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与黄互助好上之后，我哥身上的野性大大收敛。革命改造社会，女人改变男人。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组织那种拳打脚踢的批斗会，却组织了十几次革命现代京剧演唱会。黄互助一改羞羞答答的做派，变得大胆泼辣，热情奔放。想不到她竟然有一条那样好的嗓子，想不到她竟然能演唱那么多的样板戏片段。她唱阿庆嫂的唱段，我哥就唱郭建光的唱段。她唱李铁梅的唱段，我哥就唱李玉和的唱段。他们两人真是珠联璧合，一对金童玉女。——我不得不承认，我对黄互助的幻想，是癞蛤蟆对天鹅肉的幻想。许多年后，莫言那小子对我袒露心声，说他也对黄互助有幻想。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不到小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一时间，西门家大院里，胡琴与笛子合奏，男腔与女调共鸣。革命的指挥中心，蜕变成一个文艺俱乐部。天天批斗打人，一片鬼哭狼嚎，初始还觉刺激，日久便觉心烦。我哥突然变换革命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众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气。

    会拉胡琴的富农伍元，被吸收进乐队。有过丰富的歌唱经验的洪泰岳，也被吸收进来。他敲打着那块光荣的牛胯骨，充当了乐队的指挥。那些在街上义务清除积雪的坏人，也都一边铲雪一边跟着大院里传出的音乐哼哼。

    新年前夕，我哥与互助顶风冒雪进了一趟县城。他们鸡叫二遍就动身，第二天傍晚才回来。去时他们徒步，回来时却乘坐着一台洛阳造“东方红”牌链轨拖拉机。拖拉机马力巨大，本来是用来牵引犁铧犁地或是牵引收割机割麦的，现在却成了县城红卫兵的交通工具。有了这样的交通工具，再大的风雪、再泥泞的道路也难以阻挡。拖拉机没有走那座摇摇欲塌的石桥，而是从结冰的河道里驶过，翻过河堤，进入屯子，沿着屯中央的大道，飞快地驶向我们大院。它无牵无挂，挂着高档，加足油门，跑得飞快；强大的链轨压得雪泥四溅，车后留下两道深深的沟壑。车头上的烟囱里，一圈圈的青烟，强劲地冲上去，犹如一扇扇飞起的铜钹，旋转，碰撞，铿铿锵锵，激起一串串回声，吓得麻雀和乌鸦尖声惊叫，飞到不知哪里去。众人眼见着我哥和互助从拖拉机驾驶室跳下来。然后又有一个面孔瘦削、神情忧郁的青年人跳下来。此人留着短促的平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腮上的肌肉不时抽搐，耳朵冻得通红，身着一套洗得发了白的蓝制服棉衣，胸前佩戴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松松垮垮的、不是在大臂上而是在小臂上套着一个红袖标。一看这架势，就知此人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牌红卫兵。

    我哥让孙彪赶紧吹号集合群众。吹紧急集合号。其实也用不着吹号了，屯里的人，能走的都来了。围着拖拉机，眼睛不够用，嘴巴忙着，议论这力大无穷的庞然大物。有懂行的人指点着说：这家伙，焊上个顶盖、装上门大炮就是坦克!天已擦黑，西边有晚霞，彤云一片，明天还将有雪。我哥紧急发令，点汽灯点篝火，将有大喜事发布。下完命令我哥又赶紧与那老红卫兵说话。黄互助跑回家，让她娘烧了两碗荷包蛋，邀请那人和始终坐在车里的驾驶员进屋吃蛋。摆手谢绝。让他们进办公室取暖也不去。不知深浅的吴秋香带领着黄合作，端着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出来了。娇声拿情，像电影里的坏女人。老红卫兵拒绝，脸上有厌恶之情。金龙低声呵斥她们：快端回去，像什么样子!

    汽灯出了问题，往外喷黄火，冒黑烟。篝火燃起来，火光熊熊，新鲜的松树枝干，滋滋地冒着油，散发着扑鼻的香气。我哥爬上平台，在抖动的火光中，情绪激昂，神采飞扬，宛如一只活捉了锦鸡的豹子。我哥说，我们在县城受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常天红同志的亲切接见，向他汇报了我们屯的革命形势。常副主任对我们的革命工作很满意。我哥说，常副主任委派县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罗京涛同志前来指导我们屯的革命工作并宣布我们西门屯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同志们啊，我哥大喊，连我们银河公社都没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屯的倒先成立了。这是常副主任伟大的创举，是我们屯的莫大光荣，下边请罗组长上台讲话，并宣布名单。

