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元忠距离较远时便看到有不少车辆往府城方向前行，多半是独轮小车，几十辆车四周跟着一些里甲保正模样的人跟随，大量的车队之侧数里外有几十人骑着马远远巡看，这些骑马的明显是山东过来的客兵，多半穿泡钉绵甲头戴铁盔，手持骑枪或长刀，武器均取出提在手中或是横在膝前，或三五成群聚集一处，或十几骑散开驱赶过路的百姓，甚至策马驱骑冲散过路行人，待看到行人狼狈不堪躲避之时，这些骑兵便哈哈大笑，骄狂之态尽显无余。

    客兵驻淮安时间尚不久，但这些从临清过来的山东客兵已经名声极坏，除了催粮征饷逼死不少人命之外，公然抢掠之事也时有发生，大白天尚且如此，半夜偷鸡摸狗抢掠民宅，或是强奸妇人之时时有耳闻。原本淮安府算太平地界，漕运中心尚算富足，不似徐州睢宁等处曾经遭遇兵火，山中群盗聚集，加上近山东地界有不少响马为患，盗匪多如牛毛，淮安这里总体尚属太平，客兵大量到来之后，严重加重了地方负担之余，也使得治安急转而下，人人均恨客兵入骨。

    闵元忠知道近来客兵放缓了打粮的频率，也并没有扩大范围，最少在卫所军户附近并未见到下乡征粮的客兵队伍。

    主要原因并非刘泽清和麾下将领天良发作，而是考虑到再过两个多月便是夏收，那时候打粮比现在收获要多的多，此时正是春荒时，哪怕逼死人命亦不能多得粮，不如稍缓两月再行征粮的好。

    而且客兵征粮至今，抢掠了若干富户，得粮好几十万石，得银亦超过十万，刘泽清部在淮安这边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壮大不少，令刘泽清有了长期盘踞，认真经营两淮地方以为地盘的考虑和打算。

    相比较战乱不止的山东与河南，两淮就是不及江南，也是比山东河南要富裕的多了。

    闵元忠随着粮队一并进入望云门，一进城门便是感觉无比繁华，络绎不绝的人群往城中涌入，街道上招牌幌子林立商行店铺一眼看不到边，大量的车马停靠在街道两侧，等着货物装车启运……

    从纸张铺香烛铺到杂货铺，布店，丝行，帽子铺，成衣铺子，鞋铺，还有古玩，茶铺，酒楼，客栈，还有当铺，钱庄，银号……林林总总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从最便宜不值钱的竹编，到打造精巧的金银首饰铺子，所谓五行八作，也就是车船店脚牙这五行，八作便是金银铜铁锡木瓦石，这样分虽未必能把这长街上几百个铺子都分的清楚……比如成衣裁缝和帽子铺就有好多家，各有专攻，纸行铺子也是侧重不同，还有瓷器分为各个窑口，布匹分类好几十种，除了最顶尖的大铺子外，一般侧重贩卖的也就是几种，布店瓷器生丝茶叶林林总总，包括各种服务业，比如脚行车店客栈之类，整个西大街长二里许，各种店铺几乎是一间接着一间，密密麻麻，要是头一次过来的没甚见识的外乡人，怕是到此之后良久都移不开眼睛！

    江北其实就是二府，此时的淮安府是后世部份徐州，整个宿迁和连云港，再加整个盐城市和部份扬州，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商业之发达，后人难以想象。再加上是漕运中心，还是大明工部设立的最大的漕船造船基地，南北通衢贸易中心加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一定地位，此时的淮安府堪称重镇，比诸后世完全不同。

    而眼前的西长街最多的商行，自然还是盐行。

    盐行的铺面反而不大，多半就是三开间的平房当门面，不似有些大商行用五开门上下的楼房当成铺面，幌子挂起老高，隔几里路都看的到。

    到崇祯年间，私盐泛滥后很多盐商开始暗中与私盐贩子勾结，大量购入和销出私盐，若全按朝廷规矩，不仅购入盐时需要盐引，出售官盐也需要在官府规定的城市之中贸易，最少也得是县城，集镇和乡村的百姓要买盐就得进城，实在劳民伤财。

    眼前的盐行，普遍是低调内敛，但所有人均是知道盐商才是府城中最为富有之人。

    闵元忠牵着骡子走到朱家商行前的拴马石前，将自己骡子小心系好了，然后风尘仆仆的走向店铺之内。

    这一次打前站的差使，其实是来自闵元启的处罚。

    闵元忠负责看守百户村落，三个箭楼和移动哨归他管，结果不经通传直接放了闵乾德和王三益等人进来，虽然并非放外人进盐池，亦属失职，闵元启当面未说，其后便是扣了闵元忠三天的口粮，并且将这个打前站的差事交了给他，亦是处罚的一种。

