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的第一天，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镇的老百姓牵驴抱鸡、扶老携幼，闹嚷嚷地、心神不宁地聚集在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滩上。地上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碱硝，像经年不化的冰霜。耐碱的菅草、茅草、芦荻全都枯黄着叶片、挑着绒绒的穗子，在寒风中摇摆、颤抖。喜欢热闹的乌鸦在人们头上低飞，观察，并像诗人一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啊！哇！”之声。被降职为副县长的鲁立人站在前清举人单挺高大坟墓前的石供桌上，声嘶力竭地发表了动员撤退的演讲。他的演讲的主题词是：在已经开始的严寒冬天里，高密东北乡将成为一个大战场，不撤退，等于死！乌鸦落满了黑松树，还落在了坟墓前的石人石马上。它们“啊”，它们“哇”，渲染着鲁立人的演讲气氛，助长了老百姓的恐怖心理，极大地坚定了老百姓跟随县、区政府逃亡的决心。

    一声枪响，撤退开始了。黑压压的人群吵吵嚷嚷散开。一时间驴嘶牛鸣，鸡飞狗跳，老婆哭孩子叫。一位精干的青年干部骑在一匹小白马上，举着一面垂头丧气的红旗，在那条崎岖不平的向东北方向无穷延伸的碱土路上来回奔波，并不时挥舞旗帜，指示着人们前进的方向。首先上路的是驮着县府文件的骡队，几十匹骡子，在几个小兵的驱赶下，无精打采地往前走。骡队的末尾是一匹司马库时代遗留下来的骆驼，它披着一身肮脏的土黄色长毛，驮着两个铁皮盒子。它在高密东北乡待久了，正在由骆驼向牛变化。紧跟着骆驼的，是抬着县府印刷机器和县大队修械所车床的民夫队，几十个民夫，都是些黑色的汉子，都穿着单衣，肩膀上套着荷叶状的垫布。从他们摇摇摆摆的步伐和咧嘴皱眉的神态上，可以知道那些机器是何等的沉重。民夫队后边，便是老百姓的杂乱队伍了。

    鲁立人、上官盼弟等县、区干部骑着骡子或马，在路边的盐碱地里来来回回地跑着，竭力想造成一个有秩序撤退的局面。但狭窄的道路拥挤不堪，路外狭窄的碱地又相当好走，老百姓便离开了道路，散成宽漫的队形，踩着吱吱做响的地皮，往东北方向涌去。撤退从一开始便成了乱七八糟的逃亡。

    我们一家，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流里，时而是在路上走，时而是在路下行，后来也就分不清究竟是在路上还是路下。母亲脖子上挂着麻襻，推着一辆木轮车，两只车把距离太宽，她的双臂不得不尽量伸展。车子两边绑着两个长方形的大篓子，左边篓子里盛着鲁胜利和我们家的棉被、衣物；右边篓子里盛着大哑和二哑。

    我与沙枣花分在车子两边，各自手把着一个篓子，跟车行走。盲目的八姐扯着母亲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尾在后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上官来弟在车子前边，肩上搭着一根绳子，弓着腰，往前探着头，像头任劳任怨的牛，拉着我们家的车。车轮发出“吱吱悠悠”的刺耳声响。车上的三个孩子脑袋转动，看着四面八方的热闹风景。我脚踩盐碱地皮，听着脚底下碎裂的声音，嗅着一股股蹿上来的碱味，起初很觉有趣，但走出几里路，便觉腿酸头重，浑身无力，汗水从腋窝流出。我的那只健壮如小毛驴的白色奶山羊恭恭敬敬地跟随在我的身后，它精通人性，不需要缰绳羁绊。

    那天刮着遒劲、短促的小北风，风头锐利，割着我们的耳朵。莽莽荒原中腾起一团团的白色烟尘。这些烟尘是碱、盐、硝的混合物，刮进眼里眼流泪，沾到皮上皮痛楚，吃进嘴里不是好滋味。人们顶着风前进，都眯缝着眼。抬机器的民夫们汗透衣服，沾着碱土，一律成了白人。母亲也成了白人，眉毛是白的，头发也是白的。进入低洼的湿地后，我们的车轮转动艰难，大姐在车前苦苦挣扎，绳子深深地煞进她的肩膀。她的喘息声就像垂死的哮喘病人一样令人心惊和不忍。母亲呢？母亲与其说在推车，还不如说是在受着耶稣一样的酷刑。她的忧郁的眼睛里流着连绵不断的泪，泪水在她脸上，与汗水一起，冲出了一条条紫色的小沟渠。八姐挂在母亲身后，像一个翻滚的沉重包袱，在我们身后，留下一条深深的车辙印。但这道车辙印很快便被后边的车子、牲畜蹄子和人脚糟蹋得模糊不清。

