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洪熙帝的大丧结束，在宣德帝主持的第一次朝会上，杨士奇被晋升为少保，杨荣和金幼孜为太子少保。

    这可谓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不仅使得内阁大学士通过加衔再度提升了品阶，而且内阁首辅杨士奇由于少保的加衔，在品阶上已经超过了那些加衔低于少保的六部尚书。

    洪熙帝时，为了提高内阁的地位，给正五品的内阁大学士都进行了加衔，以提高其官阶。

    于是，杨士奇兼礼部左侍郎，杨荣兼太常寺卿，金幼孜兼户部右侍郎，官阶从正五品跃升为正三品。

    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大学士“兼”的尚书、侍郎等职务为虚职，只是一个加官而已，用来提高本身的品级，并不处理所加官职部院的事务。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内阁是一套机构，内阁阁员在文渊阁当值，拥有着大明政务的议政权。

    而府六部是另外一套机构，尚书、侍郎和都督在各大部院衙门当值，拥有着大明政务的行政权。

    双方是两套平行的系统，互不统属，各司其职。

    先不说有人要是同时在这两个机构担任要职的话会分身乏术，如果相互间可以进行兼任的话，那么也没有必要设立内阁了，直接让六部尚书来充当内阁阁员的角色皆可。

    可如此一来，议政权和行政权还是都落在了六部的手里，使得六部权力过大，容易滋生腐败，尾大不掉，故而皇帝要进行分权。

    必须要先说明的是，礼部尚书的情况有些特殊，另当别论。

    因此，内阁和六部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

    至于后来为何内阁时常会凌驾于六部之上，要想弄清楚这里面的关系，还要从内阁的特殊性质来说起。

    内阁成立之初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内阁的阁员并不一定要在五府六部里做过事情，例如杨荣和杨士奇，就从未在六部里担任过职务，而是以翰林的身份直接入阁。

    后来，由于内阁权势日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规定只有翰林出身的侍郎、尚书才有资格入阁，这就使得内阁和六部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起来。

    而一旦六部的侍郎、尚书入阁后，那么他们将从六部离职，不再担任六部中的职务，会有新的尚书或者侍郎来取代他们，不过他们在六部的职务通常成为一种表示荣耀的加官。

    例如，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尚书许赞在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后，吏部尚书一职由熊浃接任，这意味着许赞不再是吏部的人。

    入阁后，许赞的身份是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由此一来，大明看上去就有两个吏部尚书，但由于许赞是大学士，故而他的吏部尚书只是一种加官，并不能干涉吏部的部务，吏部的部务由熊浃主管。

    进入内阁后，许赞手中的权力大减，这使得他不由得哀叹，“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

    故而，许赞在嘉靖二十四年就引职乞休，并且忤逆了嘉靖帝让他留任的旨意，落职闲住，足见其在担任吏部尚书和大学士时权力待遇的巨大反差。

    通常来说，吏部尚书位于六部尚书之首，号称“天官”，故而吏部尚书一般不入内阁，以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以次之的吏部的侍郎入阁。

    因此，像许赞从吏部尚书的位子上入阁其实已经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

    而那些挂着吏部尚书头衔的大学士，基本上都没有在吏部担任过尚书，只是一种表示荣誉的加衔而以。

    在六部尚书中，最为清闲的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反而最容易入阁，而礼部尚书通常会成为首辅。