    闵元忠对此颇觉苦闷，但不论是亲族关系，或是现在闵元启的权威，还有未来可期的好日子就在眼前，这一切均使他无法抵抗来自闵元启的处罚，只能老老实实的骑骡赶路。

    好在旅途一切顺利，闵元忠轻轻吁了口气，快步走入店铺之中。

    ……

    穿着胖袄戴着范阳笠，赶路赶的一脸黑灰的闵元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注意。

    商行之中，朱任重与长子朱万春，次子朱万和正坐在柜台之后说话。

    三人俱愁眉不展，朱万和小声抱怨道：“我以为曹州刘就是征粮养兵，现在看他不占扬州也想占着淮安，地方钱粮怕不足养兵，还要将手伸到盐业上去。”

    朱万春道：“他要招抚杨世礼，无非就是一则要掌握灶户，二来掌握私盐渠道，获得销路，现在看来杨世礼还没有同意曹州刘的条件，显然也是未将游击将军或参将的官职看在眼里。这也并不奇怪，杨世礼好歹有千多部下，一年最少出盐过二千万斤以上，一年净利十余万两，我朱家世代盐商二百余年，积累家财不过几十万，杨世礼再做几年盐枭家资就在我朱家之上，他才不愿戴着官帽将资产献出来给人。”

    朱任重一直心事重重坐着，这时才点头道：“老大见事明白，把曹州刘和杨世礼等人的心思都摸的不差。不过就算杨世礼不肯当这个官，他好歹也要拿出地盘和好处来与曹州刘分润，说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却是得看这强龙和地头蛇比起来到底相差多少，杨世礼扛不过，现在曹州刘控制的灶户越来越多，各家商行都得将自己的灶户拿出一部份，售盐的渠道也分出一部份给客兵，这样他一年最少能弄十几二十万两银，加上田赋正项收入，养这几万客兵是绰绰有余了。”

    朱任重停了停，叹口气道：“也怪不得曹州刘这样的不听皇命，皇帝不差饿兵，咱们大明穷的底掉，这些掌兵的却是可以在民间随意搜刮养兵，谁还听朝廷的？真是怪事，天大的怪事！”

    正如朱任重所言，大明此时的财政已经是完全破产，崇祯年间的财赋收入有波折曲线，总体上是一直持下降状态。

    说来奇怪，除了崇祯元年有意降低一些赋税之外，大半时间崇祯朝也是走在加征和加收的道路上，但由于控制力的持续下降，越是加收就越是减收，从杂项收入到田赋正项，年收入年年锐减，很多税赋根本收不上来，加征的辽饷练饷剿饷加起来，赋税收入仍然不足以养兵。到崇祯十七年，财政已经破产多年，可怜的皇帝除了用光了自己的内帑之外，连宫中的器物都拿出来当了不少，此外崇祯七年前后就确定了皇陵修筑地点，下来十年了皇帝都没有钱给自己修陵，这在大明历代皇帝中也是头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象崇祯这种在位十几年的皇帝，皇陵应该早就修好，并且维修多次了。

    这使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后都无帝陵安身，皇帝尸体先被放在门板上抬到宫门外，勋臣太监并百官不敢上前叩首祭祀，只有襄城伯一人上前叩拜，其后崇祯帝与周后一起放在柳木棺里，涮上红漆后李自成决定将帝后二人送到修好的田贵妃陵安葬，着顺天府解决此事。

    顺天府和昌平县均无钱粮，库中一穷二白，从当时的各种记录上来看真是凄惨之至，国家首府没钱，皇陵所在县没有钱粮，国库无钱，最后的记录是四月上旬前后，由顺天府倡导，若干百姓凑了几百两银，办了简陋的灵棚，修了陵墙，各家多则几十两，少则数两，甚至几十钱，凑起来银钱把帝后安葬……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顺天府官李票为开田贵妃墓室一事，责令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

    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可是，因为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紧迫，时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赵一桂，只好与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商议，带上工房人员冯朝锦入京禀报顺天府。经再三请示，府官始朱批：“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

    赵一桂回州后，随即组织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钱共三百五十千文（约合银二百三十三两）。其中，刘汝朴六十千文，王汝朴五十千文，白绅三十千文，邓科五十千文，徐魁三十千文，李某二十千文，赵永健二十千文，刘应元二十千文，杨道二十千文，王政行二十千文。

    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就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

    其中，雇夫头杨文包揽开挖、掩埋隧道，用银二百两；搭盖薄棚三间、小棚两间，用银四两五钱；从纸铺买纸用银一两八钱；从猪户买猪用银四两五钱；从羊户买汤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从攒盒铺买素供二桌，用银一两；从饭铺买面及大米饭，用银一两；犒赏夫役，用银二两四钱；打造开启玄宫石门用的拐钉钥匙及石匠开门，用银五钱；伺候送柩员役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细连绳用银四钱；木匠工价用银四钱；打扫灵棚人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来人饭钱用银一两一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