    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逃难的人。许多熟悉的脸和不熟悉的脸都变得乌七八糟。

    大家都很艰难，人艰难，马艰难，驴艰难，比较舒服的，是老太太怀里的母鸡，还有我的奶羊。它蹄轻脚快，在行进中还有暇啃吃一些芦苇的枯叶。

    太阳把碱地照得泛出苦涩的白光，刺得人不敢睁眼。白光在大地上游走，仿佛一摊摊烂银。荒原茫茫好像前边就是传说中的北海。

    中午时，人们像被传染了一样，在没接到任何号令的情况下，一窝随着一窝地坐下来。没有水，喉咙里冒着烟，舌头像被卤过，咸涩板结，运转不灵活。鼻孔里喷出的气灼热，但脊梁和肚子却冰凉，汗湿的衣服被北风吹透，变成僵硬的铁皮。母亲坐在一只车把上，从篓子里拿出几个被风吹裂的馍，掰成几半，分给他们。大姐只咬了一口，干裂的嘴唇便崩开一条血口，几颗血珠子进出来，沾在馍上。车上那三个小东西灰脸瓦爪，七分像庙里的小鬼，三分像人。他们低垂着脑袋，拒绝进食。八姐用细密的白牙，一圈一圈地啃着灰色的干馍。母亲叹道：“这都是你们的好爹好娘想出的好主意。”沙枣花哼唧着：“姥姥，我们回家吧……”母亲举目望望满坡的人，只叹息，不回答。母亲看着我，说：“金童，从今天起，换个吃法吧。”她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印着红色五角星的搪瓷缸子，走到羊腚后，蹲下，用手捋去羊奶子上的尘土。羊不驯服，母亲让我抱住羊头。我抱着它的冰凉的头，看着母亲挤它的奶头。稀薄的乳汁淅淅沥沥地滴到缸子里。羊一定不舒服，它已习惯了让我躺在它的胯下直接吮吸它的奶头。它的头在我怀里晃动着，弓起的脊背像蛇一样扭动。母亲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金童，你何时才能吃东西呢？”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尝试过进食，但无论吃下多么精美的食物，都让我的胃奇痛难忍，疼痛过后便是呕吐，一直呕出黄色的胃液才罢休——我惭愧地望着母亲，进行着严厉的自我批评，因为这个怪癖，我给母亲，同时也给我自己，增添了数不尽的麻烦。司马粮曾许愿为我想法治好这怪癖，可是自从那天他逃跑后，便再也没露面。他狡猾又可爱的小脸在我面前晃动着。司马风和司马凰额头正中那钢蓝色的枪眼里射出疹人的光芒。我想起她们俩并排躺在一口柳木小棺材里的情景。母亲用红纸片贴住了那两个枪眼，使枪眼变成了两颗夺目的美人痣。——母亲挤了半缸子奶汁，站起来，找出当年唐女兵为沙枣花喂乳的奶瓶，拧开盖子，把奶汁倒进去。母亲把奶瓶递过来，用充满歉疚的眼睛殷切地望着我。我犹豫着接过奶瓶，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为了我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果断地把那个蛋黄色的乳胶奶头塞进嘴里。没有生命的乳胶奶头当然无法跟母亲的奶头——那是爱、那是诗、那是无限高远的天空和翻滚着金黄色麦浪的丰厚大地——相比，也无法跟奶山羊的硕大的、臃肿的、布满了雀斑的奶头——那是骚动的生命、是澎湃的激情——相比。它是个死东西，虽说也是光滑的，但却不是润泽的，它的可怕在于它没有任何味道。我的口腔粘膜上产生了又冷又腻的感觉。为了母亲也为了我自己，我强忍住厌恶咬了一下它，它积极地发出一声低语，一股带着碱土腥昧的奶液不顺畅地流出来，涂在我的舌床和口腔壁上。我又吸了一口，并默念着：这是为母亲的，再吸一口，这是为上官金童的。继续吮吸，连连吞咽，为了上官来弟、为了上官招弟，为了上官念弟，为了上官领弟、为了上官想弟，为上官家的所有爱过我、疼过我、帮助过我的亲人们，也为了与我们上官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机灵小鬼司马粮，我屏住呼吸，用一种工具，把维持生命的液体吸进了体内。我把奶瓶还给母亲时母亲已是满脸泪水，上官来弟高兴地笑了。沙枣花说：“小舅舅长大了。”我克制着喉咙的痉挛和胃部的隐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往前走了几步，像个男子汉，顺着风撒尿，并振奋精神，把金黄的液体，撒到尽量高尽量远的地方。我看到蛟龙河大堤就在不远处躺着，村中教堂的尖顶和范小四家那棵钻天的白杨树依稀可辨，我们艰难跋涉了整整一个上午，原来只走出这么一点可怜的距离。

