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醒来之后，先摸了摸床，让方圆吃惊的是，床竟然是湿的。方圆陡然坐起来，四下里张望，没有女子在视线里。但床为什么是湿的呢？

    方圆用手摸了摸湿处，没有粘乎乎的感觉，又放到鼻子下闻了闻，也没有任何异味。方圆惊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自己什么时候把这里给弄湿了呢？坐起来后，方圆看到了脚下的地毯上，一个水杯躺在那里，水洒了一地。这个水杯怎么会躺在地上？自己在喝醉之后，中间还有过喝水吗？这些细节，方圆已经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拿起手机，看到了三个示接电话，都是冯彦打来的。

    方圆给冯彦回过去：“我睡着了，喝醉了，没接到你的电话。”

    冯彦说：“方圆，我要谢谢你。你的办法很给力。叶书记不但签批了这个文件，而且还很细致地了解了我的设想。我没有隐瞒，告诉叶书记，这里面有你的功劳。下午，市人社局局长董希斌，给我打了电话，表示要拜访我，商谈下一步如何开展好这项工作，把叶书记的指示精神贯彻下去。”

    方圆说：“祝贺！开一个好头，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加油！”

    冯彦说：“谢谢。对于下一步工作，你还有什么建议？”

    方圆说：“合作多赢！把你的想法、打算，跟闵健他们通通气。功劳大家都有一份，但谁也争不去政委的第一功劳。”

    冯彦说：“好，我现在就去找闵健。”

    方圆穿好外套，悄然出门，打上一辆出租车，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警备区。方圆的心情不错，虽然脑袋还是昏沉沉的。不管怎么说，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到地上了。

    2009年1月30日，正月初五。汪兴邦领着政策研究室、职教科的工作人员，早早就来到了教育局。正月初十，要开教育工作会，时间已经是非常紧急了。而且，省长要到东州来，了解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这让汪兴邦怎能不着急？

    这一天，孙红军、张元庆也早早来到了教育局。都是心里想着工作的人呢！

    大家没有给方圆打电话。正月初一那天，拜年的人排成了长龙，让大家都知道方圆在这个假期里会有多忙！而且，按照中国的体制，上级可以管下级，但在一个部门里，没人管一把手。一把手的监督问题，是当前这一体制最难解决的问题。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一号，都几乎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试问，谁敢监督一号？最大的一号，又有谁能监督？想当年，在另一个国度，某个总统，因为莱温斯基事件，被一个小小的独立检察官给搞得差一点进监狱，被议会弹劾差一点通过。这就是有效监督和实质监督。

    方圆被市委和市纪委这两个上级部门监督着，但在教育局，谁来监督方圆？孙红军所谓的监督，是名义上的；和平作为教育局纪委书记，更不敢去监督顶头上司。

    但方圆在大家到了不久，也来到了教育局。方圆也是一个想着工作的人呢！

    大家看到方圆，不管初一拜年没拜年的，也都热情地跟方圆寒暄拜年。方圆心情不错，红光满面。没人知道方圆为什么这么高兴，有人恶趣味地想：过年方局长又发了大财吧？

    方圆看到了借调过来帮忙的阮少修。方圆说：“少修，跟着汪局长、申科长他们，好好地学习。”阮少修说：“是的，我一定好好学。不来教育局，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来了教育局，在跟汪局长、申科长、小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不懂；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井底的青蛙，原来只看到那么一巴掌大的天。”

    方圆说：“基层微观，高层宏观。东州5中，固然很重要，但放眼全东州教育，只不过是1400多学校中的一所。想想看，全市的高中就有134所。所以少修到了教育局帮忙，要学习的不仅是怎样写好公文，更要学习宏观的思维，站在全局、全市看问题的角度。”

    申军的心里有点难受：难道方圆想用阮少修来替代自己吗？有了这个想法，申军对阮少修多了几分嫉恨，也多了几分提防。

    方圆说：“大家忙吧。”

    方圆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张元庆如影随形。张元庆动作麻利自然地给方圆擦好桌子、泡好茶水，向方圆请示：“局长，大家中午吃饭怎么安排？”

    方圆说：“就到教育局对面的饭店，找一处开门营业的，大家一起吃。吃得好一点，但不喝酒。”

