丽·安，丽·安！”他大笑着捶打着丽·安。“他绝对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人！哈！哈！哈！”他围绕柱子转着，开心得大笑不止。

    那天晚上天又开始下雨了，丽·安的脸色很难看。我们一个子儿也没有了。豆大的雨点咚咚地敲打着屋顶，“还得下一个星期左右。”雷米说。他已经脱掉了那件漂亮的外套，又重新穿上了t恤衫和寒酸的短裤，还戴上了那顶怪里怪气的军帽。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悲哀地盯着地板。枪放在桌子上。我们能够听到斯诺先生的笑声穿过破旧的棚屋在雨夜中回响。

    “我对这个王八蛋厌倦极了，”丽·安厉声说道，她又在寻衅闹事，不住地嘲讽雷米。他正忙着翻一个黑封面的本子，那上面记着一些借他钱的水手的名字，在这些名字的旁边他用红笔写了不少骂人的话；我担心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也会进入他的黑名单，最近我一直寄很多钱给姨妈，每星期只买四、五元钱的东西，另外只有响应杜鲁门总统的号召，在外面捞回几美元的什物。雷米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将所买的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写在一条丝带上，挂在浴室里，好让我心里明白。丽·安觉得雷米背着她把钱藏起来了，我也一样，为此，她扬言要离开他。雷米咬紧嘴唇，“你要到哪儿去？”

    “去找杰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