    被降职成区妇救会主任的上官盼弟骑着一匹瞎了左眼、右臀上打着阿拉伯数码烙印的老马从西边赶过来。她的马古怪地歪着脖子，笨拙地移动着破旧的蹄子，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跑到了我们身边。她的马是黑色的，原本是雄性，后来被切除了睾丸，变成了嗓音尖细、性情乖戾的马太监。它的四条腿和肚皮上，沾着一层白色碱土。被汗浸透的皮革鞍具，放出酸溜溜的气味。这匹马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是温驯的，温驯到能够容忍淘气的孩子拔它尾巴上的长毛。但是这个家伙一旦发邪便干出不同一般的事。去年夏天——那还是司马库的时代——它一口咬破了马贩子冯贵的女儿冯兰枝的头，那小姑娘好不容易活过来，额头上和后脑勺上留下了几个可怕的疤痕。这样的马是应该杀掉的，但据说它有过战功而被赦免。它站在我家的车子前，用独眼斜视着我的羊，我的羊机警地避开它，退到一片盐碱最厚的地方，舔食着地上的白色粉末。她从马背上还算利索地跳下来，尽管她的肚子又凸起来了。我盯着她的肚子看，试图看到她腹中婴儿的模样，但我的眼力不够，能看到的仅是她灰布军装上一些暗红色的污迹。“娘，不要在这里停顿，我们已在前边的村子里烧好了热水，午饭应该到那里去吃。”上官盼弟说。母亲说：“盼弟，跟你说一声，我们不想跟着你们撤退了。”上官盼弟着急地说：“娘，绝对不行，敌人这一次反扑回来可不同以往，渤海区一天内就杀了三千人，杀红眼的还乡团，连自己的娘都杀。”母亲说：“我就不信还有杀亲娘的人。”上官盼弟道：“娘，无论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们回去，往回走是自投罗网，死路一条。您不为自己想，也得为这些孩子想想。”她从挎包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拧开瓶盖，倒出几个白色的小药片。她将药片交给母亲，说：“这是维他命片，一片能顶一棵大白菜两个鸡蛋，娘，实在走乏了累极了，您就吃一片，也分给孩子们吃一片。走出盐碱地，前边就是好路，北海的老乡会热情地接待我们的。娘，赶快走，不能在这儿坐。”她揪着马鬃，踩着马蹬，爬到马背上，匆匆向前跑去，边跑边喊着：“乡亲们，起来往前走啊，前边就是王家丘，又有热水又有油，萝卜咸菜大蒜头，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在她的鼓动下，人们站起来，继续前行。

    母亲把五姐送她的药片用手巾包起，装在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搭上车襻，扶起车子，说：“走吧，孩子们。”

    撤退的队伍拉得越来越长，前望不见头，后望不见尾。我们到了王家丘。但王家丘既没热水也没油，更没有萝卜咸菜大蒜头。县政府的骡队在我们进村前已经走了，场院上凌乱的干草和马粪是他们留下的痕迹。百姓们在场院里点起几堆火，烘烤着干粮。有几个男孩用尖树枝挖掘着野地上的胡蒜。我们离开王家丘时，看到哑巴率着十几个区小队的队员迎面而来，重新进入王家丘。他没有下马，只是从怀里摸出了两个烧得半熟的红薯和—个红皮萝卜，扔进了我们的车篓。那个红皮大萝卜险些砸破他儿子二哑的头。我特别注意到他对着大姐龇牙一笑，很像豺狼虎豹。按说大姐是与他订过婚的，那天在杀人的池塘边他与大姐表演的惊人戏剧让在场的人没齿难忘。区小队员都背着大枪，哑巴腰里插着短枪，脖子上挂着两颗黑色的地雷。

    太阳落山时，我们拖着长长的影子，挪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子里一片喧闹，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着浓稠的白烟。街道上躺满疲乏的百姓，宛若凌乱交错的圆木。一些相当活跃的灰衣干部，在百姓们之间蹦来蹦去。村头上的水井边，取水的人挤成一团。不但人往里挤，连牲畜也往里挤，新鲜的井水味道令人振奋，我的羊。向亮地嗤着鼻子。上官来弟拿着一个大碗——那个据说是秘色青瓷的稀世珍宝，往井台上挤。有好几次她几乎挤进去了，但又被人挤出来。一个给县政府烧饭的老伙夫认出了我们，他提来一桶水。沙枣花与上官来弟最先扑上去，她们俩跪在桶前，都急着往桶里伸嘴，结果碰了个响头。母亲不满地斥责大姐：“让孩子先喝！”大姐一楞，沙枣花的嘴已经扎到水里。她像牛犊一样滋滋地吸水，两只肮脏的小手把着桶边，这是她与牛犊的区别。“行了，孩子，少喝点，喝多了肚子痛。”母亲劝说着，扯着她的肩头，使她脱离了水桶。她余渴末消地舔着嘴唇，井水在她的胃里咣咣当当地响着。大姐尽力喝了一饱，直腰站起时，她的肚子鼓起了许多。母亲用碗舀水，喂了大哑二哑和沙枣花。然后八姐抽着鼻子，循着水的味道找到了水桶，跪下，她把头扎到桶里。母亲问我：“金童，你喝点不？”我摇头拒绝。母亲舀了一碗水。我松开了羊，它早就想冲上去，但被抱住了脖子。我的羊从桶里喝水是最自然最得劲的。这家伙白天吃了一肚子碱土，口渴得紧急，汲水时不抬头，桶里的水迅速下降，它的肚子渐渐膨胀。老伙夫感慨万端，但只叹气不说话。母亲对他的恩德表示感谢。老伙夫叹气更甚。

    “娘，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上官盼弟不满地批评母亲，母亲没做任何辩解。

    我们跟随着她，推着车子领着羊，拐弯抹角，在人的细小缝隙里绕来绕去，听了无数的咒骂和抱怨，终于进了一个土墙柴门的小院落。盼弟帮母亲把车上的孩子拎下来。她要我们把车子和羊放在院外。院子外的树木上，拴着十几匹骡马，没有草料筐箩也没有草料，骡马啃吃着树皮。我们把车子放在胡同里，羊却跟随着我进了院子。盼弟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她自然知道羊就是我的命。

