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快不行了。

    已逾子时，闸北区中心医院。急诊室弥漫着酒精与药水味。灯光照在惨白墙上，隐约映出几点污迹，似一团人形的烟雾。一个孤老头被子女遗弃在担架床上，只有插在血管里的输液针头相伴，待到行将就木，小护士们就会叫来值班医生，做下象征性的抢救，厌恶地送入太平间。有个女人被推进来，年轻又漂亮，估计是大学生。乌黑长发从担架床一头披下，摇晃出洗发水的香味。一对中年夫妇哭喊着，说她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值班医生当即为她洗胃。女孩妈妈轻声说：“她肚子里有小孩。”接着恶毒诅咒某个男人。女孩没能吐出胃里的安眠药，医生无能为力地摊开双手。正当家属要给医生下跪，又一群人冲进来，抱着个血流如注的年轻人，胸口插着把尖刀，皮肤白白的戴着眼镜，不像是流氓。有个女人扑到他身上：“他还小呢……他还小呢……”医生勉为其难抢救几下，摇头道：“准备后事吧！”

    “他还小呢……”

    天还没亮，二十五岁的我守在外婆身边，抚摸着她的白发，直到心电图变成一根直线。医生默然离去，签下死亡证明。

    这是1995年6月18日，星期天，凌晨4点44分，外婆享年六十六岁。

    我很冷静，没流一滴眼泪，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天蒙蒙亮，我跟在殡葬车上，没有半点恐惧，陪伴外婆来到殡仪馆。我没有其他亲戚，外婆也没有单位，人们是不会关心一个老佣人的，只有她生前干活的那家人，送来了两百块钱的白包。至于我的未婚妻与她的一家，则从没见过我的外婆。不必做什么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了，这世上只需我来跟她告别就够了。我想，我也是外婆最爱的人，她一定会同意我的。

    一整天签了无数个字，直到目送外婆去火化，看着她小小的身体送入火化炉，很快变成一堆骨头与灰烬——让我想起万念俱灰这个成语。

    我沉默着捡起烫手的骨骸，将它们放进骨灰盒，捧在胸前亲吻了一下。我没钱去买墓地，只能像许多人那样，把骨灰寄存在殡仪馆。

    手上沾满外婆的骨灰，却舍不得把这些粉末洗掉，我为自己的手臂别上黑纱，缀一小块代表孙辈的红布，坐上回南明高中的公交车。

    深夜，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刚踏入寝室门口，发现有人在我的屋里。我随手抄起一把木棍，正要往那人后脑勺砸去，对方却转身叫起来：“喂！是我！”

    你他妈的叫得再晚一些啊！这样还能算是正当防卫！

    果然是猥琐的教导主任，严厉慌乱地后退几步，举起一长串房门钥匙：“不要误会，今晚我在学校值班，只是来检查房间。”

    等到我放下木棍，他才注意到我身上的黑纱：“申老师，原来你家办了丧事，真不好意思啊。”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

    严厉却赖着不走，打量我的房间说：“哎呀，申老师啊，你还没有收拾？后天一大早，工人们就要来安装乒乓球台了，你明晚能准时搬走吗？”

    说罢，他旁若无人地走到写字台边，摸了摸我挂在上面的那串珠链。

    “别动！”

    我狂怒地嚷起来，冲上去抓住他的胳膊，没想到他用力挣扎。教导主任虽然四十来岁，个子却比我还高，两人要一起倒地时，响起珠链断裂散落的声音。

    似乎不太合适，是否大珠小珠落玉盘？

    我发疯似的趴在地上，到处寻找散落的珠子。足足用去半个钟头，直到头晕眼花大腿发麻，才把所有珠子捡齐了。

    严厉早就溜了出去，屋里只剩我孤零零一个，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捏着手心里的几十粒珠子。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根细绳，想要重新把珠链穿起来，可是那些珠子上的孔洞，是手工钻出来的极不规则，一旦断开就再难以穿上。

    固执地穿到凌晨，依然无法令珠链完璧，我用力砸了一下地板，也不管是否会惊醒楼下的学生。拳头起了瘀血，刺骨般疼痛，只能翻出个布袋子，将这串珠子收起来。

    我像具僵尸似的躺在床上，手心攥紧那串珠子。

    明晚，我在期待明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