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上海的报纸上长篇累牍的报道了《日出》这部电影，包括上海的外文报纸。

    他们报道的重点是电影发出了声音，感觉很惊奇，至于《日出》的剧情反而被忽略了，这让洪慎颇为无奈。

    《日出》可是他竭尽心思的作品，艺术反而成了技术的陪衬。

    这也是媒体争论的一个焦点，艺术和技术谁才是电影的根本。

    他们认为有声电影这种技术破坏了电影的表演艺术。

    这种争论在后世一直存在，电影特效这种技术的出现让电影表演越来越不重要。

    甚至演员都不需要演技，只要在绿幕前摆出姿势，然后放在电脑里进行合成，一部电影就这样制作完成了。

    这其实也是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的区别，商业片注重技术，艺术片注重表演。

    在这个时代，有声电影的出现和后世电影特效的出现一样，都是一种技术革新，势必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唱衰的声音继续存在，认为有声电影长不了，只能是昙花一现。

    一旦观众的新鲜感过去，就会厌倦这种发出声音的电影，重新欣赏电影的表演艺术。

    激进者则认为有声电影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有了有声电影，以后谁还会去看那种哑巴电影，太过无趣了。

    林子轩知道因为有声电影拍摄成本和戏院的问题，默片还会存在一段时间。

    但时代的大潮滚滚而来，阻挡不了。

    他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日出》的拷贝卖不出去。

    南洋的片商持观望的态度，因为即便把《日出》的拷贝拿回去，南洋也没有戏院可以放映这种有声电影，改造戏院需要花费不菲。

    如果有声电影真的是昙花一现，那就太吃亏了。

    所以，他们宁愿等上一年半载，也不愿意现在就出手，反正现在默片还很受观众欢迎，并不急于一时。

    林子轩对此也没有办法，任何新技术的推广都需要时间。

    《日出》只是一次试水，他真正在意的是年底的那部《大闹天宫》，那才是一部大制作。

    到时候，看到了效果，他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有声电影的行列中来。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津门大侠霍元甲》和《日出》送到美国去公映，刚好道格拉斯希拉也要回美国了。

    这位美国人在上海呆了半年的时间，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他回到美国后就不会去打杂了，而是会投身电影行业，准备拍摄电影。

    林子轩对此表示支持，在好莱坞有一位自己熟悉的导演无疑是一件好事。

    他甚至会提供资金支持，有了这种关系，以后明星电影公司的导演可以到好莱坞学习，演员也会有机会参与到美国电影的拍摄之中。

    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这笔投资非常划算。

    林子轩把道格拉斯希拉送回了美国，在英国伦敦，徐至摩正准备出席一场重要的聚会。

    徐至摩来到英国已经有两年了，他除了学习外，尤为喜好结交英国的社会名流。

    1921年4月，经英国小说家狄更生的介绍，他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英国学者和社会名流。

    比如英国汉学界的卞因，魏雷、翟理丝等人，他还曾拜访过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哈代和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曼斯菲尔德。

    这成了他回国后增加身价的资本，总是在文章中提及这些人的名字。

    1922年8月，他离开剑桥大学回到伦敦，继续在英国的上流社会游荡。

    在9月份，他接到了一份重要的邀请，这是一份诗歌朗诵会的邀请。

    在欧美地区，诗人写诗并不是像中国诗人一样闷头写诗，而是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会邀请亲密的朋友或者相熟的诗人小聚，在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供大家欣赏。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对诗作进行讨论，也有利于激发诗人的灵感。

    这是英国文坛常有的事情。

    这份邀请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邀请人叫做弗吉尼亚伍尔芙。

    在英国文学界，没有加入以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代表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就不算进入英国文学界的圈子，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

    从1906年起，弗吉尼亚的兄弟在剑桥结识的朋友们不断来家聚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文艺和学术的中心，也就是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

    这里面包括了当时文化界的大批精英。

    其核心成员有：作家伦纳德伍尔芙，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文学批评家德斯蒙德麦卡锡，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画家邓肯格兰特，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作家福斯特等。

    除此之外，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乔伊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奥尔都斯赫胥黎也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过从甚密。

    就以那位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例，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

    这些人是英国真正的精英人物。

    徐至摩对这个精英圈子向往已久，但没有人引荐，根本就进不去，所以他对这次聚会格外的重视，他觉得自己终于进入了英国文化界的核心圈子。

    这让他有一种被重视和尊重的感觉。

    他来到伦敦菲茨罗伊广场29号，才知道这是美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诗歌朗诵会，参与的都是英国诗歌界的翘楚人物，其中大多是象征派诗人。

    艾略特朗诵的诗歌叫做《荒原》。

    这首诗作不是艾略特第一次当场朗诵了，他写了有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反复的修改，也听取了其他诗人的建议，在英国诗歌界已经相当出名。

    这一次是他的最终稿。

    诗歌朗诵会非常成功，在座的诗人或者学者都很振奋，觉得这是一首象征主义的杰作，是非常了不起的诗歌。

    徐至摩也跟着鼓掌，对这首诗作大加赞赏。

    这时候，艾略特找到了他，拿着一本薄薄的诗集。

    “我写作《荒原》的主要灵感来自于这本诗集，我打听过这位诗人，据说是来自中国，徐先生也是从中国来，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位诗人。”艾略特亲切的说道。

    徐至摩取过诗集，看着封面上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