    正房里灯火通明，一个黑色的大影子在灯下晃动。县府干部正在大声争吵着什么。鲁立人沙哑的声音掺杂在里边。院子里，几个小兵抱着枪站着，没有一个站直了的，他们脚痛。天上繁星点点，夜色深沉。盼弟把我们带进厢房。墙壁上挂着一盏昏昏欲灭的灯，灯光黯淡，鬼影憧憧。一个穿着寿衣的老太婆平躺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见我们进来，她睁开眼，说：“好心人，帮俺把棺材盖上吧，俺要占住俺的屋……”母亲说：“老婶子，您这是昨啦？”老女人说：“今日是我的好日子，好心人，行行好，帮俺抬上盖子吧。”盼弟说：“娘，将就着住吧，总比睡在街上强。”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不安宁。正房里的争吵半夜方止。他们刚停止争吵街上便响起枪声，枪声造成的骚乱平息不久，村子中央又燃起一把大火。火光宛如波波抖动的红绸，照亮了我们的脸，也照亮了舒适地躺在棺材里的老太婆。天亮的时候，老太婆依然不动，母亲唤她一声，没见睁眼，伸手一把脉，果然死了。母亲说：“这是个半仙呐！”母亲和大姐把棺材盖子盖上。

    后来的几天更加艰苦。抵达大泽山边缘时，母亲和大姐的脚已经磨破了皮肉。大哑和二哑得了咳嗽症。鲁胜利发烧拉稀，母亲想起五姐所赠灵药，便往她嘴里塞了一片。只有可怜的八姐没病没灾。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看到盼弟的影子了，县、区干部也一个见不到。看见过哑巴一次，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区小队员从后边跑上来。那人被炸断一条腿，鲜血沿着空荡荡的破烂裤管，淅浙沥沥地淌在地上。那人在哑巴背上哭着：“队长行行好吧，给我个痛快的吧，痛死我啦，亲娘哟……”

    大概是逃难出来的第五天吧，我们望见了北面的白色大山，山上有一簇簇树木，山顶上似乎有座小庙。在我家房后的蛟龙河堤上，只要是晴天，能望到这座山，但那时它是黛青色的。山近在眼前，山的形象，山的清凉气味，使我们意识到已经远离了家乡。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砂石大道上，迎面有一支马队驰来，马上的士兵与十七团的打扮一样。部队与我们背道而驰，说明我们的家乡真的成了战场。马队过后是步兵，步兵过后是骡子拉着的大炮。炮口里插着花束，炮兵骑在炮筒上洋洋得意。炮兵过后是担架队，担架队过后是一溜两行的小车队，小车上推着面袋子和米袋子，还有一些草料口袋。逃难出来的高密东北乡村民都胆怯地靠在路边，给大军让路。

    步兵队里，跳出来几个背驳壳枪的，向路边的人询问着情况。剃头匠王超推着一辆时髦的胶轮小车逃难，一路潇洒，在这路上却碰上了让他烦心的事。粮草队里一辆木轮车断了车轴，推车的中年男人把车子歪倒，把那断轴抽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弄得双手都是黑色的车轴油。拉车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头上生着疮，嘴角溃烂，身上穿一件没有纽扣的衬衫，腰里扎着一根草绳子。他问：“爹，怎么啦？”他爹愁眉苦脸地说：“断了车轴了，孩子。”爷儿俩个合力，把那个高大沉重、箍着铁皮的车轮拖出来。“怎么办，爹？”少年问。他爹走到路边，在粗糙的杨树皮上，擦着手上的车轴油。“没法子办。”他爹说。这时，一个背着驳壳枪、穿一件旧单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的独臂干部，从前面的小车队里斜着身跑过来。

    “王金！王金！”独臂人气呼呼地吼着，“为什么掉队？嗯？为什么掉队？你是不是想给咱钢铁连丢脸？！”

    “指导员，”王金愁眉苦脸地说，“指导员，车轴断了……”

    “早不断晚不断，上战场你才断？不是早就让你们检查车辆吗？广指导员越说越有气，他抬起那只格外发达的胳膊，对着王金的脸抡了一下子。

    王金“哎哟”了一声，一低头，鼻孔里滴出血来。

    “你凭什么打俺爹！”少年大胆地质问指导员。

    指导员怔了一下，道：“是我不经意碰了他一下，算是我的不是。但耽误了粮期，我把你们爷俩一起毙了！”

    少年道：“谁愿意断车轴？俺家穷，这小车还是借俺姑家的。”

    王金从袄袖子里撕出一些烂棉花，堵住了流血的鼻孔，嘟哝道：“指导员，您总得讲理吧？”

    “什么叫理？”指导员黑虎着脸说，“把粮食运上前线就是理，运不上前线就不是理！你们少给我罗嗦，就是扛，今天也得把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子给我扛到陶官镇！”

    王金道：“指导员，您平日里老说实事求是，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孩子又小……求求您了……”

    指导员抬头看太阳，低头看怀表，放眼看四周，一眼就看到了我家的木轮车，第二眼便看到了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

