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家集遭袭，李文彬被俘，使凹凸山反“秋季攻势”的部署陷入了危机。

    以后有情报表明，这是山野大佐和汉奸姚葫芦精心策划的一次谍报活动。李文彬在崔家集的行踪，是由隐藏在崔家集的内奸崔二辫子提供给姚葫芦的。崔二辫子是崔二月的远房族叔，自从崔二月十天前从江店集回到娘家，就处在崔二辫子的严密监视之中。崔二辫子知道本家侄女同共产党那位县委书记关系暧昧，料定这块香饵可以钓住一块肥肉，所以不辞辛苦地昼夜窥探。

    机会果然就来了。

    崔二辫子在崔家集是个著名的泼皮，除了正经事不干，别的事都干，越是不正道的事他越是干得欢实。这次通风报信，崔二辫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钱。这一条情报，他得到了三百块大洋。恰好是这三百块大洋暴露了他。前几日他同“维持会”崔会长和马篾匠推牌九，输了个精光。而不出三天，转眼之间就阔了，不仅还了赌债，还到斜河街的窑子里当了两天神仙。

    在斜河街暗娼花枝子的厢房里，一条绳子捆翻了崔二辫子，带到了分区首长的面前。

    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有从他家抄出来的二百多块大洋，问也只问一条，就问钱是从哪里来的。

    崔二辫子骇得魂飞天外，东扯葫芦西扯瓢，指天划地发誓赌咒，就是说不圆场。

    梁必达和张普景横一条大板凳坐在上面，让情报科长伍连森拎一柄驳壳枪，崔二辫子每说一句假话，就朝他的裤裆下面开一枪。

    三枪一放，崔二辫子就像大病一场，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了，癞皮狗一般趴在地上，让他招的他招了，没让他招的他也招了。于是真相大白。

    情况已经明了，态势却变得更加复杂。反日军“秋季攻势”的方案，是凹凸山军分区首长会同国民党军刘汉英文泽远等人一起商定的，而且在营团干部会上发了预先号令，虽然具体的部署尚未明确，但是这些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对于分区首长的意图可以说是心领神会的。如今一个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落入敌手，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小事。

    紧急会议上，几位首长忧心忡忡，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咬噬着他们的神经。参谋长姜家湖提出：“李文彬的被俘，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原先想定的方案要不要改变，二是要不要跟友军通气。方案改变尚且来得及，可是万一……”

    窦玉泉说：“情况是明摆着的，老李在敌人手里，而我们的……，我认为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计划。”

    张普景问：“如果调整了计划，要不要跟刘汉英通气？”

    窦玉泉说：“当然要通气，仗要靠两家一起打嘛。”

    张普景说：“可是话怎么跟人家说呢？就说我们的一个同志落入敌手，我们信不过这个同志，我们认为他有变节投敌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调整部署？可是这话能跟他们说吗？这不是自己把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吗？再说，老李现在情况不明，在敌人的魔掌里或许正在承受痛苦的摧残，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怀疑我们的同志的坚定性，这是不是太不相信同志了，是不是太不严肃了……”

    窦玉泉心情沉重地说：“这不是相信不相信同志的问题，战争是无情的。一个同志被俘了，只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不做任何损害自己队伍的事情。这种可能当然是占主流的。可是，作为战斗的指挥者，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第二种可能。老梁，你是怎么想的？”

    梁必达一直在面无表情地吸旱烟。对于李文彬，窦玉泉和张普景都比他熟悉，他想多听听窦、张二人的意见。吸了六七窝旱烟，梁必达的心里就有底了，但是他没有马上表态，只是同姜家湖交换了一下眼神，彼此心领神会。

    梁必达说：“老姜你谈谈。”

    姜家湖说：“李文彬同志被俘，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防奸保卫工作近期有松懈的迹象。事情虽然出在崔家集，但是其它地点有没有？有没有还没有暴露出来的奸细？会不会还有其它的情报通过其它渠道被敌人掌握了？我看这些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仅仅从这个道理上讲，就有必要调整计划。第二，从李文彬被俘的过程来看，他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擅自行动才被敌人钻了空子。实话说，我对这个同志是有看法的，他虽然革命激情高昂，但是武装斗争经验不足。在勇敢方面也有欠缺。能不能经受得住敌人的拷打和引诱，不是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间屋子里就能得出结论的。所以我同意窦副司令员的意见，一是调整部署，二是通报友军。”

    张普景说：“这样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给老李判定为必然变节了。我还是不相信老李会变节，老李是个受党教育的老布尔什维克了，我相信他会保持一个革命者的忠诚。”

    姜家湖说：“我们必须从作战实际出发，把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

    窦玉泉也说：“我也相信李文彬同志会保持忠诚。但部署还是要调整。战争是一门科学，每一个细节，尤其是突然出现的细节，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敏感。宁使我有虚防，无使彼得实偿，这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尤其是在出现被俘人员之后应该特别注意的。”

    梁必达说：“老窦说得好。我们应该从最高的地方看待我们的同志，但是我们也要从最坏的地方思考我们的问题。”

    张普景问：“怎么跟刘汉英他们说？让他们看我们的笑话？”

    梁必达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就说在凹凸山发现敌人的奸细渗透比较厉害，以提醒他们注意为幌子，提出改变计划的设想。”

    窦玉泉击掌嘘了一声：“好，老梁这个主意好。不说什么事，先暗示。”

    张普景说：“老李被掳的事他们迟早要知道，他们要问起来我们怎么说？”

    梁必达说：“那还不好说？确有其事嘛。不过这跟调整计划没有关系。我们就跟他说，没有老李被俘这回事，我们也要改变计划，一是糊弄奸细，二是出其不意。我们的决心在前，老李被掳在后。”

    张普景想来想去，也只好这样了。于是便让姜家湖前往舒霍埠同刘汉英勾通。

    自从梁必达上任分区司令员之后，分区的几位首长配合得还算不错。梁必达对张普景和窦玉泉表现了极大的尊重。机关干部们都能看得出来，梁必达的尊重是真诚的。一是虚心，经常向张、窦二人讨教，就战术理论问题认真地当了窦玉泉的学生。二是谦让，重要问题不急于表态，先是默默地听，再同参谋长姜家湖细细推敲，决心定下之后，老老实实地提出来，等党委书记和代理政委张普景最后拍板。

    不久从舒霍埠传来了一个消息，尽管多少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让分区和特委感到了震惊——李文彬变节了，不仅向日军提供了他所知道的凹凸山国共两军的兵员装备状况，还参与了日军“秋季攻势”计划的修订。

    情报是国军情报人员高秋江通过打入“皇协军”中的内线窃出来的。

    刘汉英写了一封绝密信，派参谋长左文录亲自送到梁必达的手上。信中虽然表示了沉重的心情，但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还是能看出些许揶揄的嘲讽意味。

    梁必达立即通知张普景和窦玉泉、姜家湖等人，几个人把密信传看完毕，面面相觑，谁也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