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决议案，标志着北伐战争进入起始阶段。

    上海的报刊上纷纷报道此事，绝大多数持赞成态度。

    这要归功于张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为，他的高压统治让其失去了新闻界的支持。

    4月26日，张座霖下令杀害了北平著名报人邵飘平，引起了新闻界的同仇敌忾，也可以说是兔死狐悲。

    张座霖今天能杀害邵飘平，明天就能杀害其他报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说真话。

    新闻界一向讲究言论自由。

    虽然大家知道这是相对的自由，但这是新闻界的坚持和骄傲所在，是新闻界的脸面。

    张座霖杀害邵飘平的举动是在打新闻界的脸，得罪了整个新闻界。

    北平的新闻界慑于张座霖的恐怖统治不敢出声，连公开的追悼和纪念都没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闻界则严厉声讨了奉军在北平的暴行。

    别小看新闻媒体，媒体能够通过报纸影响读者，读者是什么，是民心。

    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报纸对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赞成者居多。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主要还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和苏联合作的事情。

    张座霖有日本人撑腰，北伐军的背后是苏联人，说起来两者是半斤八两。

    林子轩反对和苏联联合，不过却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点倒台，国家早日统一。这样中国才能有一段相对安稳的时间，不至于到处都是战乱。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段时间，他安下心来撰写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的论文。

    宋子闻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想要说服这位经济学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东西来，为此，林子轩把丢掉很久的经济学又捡了起来。

    他甚至想是不是进修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自己的文凭太低了啊。

    这时候，徐至摩来到了上海，他并非是专程来上海，而是路过，他要回老家海宁。

    原因是他和陆小蔓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的父亲坚决不同意。

    徐父认为儿子离婚已经是大逆不道，现在又要娶一个结过婚的女人，更是败坏门风。

    徐至摩想让林子轩和他一起回海宁，劝说父亲答应这桩婚事。

    这让林子轩哭笑不得，不过没有拒绝。

    陆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离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愿，林子轩只有祝他们幸福了。

    在回海宁的路上，徐至摩说了他今后的打算。

    北平太乱了，张座霖的高压统治让向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适应。他准备结婚后搬到上海来，买一套房子，在大学里教书。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这个打算，因为林子轩的关系。上海是他们的首选。

    也有人到南京、厦门、广州等地谋生，要么到学校教书，要么在报馆任职。

    比如语丝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带着家眷逃离北平。到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他向厦门大学推荐了一批在北平教书的学者。其中就有鲁讯。

    由此，北平的学者陆续南迁。最终汇聚到上海。

    这是林子轩第二次来到海宁硖石镇，第一次是来海宁观潮的时候。

    有了林子轩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责儿子，让徐至摩陪着林子轩四处游逛，热情招待。

    这或许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几天之后，徐父终于松口，徐至摩想要结婚必须经过他的前妻张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回上海。

    此时，张幼怡已从德国回来，住在二哥张军劢的别墅内。

    林子轩和冯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了这两位旧日眷侣，给他们创造一个洽谈的机会。

    在法租界的餐厅里，张幼怡穿着一身洋装，文文静静，透着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较而言，徐至摩则有些唯唯诺诺，失去了诗人的自由洒脱。

    林子轩和冯程程先行离开。

    在路上，冯程程不由得叹了口气，感情的事情真的说不明白。

    看着张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还有了孩子，想不到说离婚就离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恋爱，为此不惜离家出走，以前的冯程程同样如此，反对包办婚姻，但现在过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恋爱的人就一定幸福么？还是会被伤害的遍体鳞伤？

    只能说各有各的缘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轩在后世看惯了男女之间的聚散离合，离婚成了普遍现象，但幸福就很难找到了。

    看着餐厅里的那两位，他握着妻子的手，觉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张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这让徐至摩颇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回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准备离开，他要前往英国，顺便到莫斯科参观访问。

    胡拾到英国是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7月，胡拾离开北平，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

    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也是继徐至摩和林子轩后，又一位来到莫斯科的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参观革命博物馆，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

    随后，他遇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

    三人看了都觉得很满意，认为莫斯科的监狱很有人道主义。

    胡拾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

    他甚至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感想与至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经过短短三天的参观，胡拾对苏联大加称赞。

    他的信件传回国内，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轮对于苏联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