    王超有剃头的手艺，手头小钱活泛，又是光棍汉，挣了钱就割猪头肉吃。他营养良好，方头大耳，皮肤滋润，一看就不是个庄稼人。他的胶轮小车上，一边装着他的剃头箱，另一边载着一条花被子，被子外边还绑着一张狗皮。那小推车用刺槐木制成，涂了一层桐油，槐木放着金黄光芒，不但好看，而且还有一股清香可闻。临行前他把皮轱辘充足了气，走在坚硬的沙石路上，小车轻松地蹦高，车上载又轻，人又身体壮，怀里揣酒瓶，走几里路就襻在肩上手撒车把，拧开瓶塞抿几口烧酒，腿轻脚快唱小曲儿，恣悠悠的，完全是一个难民队里的贵族。

    指导员黑眼珠子咕噜噜旋转，微笑着走到路边来。他友善地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没人回答他。因为他问话时眼睛盯着一棵杨树干，树干上留着那汉子刚抹上的黑色车轴油。银灰色的杨树，一棵挨着一棵，枝条都往上拢着长，有直插云天之势。但他的目光迅速地射在了王超脸上，他脸上友善的微笑陡然消失，换成了一幅像山一样威严、像庙一样阴森的面孔。“你是什么成分？”他目光紧盯着王超那张油光光的大脸，突然发问。

    王超懵头转向，张口结舌。

    “看你这样子，”指导员咬钉嚼铁地说，“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不是富农，也是小店主，反正你绝对不是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而是个吃剥削饭为生的寄生虫！”

    “长官，”王超说，“冤枉啊，我是个剃头匠，靠手艺混饭吃，家中只有破屋两间，土地没有，老婆孩子也没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吃了今日，不管明日；俺那儿刚刚划完成分，区里给俺划了个小手工业者，相当于中农，是基本力量呢！”

    “胡说！”独臂人道，“凭着我这双眼睛，你巧嘴的鹦鹉难说过潼关！你的车子，我们征用了！”他回身招呼王金父子，“快点，把小米卸下来，装到这辆车上。”

    “长官，”王超道，“这小车是花了俺半辈子积蓄啊，你不能剥夺穷人啊。”

    独臂人怒冲冲地说：“为了胜利，老子的胳膊都贡献了，你这辆车子值几个钱？前方将士在等待粮食，你难道敢抗拒吗？”

    王超道：“长官，您跟俺不是一个区，也不是一个县，凭什么征俺的车子？”

    独臂人道：“什么区、县，都是为了支援前线。”

    王超道：“不行，俺不愿意。”

    独臂人单膝跪地，掏出钢笔，用嘴咬开笔帽，又掏出一块巴掌大的纸，按在膝盖上，歪歪斜斜地画了几个字，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县哪个区的？”

    王超一一回答。

    独臂人道：“你们的县长鲁立人是我的老战友，这样就好了，等打完这一仗，你把这张纸条给他，他就会赔你一辆车子。”

    王超指指我们，说：“长官，这位是鲁县长的丈母娘，这是她的一家人！”

    独臂人说：“大娘，您做个证，就说情况紧急，渤海区支前指挥部民工团八连指导员郭沫福借用你村王超小推车一辆，请他代为处理后事。”

    “好极了！”独臂人把那张纸条拍到王超手里，然后怒斥王金，“还磨蹭什么？

    不按时送到军粮，你爷儿俩要吃鞭子，我郭沫福要吃枪子！“

    郭沫福指着王超的鼻子，说：“快把你的东西卸下来！”

    王超道：“长官，您让俺怎么办？”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民夫连里不缺你一个人的伙食，”

    指导员说，“等仗打完了，你就把车子推走。”

    “长官，”王超哭咧咧地说，“俺刚从那里逃出来啊……”

    “非要我掏出枪来崩了你是不是？”指导员愤怒地说，“我们为了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用你辆小车还这么多罗嗦！”

    王超可怜巴巴地对母亲说：“大嫂，您可要给我做证啊！”

    母亲点了点头。

    王金父子推着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欢天喜地地走了。

    独臂人客气地对母亲点点头，便大踏步地追赶他的队伍去了。

    王超一屁股坐在被子上，毛猴着脸，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我怎么这么倒霉？

    别人碰不上的事为什么偏被我碰上了？我招谁惹谁了？“泪水沿着他肥厚的腮帮子流下来。

    我们终于撤到了大山的跟前，宽广的砂石大路分散成十几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到山上去。晚上，成群结队的难民，操着各样的口音，在黄昏的阴冷空气里，传播着互相冲突的消息。这一夜，大家都瑟缩在山脚下的灌木丛中苦熬。从南边和北边，传来闷雷般的轰鸣。一道道炮弹出膛的弧光划破墨色的夜空。半夜时分，空气阴冷潮湿，蛇一样的阴风，从山的缝隙里爬出来，摇得脱尽叶片的灌木枝条簌簌抖，卷得树下的枯叶刷刷响。狐狸在洞穴中悲鸣。狼在山谷里嗥叫。

