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上，郑丽琬靠着窗户沉吟不语。

    一旁的阿碧不解道：“娘子，明明谢学士已经出了大理寺，再等等他肯定会回来，你何必着急走呢？”

    “走与留有什么区别吗？”

    阿碧嘟嘴道：“娘子，你这是口不对心，你明明想见谢学士的……”

    郑丽琬微微蹙眉，脸上迅速闪过一丝红晕。

    “娘子是因为杜夫人的缘故？”

    郑丽琬道：“他们一家子团聚，我们在不合适。”

    “娘子……你为谢学士做了那么多，甚至有损名节，就这么走了……至少该留下等谢学士说句谢谢，或者……”阿碧似乎很为自己主人感到不值，而且还有更长远大胆的想法。

    郑丽琬轻轻摇头，如果他真的有心，离开应该比留下更好，不是吗？

    只是……

    也不知是想到了某些害羞的事情，还是因为有人念叨的缘故，郑丽琬只觉得耳根滚烫……

    ……

    一切突然似乎都平静下来，李唐皇室在欢庆东宫嫡长孙的诞生。

    马周负责调查杜伏威一案，有条不紊；而谢逸和孙思邈的牛痘实验进展也很不错。

    十名参与实验的死囚在不断安抚和照顾下，全部熬过了牛痘发作时的高热，只有两人因为没管住自己的手，挠破了痘痘，在脸上留下了麻点疤痕，却无伤大雅。

    这样的实验结果，实在喜人，连谢逸都觉得惊讶，即便是后世恐怕也不见得能有如此完美的效果。

    当然了，这是建立在自己和孙思邈悉心周到的照顾医治，以及完善的卫生条件。

    真的大规模推广开来，鉴于具体操作的环境和操作者的技术等因素，肯定会有人牺牲。尤其是在最初推广阶段，没有经验可循。最容易出现此类问题，难以避免。

    接下来，便是实验这些人是否如愿获得抗体。

    让他们在密闭的房间里接触天花患者用过的衣服，餐区器皿。甚至是搬运掩埋因天花亡故的死尸。

    十天过后，这些人并无异常！

    孙思邈彻底松了口气，叹道：“谢学士果然奇思妙想，此法可行，往后天下再无天花恶疾。挽救生灵不知几何，功德无量啊！”

    “哪里，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此等普度行善之事实应该的。”话音落地，谢逸讪笑道：“忘了孙神仙信奉三清，提及佛家名言有些不妥当。”

    “嘿嘿，只要在理，不管是佛陀经文，还是道祖所言，都当遵从提倡。何分彼此？”孙思邈笑道：“佛道两家都讲究慈悲，济世救人，仁慈行善总是没错的。”

    谢逸道：“确实是这个道理，百姓生活不易，能少受些病痛折磨自然最好不过；实验结果如此，算有疗效，先在同州开始推行吧，眼看夏日将至，天气一旦热起来，疫情传播会加剧。须得及早遏制。”

    “好！”孙思邈表示赞同，随后便通过宰相房玄龄，将实验结果上报朝廷。

    李世民自然是高兴万分，当即令孙思邈和谢逸向太医署。户部调派的医官教授牛痘之法，令其前往同州与邻近州县率先推行。

    三省六部的朝臣们也都松了口气，肆虐的天花总算能够有效控制，更可以永久灭亡天花之害，意义非常重大。

    不过凡事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高兴。自然也有人不悦。比如李孝恭、李承乾等人，他们隐约期盼，如果牛痘实验失败，谢逸刚刚好转的处境可能会迅速恶化，甚至可以寻机重新给予沉重打击。

    在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李世民之所以转变态度，很大程度上与天花有关。

    可惜事与愿违，牛痘成功，谢逸等于立下不世奇功，纵然有些小过错，也可以将功折罪，将功补过。

    更为重要的是，谢逸在大唐君臣乃至百姓面前表现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不过一两年时间，他已经为大唐解决了吃饭和瘟疫问题。

    也许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他那颗灵光异常的脑子里，又会蹦出许多奇思妙想，又会解决很多麻烦。

    哪怕只为这样一个期许，皇帝便绝对舍不得杀了他，只要他不打算用这些手段来谋逆，颠覆大唐。

    更何况在民间，谢逸的声望越来越高，“为瑞不宜多”的善举仍就多有称赞；这次又捣鼓出牛痘，预防天花这等可怕的瘟神。

    据说在同州当地，有人闻讯后痛哭零涕，朝着长安的方向叩头感谢谢学士和孙神仙。长安城里，不再人心惶惶的百姓也对谢学士多有赞许和感激。

    民意难违，这话颇有道理。

    这等情况下，朝廷如果还一意孤行要杀了谢逸，恐怕老百姓都不会答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可是李世民的名言。

    更为重要的是，马周的调查审理也出结果了。

    根据弘文馆与秘书监记录的档案文书，并询问当年的人证，马周得出结论，当年辅公祏叛唐，身在长安的杜伏威不知情，更不曾参与。

    至于所谓杜伏威幕后主使的说法，马周笃定是辅公祏为了鼓动江淮军诸多将领，蒙蔽百姓而用了下三滥手段，伪造了所谓的杜伏威“密令”。

    实际上，杜伏威远在长安，根本不知情。

    后来是辅公祏见大势已去，向李孝恭诬告，所谓的证据“密令”乃是伪造之物，便是当年欺骗杜伏威义子王雄诞的那封，同时还诬告了从长安返回的阚棱的。

    但马周详细调查，得知当时阚棱积极参与平叛，正是因为他的威名，震慑了江淮军，致其军心涣散。

    如此行为，怎能是谋反？

    除了昔年普通兵将的证词，还有当时李孝恭的副手，如今的英国公，并州大都督长史李绩作证，真实性和效力不言而喻。

    而杜伏威之所以被认定有罪，除了辅公祏的那份伪造的密令，便是阚棱所谓的谋反。

    现在两者都不成立，杜伏威谋反的说辞还能成立吗？

    只是事已至此，谁来为当年的事情负责呢？虽说是有人诬告，但主事者也有失察之罪，甚至蓄意枉法的可能。

    最终定案的是高祖武德皇帝，但谁敢说这是李渊的错呢？

    所以啊，这个过错与罪责似乎只能有呈报主办者，当年的赵郡王，今日的河间郡王李孝恭承担？

    只是罪名该如何定论，马周不由有些犯难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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