    如果六部的官员入阁后依然“兼任”着六部的职务，其在六部的职务没有被新任的官员取代，那么官衔之间就不能用“兼”字，而是用“掌”或者“判”等差遣用词。

    以高拱和方献之为例，两人是大明历史上仅有的两个以吏部尚书入阁，并且还依旧在吏部担任着尚书的人，名为“掌”部事。

    不过，方献之很快就不再兼任吏部尚书，而高拱则属于隆庆皇帝的特殊照顾。

    至于严嵩和张居正等人，他们担任大学士的时候虽然都有吏部尚书的头衔，但那是加官而已，并不负责吏部的事务，吏部有一位实职尚书在处理日常事务。

    有一点值得一提，由于礼部事务清闲，而且权力有限，故而礼部尚书入阁后时常会保留其礼部尚书的职务，既是内阁的大学士，同时也是礼部的尚书，属于特例。

    洪熙帝时，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的官阶还位于六部尚书之下，与六部侍郎平齐。

    以杨士奇为例，他担任大学士只是正五品的官阶，加官礼部左侍郎后成为了正三品的官阶。

    当然了，杨士奇的礼部左侍郎是一个加官，并不是实职，故而不管理礼部的事务，礼部的事务由一名实职的礼部左侍郎处理。

    正是由于有这种加官的体系，故而明朝历史上同一时期会出现几个人拥有同一职务的现象，不过其中只有一个人的官职是实职，其他的都为虚职，属于加官。

    少保属于三孤，即少师、少傅和少保，是从一品的荣誉官职，只用来晋升官衔，并没有实际的职务。

    故而，有了少保的加衔后，杨士奇的官阶已经提升为了从一品，超过了六部尚书的正二品官阶。

    纵观有明一代，正二品已经是官员的顶级官阶，至于从一品的和正一品的能获得者非常少，通常是死后追授，再或者是享受无上的皇宠。

    因此，六部中只有两个人的官阶位于杨士奇之上，那就是有着少师头衔的吏部尚书蹇义，以及有着少保兼太子少傅头衔的户部尚书夏元吉。

    即使有着太子太保头衔的礼部尚书吕震，官阶都要位于杨士奇之下，因为少保和太子太保虽说都是从一品的荣誉官职，但是少保属于三孤，位于太子太保的太子三师之前。

    说到三孤和太子三师，那么必须要明确明代正一品、从一品和正二品的荣誉官职体系。

    正一品有三公：即太师、太傅和太保，除了极个别人外，只有死后追授。

    从一品有两个：三孤和太子三师。

    三孤即少师、少傅和少保，太子三师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和太子太保，其中三孤为尊，位于太子三师之前。

    正二品有太子三少：即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和太子少保。

    在这些荣誉官职体系里，同一级中，“师”为尊，“傅”次之，“保”末等，由此给官员进行排位。

    宣德帝此举无疑是再度提升了内阁的档次，明确表明了他对内阁的支持，希望能尽快打破内阁和五府六部对峙的僵局。

    像洪熙帝一样，宣德帝之所以要扶持内阁，并不是希望内阁凌驾于五府六部之上，而是想要分五府六部之权，让内阁和五府六部相互制约。

    进而使得皇帝拥有决策权，内阁拥有议政权，而五府六部拥有行政权，间接分薄了臣权，也对内阁和五府六部进行了制约。

    五府六部的堂官们岂会坐以待毙，故而群起抵制，使得内阁现在的处境颇为尴尬。

    其实，内阁和五府六部是两个平行的机构，在明代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由内阁统帅五府六部，内阁只不过拥有议政权而已，双方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局面，相互制约。

    自从五军都督府衰败以后，与内阁相抗衡的就只有六部，逐渐演变成了内阁与六部的明争暗斗。

    值得一提的是，在朝堂上，百官之首并不是内阁首辅，而是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在礼制上与内阁首辅相同，不分尊卑，六部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对抗内阁，这也是吏部尚书不进内阁的重要原因。

    后来，随着内阁阁员皆由六部尚书、侍郎选拔的，这就使得阁员们与六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所推行的政策在六部受到的阻力也会小了许多。

    故而在人们看来，内阁时常会凌驾于六部之上，也会有像张居正这样的权臣出现。

    不过，在吏部尚书的率领下，六部并不甘心受制于内阁，双方的争斗从来都没有平息过。

    以张居正为例，他虽然成为了明神宗时期的权臣，但是却不得善终，不仅被明神宗抄家，而且也险遭开棺鞭尸，其所用的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

    归根基地，张居正之所以会被明神宗如此嫉恨，是因为他将皇帝的决策权（批红）、内阁的议政权（票拟）和六部的行政权（奏章）收归一体。

    虽说令行禁止，推行了新政的实施，但无疑也触犯了皇帝的大忌，这可是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的大权。

    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可谓是六部的中流砥柱，不过两人清楚洪熙帝和宣德帝的心思，自然不会动手打压内阁。

    说白了，内阁现在争的是大明政务的议政权，而行政权却牢牢地抓在六部堂官的手中，只要内阁不做出令六部堂官们“天怒人怨”的事情，两人也不好介入此事，任由双方在那里争斗。

    除了杨士奇外，还有几名重臣也被授予了从一品的荣誉官职，其中包括周征和鲁仲乾。

    周征被晋升为太子太师，可谓荣光无限，实至名归。

    而鲁仲乾被晋升为太子太保在外人看来则或多或少有一分讽刺的味道，不过这也表明了宣德帝对他的安抚，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为国效命。

    至于立下了迎驾大功的李云天，则又一次被忽视了，他已经是正六品再加上担任御史，又是庶吉士，在同科的进士中可谓遥遥领先，故而使得宣德帝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晋升他。

    况且李云天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出风头，选择了韬光养晦，故而宣德帝也就作罢，准备以后找机会再晋升他。

    除了朝会上提到的那些重臣外，还有一些人随后也得到了晋升，例如李满山、宋大山和王振。

    三人此时已经回到了京城，李满山提升了一级，成为了锦衣卫北镇抚司下辖的五个千户所中左千户所从五品的副千户，威风赫赫。

    宋大山和王振则进入了二十四衙门中排名第二的御马监，担任正五品的左右监丞，并且常伴驾前，可谓一步登天。

    内侍要想出人头地那就要看出身，明代凡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太监，莫不出身于司礼监和御马监。

    通俗一点来说，司礼监掌权，而御马监掌兵，亲卫中的龙骧卫和虎骧卫就归御马监调遣，还打理皇庄皇店等等，权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