    生病的孩子像猫一样呻吟。老人像打锣一样咳嗽。这一夜可真是难熬，天明时有几十具尸首抛在山沟里，有孩子，有老人，也有壮年人。我们一家之所以没冻死，是因为我们占据了一丛挂满金黄色叶片的奇特灌木，所有的树木都脱光了叶子，惟有它不落叶。树下还有厚厚的枯草。我们紧紧搂抱在一起，把那条惟一的被子顶在头上。我的羊紧贴着我的脊梁而卧，它的身体是我挡风的墙。最艰难的时刻是后半夜，遥远的南方炮声隆隆，加深了灌木丛中的寂静，人的呻吟声锯割心弦，使浑身震颤，耳朵里出现旋律，像熟悉的茂腔调儿。那其实是一个女人在悲泣。万籁俱寂中的声响渗入岩石，极冷极湿，阴云与头上的冰凉的棉被粘连在一起了。下雨了，冻雨，雨点落在棉被上，落在黄叶婆娑的灌木上，落在山坡上，落在难民们头上，落在嗥叫着的山狼丰厚的黄毛上。雨在下落过程中便凝固成冰渣儿，落下时便随即成了冰。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樊三大爷高举着火把把我们从死亡中引导出来的那个夜晚。他高举着火把，像红色的马驹一样，在暗夜中跳跃着。那一夜，我沉浸在乳汁的温暖海洋里，搂抱着巨大的乳房几乎飞进天国。现在，可怕的迷幻又开始了，像有一道金黄光线洞穿了夜幕，像巴比特的电影机的光柱，成群小冰豆子像银甲虫，在这光柱里飞舞。一个长发飘拂的女人，披着云霞的红衣，红衣上镶嵌着千万颗珍珠，闪，闪，长长短短地闪烁着光芒。她的脸一会儿像来弟，一会儿像鸟仙，一会儿像独乳老金，突然又变成了那个美国女人。她柔媚地笑着，眼神是那么娇，那么飘，那么妖，那么媚，勾得人心血奔流，细小的泪珠进出眼窝，挂在弯成弧线的睫毛上。她的洁白的牙齿轻轻咬着一点唇，猩红，后来又咬遍我的手指，咬遍我的脚趾。她的细腰，她的樱桃般的肚脐，都隐约可见。顺着肚脐往上看，我顿时热泪盈眶，大声地呜咽起来，那两只像用纯金打就、镶嵌着两颗红宝石的乳房，朦胧在粉红色的轻纱里。她的声音从高处传下来，礼拜吧，上官家的男孩，这就是你的上帝！上帝原来是两只乳房。上帝能变幻，变幻无穷，你醉心什么，他就变幻成什么给你看，要不怎么能叫上帝呢！我够不到你，你太高了，于是她便降落下来，对着我仰起的脸，撩开了轻纱，轻纱如水，在她周围流淌。她的身体飘浮不定，那对乳房，我的上帝，有时擦着我的额头，有时划过我的腮，但总也碰不到我的嘴。我几次跃起，宛若蹿出水面捕食的鱼，大张着嘴巴，但却总是落空，总是啄不准。我懊恼极了，焦灼极了，是幸福的懊恼，充满希望的焦灼。她的脸上，是狡猾妩媚的微笑，但我不反感这狡猾，这狡猾是蜂蜜，是乳房一样的紫红色花苞，是花苞形状的带着露水的草莓，是草莓一样沾着蜂蜜的乳头。她一个笑靥便让我沉醉，她嫣然一笑便感动得我跪在地上。你不要这样飘浮不定，我祈求你让我咬住你，我愿跟随你飞行，飞到九霄云外，去看喜鹊搭成的天桥。为了你我愿意弯曲我的嘴，狰狞我的脸，让身上生出羽毛，让双臂变成翅膀，让双脚变成趾爪，我们上官家的孩子，跟鸟有着特别的亲近感情。那你就生长你的羽毛吧。

    她说。于是我便体验到了生长羽毛的奇痛和高烧……

    金童，金童！母亲在呼唤我。母亲把我从幻觉中唤醒。她和大姐，在黑暗中，搓着我的四肢，把我从生与死的中间地带拽了回来。

    天蒙蒙亮时，灌木林中一片哭声。人们面对着亲人僵硬的尸体，用哭泣表达了心中的哀痛。仰仗着树上的黄叶和那床破被子，我们一家七口的心脏都在跳动。母亲把盼弟送她的药片分给每人一片。我不要，母亲便把那片药片塞在我的羊嘴里。它吃完药片，便吃灌木上的叶子。灌木叶子和灌木的枝条上，挂上了一层透明的冰甲。布满巨大卵石的山谷里，一切都挂上了冰甲。没有风，冻雨继续下，枝条喀啦啦地抖动，山路上光可鉴人。

    一个牵着毛驴的难民——驴背上驮着一个女人的尸首——试图沿着一条小路上山。但他的驴四蹄打滑，一跤跌倒，爬起来又是一跤。他想帮助驴，一用劲儿他也跌倒。驴和人都跌得狼狈不堪，女人的尸首也从驴背上颠下来，滑到山沟里去。一只金钱豹子在山谷里，嘴里叼着一个小孩子，头重脚轻地跳跃着，从这块卵石，蹦向那块卵石，它在连续不断地跳跃中求平稳。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哭嚎着追赶豹子。她在结着冰的大卵石上连滚带爬，生死不怕，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下巴碰碎了，门牙碰掉了，后脑勺上渗出黑血，指甲盖扒裂了，脚脖子扭伤了，胳膊脱臼了，五脏六腑颠成一团，但她还是追赶，追得那豹子喘息不迭。最后，她拽住了豹子的尾巴。

