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简青出生于1903年，原籍苏州，出身于一个大家族之中。

    她的父亲在安徽招商局谋得总办一职，后来寓居上海。

    她来上海后被送进上海教会女校圣玛利亚书院读书，这是和上海中西女校齐名的一所教会女校，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西式教育，精通英文。

    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兄嫂不让她继续读书，由家庭包办与辽宁一姓张的煤矿督办结婚。

    婚后，她不得不跟随丈夫千里迢迢去当她的督办太太。

    然而，丈夫对在婚前答应她继续升学的要求置若罔闻，只许她在金丝笼里过着受限制的生活，更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她发现丈夫竟与日本歌姬厮混。

    她既失望又悲伤，离开东北，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后，家中兄嫂对她极为不满，不得已，她只好出来自己找工作养活自己。

    说实话，在这个年代女性想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容易。

    她在上海虹口小学教过书，因为报酬很少，入不敷出，为了谋得一个收入较丰厚的职业，她去学习英文打字，三个月后，被录用为四明洋行的打字员。

    打字员每月的薪水有30块，除了要交给家中的兄嫂外，她只是勉强够用。

    这时候，有位叫做任矜平的同事知道彭简青喜欢看电影，就鼓励她去电影公司拍摄电影。

    她容貌姣好，又在圣玛利亚女校上过学，精通中英文。

    无论是容貌还是学识，她都不比现在的大明星殷明竹差，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当一个打字员呢，据说拍一部电影有几百块的收入。

    就这样，彭简青走进了明星电影公司。

    林子轩面试了之后，觉得这个女子的阅历丰富，应该能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

    给她开出了一部电影四百块银元，不拍电影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取三十元的津贴，这是基本的生活费，签约演员才有的待遇。

    这个价格自然不能和殷明竹每部片子八百块相比，但对于新人演员来说已经很好了，以后随着名气的增加，薪酬自然会增加。

    至于改名字，他尊重彭简青的意见，改成了王汉论。

    《妈妈再爱我一次》讲述的是清末民初，一位大户人家的少爷在上海读书期间遇到了一名普通人家的女子。

    这名女子容貌美丽，善良贤惠，深得这位少爷的喜爱，两人便私定终身，等到少爷毕业的时候就结婚。

    然而，他们的婚事遭到了家族的反对，家中早已给这位少爷定了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

    如果他要和那位普通人家的女子结婚，就要放弃家族的产业，被赶出家门。

    就在这个时候，这名女子竟然怀了身孕。

    最终，这位少爷还是不愿意放弃家中的荣华富贵，当少爷结婚的时候，那位女子在一间破旧的房屋里生下了孩子。

    未婚生子在这个时代会遭到社会的唾弃。

    这位女子被赶出家门，在外辛苦的劳作，独自养育这个孩子。

    七年后，那位少爷因为后来从马上跌落，无法生育，想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个孩子，便找到了这位女子，要把孩子要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孩子被抢走了，这个女子也疯掉了。

    十年后，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那个孩子回到了上海，四处寻访，终于在一家福利院内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一个是孩子的哭声，一个是女主角的悲惨境况。

    也就是所谓的苦情戏。

    苦情戏是指以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以及家庭苦难为题材创作的戏剧。

    林子轩还记得后世这部电影在国内放映时引起的轰动，从电影院里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不哭的，当然随着后世影视剧中苦情戏的泛滥，国内观众渐渐习以为常了。

    但苦情戏一直都有市场，历久不衰，因为其中有导人向善，悲天悯人的情怀。

    这部电影的情节在民国时期较为常见，也算是反应了社会问题，相信一定会引起观众的共鸣，催泪电影绝不是浪得虚名的。

    林子轩甚至想到到时候在戏院里卖毛巾一定可以小赚一笔。

    1922年10月，徐至摩从英国归来。

    他先回了一趟浙江老家，然后就来到上海，和林子轩商议成立文学团体的事宜。

    按照他的想法，这个团体要有一个核心，此时鲁讯和胡拾都有自己的一拨人，只有林子轩在新文学的领域没有派别。

    有国内的文人认为，林子轩在走有别于鲁讯和胡拾的第三条路。

    徐至摩对此表示赞同。

    他接受的是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对鲁讯批判的态度并不认同，也不愿意和胡拾一样向着传统文化靠拢，他要把西方的文化交流方式带入中国。

    他要聚拢一批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用西方的思维和视角来看待如今的中国。

    徐至摩觉得以林子轩目前在新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在西方人中的影响力，可以做这个团体的核心，这不是他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

    而且，林子轩有自己的报纸和出版社，可以发表和出版这个文学团体的书籍。

    新文学从来都是小众的。

    郭沫偌的创造社想要出版书籍为什么那么难，和泰东书局谈判了那么久才出版了《女神》，这是因为这类图书没有什么销量。

    上海泰东书局创建于1914年，早期出版具有进步社会思想和论述中国社会问题的书籍。

    当时出版这类书籍，在上海乃至全国也不多见，这使得泰东书局一下子就在新书业界赢得了良好声誉。

    但这类书籍的社会需求量毕竟太少，作为一个出版社，不能不顾及书局的经济利益，于是，泰东书局调整了出版思路，有意识地向时尚出版靠拢。

    在上海，什么是时尚出版？

    “礼拜六小说”，或者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是时尚，泰东书局后来出了好几种“礼拜六派”的小说，才不至于倒闭。

    这就是社会现实。

    书局宁愿出版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消遣小说，也不愿意出版新文学作品。

    因为他们知道会赔钱，新文学诗集和小说集的购买者一般都是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些人还需要家里供养，消费能力不高。

    举例说明，林子轩的诗集《一代人》销量不超过八千册，这算是很高了，而《射雕英雄传》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十万册。

    在这个时期，新文学团体办的杂志为什么办着办着就停刊了，因为没有销量呗。

    徐至摩看上了林子轩旗下的书局和报纸，想让万象书局成为新月社的专用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