    张元庆说：“好。”

    方圆说：“以前教育局有没有加班费？”

    张元庆说：“机关加班，一般都没有加班费。”

    方圆说：“这一块的经费，是否方便做出来？”

    张元庆说：“可以的。”

    方圆说：“那就从现在开始，单位组织的加班，安排工作餐，也要支付加班费。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会有劲头。”

    张元庆问：“多少的标准？”

    方圆说：“工作餐的标准，每人不低于30元不高于60元；加班费，半天50元，一天100元，你看行不行？”

    张元庆说：“太行了！我想，全机关的同志都会感激方局长的。”

    方圆说：“我的前提是：不能犯经济上的错误。”

    张元庆说：“请局长放心。支付加班费，是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加班，要支付不少于两倍最多三倍的加班费。只不过，许多·党政机关，都没有执行而已。像局长您现在的月收入也超过5000元，如果按照两倍的加班费，一天得300多元才行。100元，不会有任何麻烦。大家都一个标准，心理上也会觉得公平。”

    方圆点点头：“元庆，去准备吧。最好是今天加完班，就兑现。”

    张元庆说：“好的，局长。不过，以后还是每月统计一次比较合适。”

    方圆说：“听你的。”

    孙红军进来，与方圆又进一步商量了教育工作会的事情。不知不觉，孙红军把自己摆在了方圆第一副手的位置，忘记了自己是正处，而方圆实际上是副处。两个人确定了一些教育工作会议的细节问题后，孙红军说：“我去政策法规科那边看看。”这就是具体执行了。只是不知道，汪兴邦心里头是否愿意孙红军去指挥。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方圆一个人。看着手里的两份讲话稿，一份是叶继成的，一份是宋云生的，方圆仔细地校对着每一个句子，细细地剖析着两份讲话稿，能不能既区分出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侧重，又让两个人都能感受到各自的位置都很重要？要搞这样的平衡，不容易的，但却是每一个官员的必修课，因为从下到上，两个班子都是常态。常常有人抱怨，中国的公务员太多，就是说这两套班子是没必要。其实中国的公务员只有780万，占13.5亿人口的173分之1，也就是173个百姓养一个公务员。如果再加上2800万包括教师、医生和其他吃财政饭的事业编制人员（其中教师1350万、医生和护士500多万），那么总的吃财政饭的人就达到了3600万左右，这个比例就变成了37.5：1。而美国的百姓与公务员比是12:1，法国是12:1，加拿大是9：1，中国比这些发达国家低了许多。当然，也不是没有压缩的空间，教师队伍不容易压缩，医生和护士还应增加，但党政班子可以合并成一个，从乡镇到县区到地市到省，差不多又能一定数量的财政人，可以党政一肩挑嘛，也就不用单设市委办、市政府办了。

    这些想法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压缩空间，纵然算是两套班子合二为一，能减少个几十万人，就了不得了。毕竟在各大厅局，在许多地方基本上都是党政一肩挑，除了像教育局这样特别大的局单设党委书记，其他局基本就是党政一个人，下面的处室都是责任处室，几乎不存在压缩的可能性了。少了几十万，跟教师、医护这样的吃财政大户比起来，这个财政供养比例数，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用几十万去除以13.5亿，连一个百分点都下不来。

    方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胡思乱想，手机铃声响起来。是任小爱打电话过来。方圆接起来：“任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任小爱说：“在家呆着没意思，我今天就想回去。我想你了，想得刻骨铭心。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现在是体验到了这个成语的境界。方圆，感受到你的爱，我就像是春风化雨滋润的小草，每天生活都是美好的；感受不到你的爱，我就像是塔克拉马干沙漠里的砂子，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

    方圆觉得牙齿都要酸掉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遇到像任小爱这样的女性，算不算是自己人生的奇葩？这个时代，不是出产张爱玲一样人物的时代。任小爱真有一点卓而不群、鹤立鸡群的感觉呢！方圆觉得，自己跟任小爱比起来，简直就是大俗人一个！

    方圆笑了：“小爱，没这么严重吧？”

    任小爱说：“绝对有这么严重！我现在已经得到重病，病入膏肓。我的病是爱情饥渴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