    人们陷人困难境地，一动就跌跤，不动就冻死。谁也不愿在这里冻死，于是便在跌跤中开始失去目标的撤退。山顶上的小庙已变成寒光闪闪的白色，山腰之上的树木，也变白了。在那个高度上，冻雨已经变成了雪。人们不敢上山，只能在山脚下迂回。我们在山脚下一棵橡树上，看到了剃头匠王超的尸首，他用裤腰带把自己悬挂在一根低垂的树杈上，树杈弯得像弓一样，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他的脚尖已经触着地面，裤子褪到了膝盖以下，那件大夹袄遮掩着他的臀，使他不至于太难看。我只看了一眼那张青紫的大脸那吐出口外的破布一样的舌头，便急忙扭转头。从此，他的临终遗容便经常变成我梦中的情景。无人去理睬他。有几个相貌憨厚的人，在争夺着他的那条花被子和那张狗皮。夺来夺去，便厮咬在一起。一个大个子突然哭叫起来，他的一只招风耳朵，被一个模样像耗子的小个子咬掉了。小个子吐出耳轮，吐到手心里，拿着看了看，扔还给大个子，然后抱起沉重的被子和狗皮，脚尖聪明地点着地，快速跳跃，防止滑跌。他跳到一个老人身边，老人抡起一根支车子的叉棍，在小个子头上擂了一下，小个子便像一口袋粮食，歪倒在地上。老人背靠一棵树，手持叉棍，护卫着被子。有几个不知死的鬼，妄想上来抢被子，但都被老人轻轻一击，便跌倒在地。老人穿着一件棉袍子，腰里扎着一根粗布带子，带子上别着烟锅和烟袋。他有一下巴白胡子，胡子上结着冰渣儿。不怕死的就来吧！

    老人用刺耳的声音吆喝着，脸随即变得狭长，眼睛也变绿了。人们慌忙避开。

    母亲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调头向西南，回家去！

    她驾起车子，歪歪扭扭地走，被雨淋湿后的车轴响得格外刺耳，“吱吱哟，吱吱哟”，每转一圈便“吱吱哟”一次。我们起了模范作用，许多的人，都不声不响地，跟随着我们——有的很快超过了我们——踏上了回故乡之路。

    地上的冰壳在木轮的碾压下破碎，爆起。天上又落下冰来修补。后来不纯然落冰了，冰点里混杂着一些打得耳朵梢和脸皮生痛的霰粒儿。茫茫原野里一片嘈杂之声。我们保持着来时的方式，母亲推车，大姐拉车。大姐的鞋后跟裂开，凄惨地露出她的冻裂的脚后跟，她的拉车动作像扭秧歌一样。一旦母亲把小车歪倒，大姐就必倒无疑。绳子扯得她连翻好几个跟头。后来，她一边拉车，一边呼噜呼噜地哭。我和沙枣花也哭。母亲没有哭，她双眼发蓝，牙咬嘴唇，集中精力，既小心翼翼又大胆果敢，把她的两只小脚变成了两个小镢头，抓着地，步步踏实，往前走。八姐默默地跟着母亲，她拽住母亲衣角的那只手，像一只流水的烂茄子。

    我的羊真是好羊，它寸步不离地跟在我的身后。它也频频跌跤，但每次跌倒都飞快地爬起来。为了保护它没有毛绒覆盖的乳房，母亲别出心裁，用那条白色的大包袱兜住了它的乳。包袱在它的背上打了两个结。为了保温，母亲还往包袱里塞进了两张兔子皮。兔子皮让人联想起疯狂恋爱的沙月亮时代。奶山羊眼睛里，盈满感激的泪水。它鼻子里发出哼唧之声，这是它的话语。它的耳朵上冻起了冻疮，四个蹄子粉红色，如同冰雕玉琢。自从对它的乳房实施了保暖措施后，它成为一只幸福的羊。包袱皮和兔子皮在保暖的同时还起到了奶罩的托提作用。这是一个创造，后来我成为乳罩专家时，设计了一种专为高寒地区妇女使用的兔皮乳罩，灵感盖源于此。

    我们归家的步伐匆匆，估计是正午时分，便回到了那条白杨夹峙的宽阔砂石路上。太阳虽未穿透云层，但明亮了天地。砂石路是一条闪光的琉璃路。后来冰雹被大雪花代替，路上、树上、路两边的原野上，很快便白了。路上经常碰到僵尸，人的尸首和牲畜的尸首，偶尔，还能碰到死麻雀、死喜鹊、死野鸡。惟独没有死乌鸦，它们在白雪映衬下羽毛黑得像蓝靛，非常有光泽。它们啄击僵尸，嘴巴酸痛，便哇哇乱叫。

    好运气接踵而来。先是在一匹死马身边我们捡得半麻袋铡碎的谷草，谷草里还搅拌着豆瓣与麸皮。我的羊尽力吃了一饱。剩下的草料放在大哑和二哑脚上，能替他们遮风挡雪。羊吃罢草料，舔了一些雪。它对我点点头，我心领神会。

    继续向前走，沙枣花说她嗅到了一股烧焦麦子的香味儿。母亲鼓励她循味而去，在路外的一间看坟茔的小房里，我们从一个死兵的身上得到了两根饱满的干粮袋，袋里装满炒面。见死人多了，便没有了恐惧之心。这一夜我们索性就在这看坟茔的屋子里过夜。

    母亲和大姐把那个年轻的死兵拖出去。他是自杀的。他把枪抱在怀里，枪口含在嘴巴里，用从破袜子里伸出的脚趾压住扳机。子弹把他的天灵盖都揭了。

    老鼠啃光了他的耳朵，吃了他的鼻子，还把他的手指啃出了白骨，像剥了皮的柳树细枝。母亲和大姐往外拖他时，成群的老鼠红着眼睛跟出去。为了感谢他的炒面，母亲拖着疲乏的身体，跪在地上，用他腰间的刺刀，在冰凉的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坑，把他的头部埋住了。扒开这点土对于洞穴之王老鼠们来说简直是小意思，但母亲的心得到了安慰。

    小屋仅仅能容得下我们一家人和我的羊。我们用车子堵住门口。母亲抱着那杆沾着士兵脑浆的大枪坐在最外边。黑夜降临前，一拨拨的人想挤进茔屋子，这些人里不乏强盗、流氓，但都被母亲怀里的大枪吓退。有个嘴大、眼很毒的男人欺负母亲说：“会放吗？”说着便要往里挤。母亲抱着枪，戳那人。她不会放枪。

    上官来弟夺过大枪，一拉大栓，退去一粒弹壳；一推大拴，上了一颗顶门火。她把大拴往旁边一按，对着那男人头上，呼嗵就是一枪。一道火线嗖儿一声钻到天上去了。上官来弟熟练的射击动作使我马上想起了她跟随沙月亮转战南北的光荣历史。那大嘴男人像狗一样爬着逃走了。母亲感激地看着上官来弟，起身往里挪，把门卫的位置让了。

    这一夜我睡得香甜，一直到红太阳照耀白雪世界时才醒来。我真想跪下求母亲，不要离开这鬼住的屋，不要离开屋前这一片巍峨的坟茔，不要离开这一片顶着冰雪帽子的黑松林。不要离开吧，这乐土，这福地。但母亲推着小车，率领着我们重新上路。那杆青色的大枪，横在鲁胜利身边，上边用破被子遮盖着。

    路上覆着半尺厚的雪，车轮和我们的脚，在雪里嘎嘎吱吱地响。跌跤的现象大大减少，前进的速度加快。白太阳照得雪光刺眼，人显得格外黑，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裳都是黑的。也许是篓子里的大枪和来弟的枪法壮了母亲的胆，这一天她生出了一些霸蛮之气。中午时，一个从南边溃退下来的散兵企图搜查我们的车辆时，母亲竟响亮地抽了那个伪装胳膊负伤的家伙一个耳光，连他的帽子都给扇掉了。那个兵顾不上捡帽子就跑了。母亲捡起那顶半新的灰布帽子，顺手扣在了我的羊头上。我的羊神气活现地戴着军帽，溜溜地奔跑，我们身边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看着它，都咧开黑色的嘴，用最后的力气发出比哭还难听的笑声。

    清晨时我喝足了羊奶，精神充足，思维活跃，感觉敏锐。我发现了扔在路边的县政府的印刷机器和铁皮箱子装着的文件，民夫哪里去了？不知道。骡队哪里去了？不知道。

    道路上很快热闹起来。一队队的担架，抬着呻吟不绝的伤兵从南边撤下来了。抬担架的民夫们满脸汗水，喘息如牛，脚步都不利索，拖拖沓沓地踢着雪。

    一些穿白衣戴白帽的女人跟着担架踉踉跄跄地奔跑。一个抬担架的青年民夫跌了一个屁股墩，担架倾斜，伤员惨叫着掉在地上。伤员的头缠满绷带，只露着两个黑鼻孔和一张青色的嘴。一个面容修长的女兵背着牛皮箱子跑上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姓唐的女兵，是盼弟的战友。她粗野地斥骂着民夫，温柔地劝慰着伤兵。她的眼角上、额头上，已经爬满了深刻的皱纹，那个水灵灵的女兵，如今已经成了干枯的老娘们。她根本就没看我们一眼，母亲也似乎没认出她。

    担架队络绎不绝，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我们尽量地靠近路边，生怕妨碍了他们前进。后来，他们终于过完了，覆盖着冰雪的洁白道路，被踩得一塌糊涂，融化的雪变成污浊的水和泥，没融化的雪上，滴了一片片鲜血，血把雪烫得像溃烂的肌肤，触目惊心。心紧缩成一团，鼻腔里全是融雪的味道和人血的味道。还有汗的酸与臭。我们战战兢兢地上了路，连因为戴上了军帽而趾高气扬过一阵子的奶山羊也觳觫起来，那模样活像一个被吓破了苦胆的新兵。逃难的人在路上徘徊踌躇，进退两难。毫无疑问，前边就是大战场，顺着路西南行，就等于奔赴战场，进入枪林和弹雨，而枪子是不长眼的，炮弹是不讲客气的，所有的兵都是老虎下山不吃素食。人们用眼神互相探询着，谁也不会给对方答案。母亲不看任何人，推着车子，坚决地往前走。我回头看到，那些难民，有的折回头往东北，有的则尾随着我们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