    我哥跳下，想扶持那罗副组长上台。罗副组长拒绝上台，站在距篝火约有五米远的地方，半边脸灿烂半边脸阴暗，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折叠成方块的白纸，抖开，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念道：

    兹任命蓝金龙为高密县银河公社西门屯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瞳、马良才为副主任……

    一团浓烟被风吹到罗副组长面前，他躲闪着那烟，连任命的日期都没念，就将那纸递给我哥，说声再见，胡乱地与我哥握握手，转身就走。我哥被罗副组长的行动搞得有些愣，一时无话可说，就那么咧着嘴，跟随着，看着那人跳上拖拉机，钻进驾驶室。拖拉机随即发出轰鸣，就地转圈掉头，向来路驰去。在它身后，留下一个大坑。我们目送着拖拉机，看到车前那两盏电眼，射出两道强烈的白光，把我们的大街，照成一条明亮的胡同；车后的两盏小灯，宛如两只通红的狐狸眼睛……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第三天的傍晚，安装在杏树上的大喇叭喀啦啦地响了一阵，突然放出了震耳欲聋的《东方红》旋律。音乐完毕后，一个撇腔拿调的女声广播本县新闻。新闻的第一条就是热烈庆祝本县第一个村级革命委员会——银河公社西门屯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她说西门屯大队革委会领导班子，由蓝金龙、黄瞳和马良才同志组成，体现了“三结合”的革命原则。群众仰脸倾听，一个个默不作声，但从心里佩服我哥，年纪轻轻，就当了主任，不但自己当了主任，还拉扯着即将成为老岳父的黄瞳和一直与他姐姐黏黏乎乎的马良才当了副主任。

    又过了一天，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小伙子，背着一大捆报纸、信件，气喘吁吁地进了我们的院子。这是一个新来的邮递员，满脸稚气，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神采。他放下报纸、信件，又从邮袋里摸出一个方方正正、贴着挂号签条的小木盒子，递到我哥手里。然后他掏出本子和笔，让我哥签收。我哥手捧木盒，看看落款，对身边的互助说：是常副主任寄来的。我知道这常副主任就是“大叫驴”小常，这小子造反有功，当了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主管宣传和文艺，他的这些事，是我哥对我姐唠叨时被我听到的。我注意到了我姐听我哥谈论小常时脸上显出的复杂表情。我知道我姐对小常情深意切，但小常的飞黄腾达为她的恋爱设置了障碍，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学院学生和一个美貌的农村姑娘恋爱，也许还有可能，但一个二十多岁就当了县级领导干部的人，和农村姑娘结婚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无论她貌如西施还是色比婵娟。我哥当然也知道我姐的心事，我听到他劝我姐：你就实事求是一点吧，马良才起初保皇，后来逍遥，但他为什么当了副主任?你难道不明白常副主任的良苦用心吗?我姐执拗地问：是他安排了马良才当副主任?我哥点头默认。他的意思是让我嫁给马良才?我哥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我姐说：他亲口对你说让我嫁给马良才吗?我哥道：这还用他说吗?大人物的意思，难道还要明说?暗示一下，你自己领会!我姐说：不，我要去找他，他说让我嫁给马良才，我回来就嫁!谈到此处，我姐的眼睛里已经盈满了泪水。

    我哥用一把锈剪刀撬开了那个木盒子，揭开一层旧报纸，两层白色封窗纸，一层黄色皱纹纸，露出一层红绸布，揭开红布，显出了一个如同茶碗口大的瓷制毛主席大像章。手捧像章，我哥眼泪汪汪，不知是被像章上毛主席的慈祥笑容感动，还是被小常的深情厚谊感动。我哥捧着像章，让在场的人们瞻仰。气氛很神圣很庄严。轮番瞻仰完毕，我的准嫂子黄互助小心翼翼地将像章别在我哥的胸脯上，像章分量沉重，把我哥的军装褂子坠得下垂。

    春节前夕，我哥他们排演了全部的《红灯记》，铁梅自然是互助，如前所述，她的大辫子正好派上了用场，李玉和原是我哥，因我哥嗓子倒了仓，唱出来仿佛猫叫，只好把这个主角让给马良才。凭良心而论，马良才比我哥更像李玉和。我哥当然不愿扮演鸠山，更不愿扮演王连举，只好扮演了那个跳车送密电码的交通员，出场一次就壮烈牺牲。为革命牺牲，倒也合我哥的脾胃。其他的角色，被那些年轻人一抢而光。在那个冬天里，屯子里的人对演戏发生了浓烈兴趣。每晚排练，在革委会办公室里，汽灯白亮，屋子里人挤人，连梁头上都坐着人。许多看热闹的，趴在窗户上，趴在门缝上，往里瞅，刚瞅几眼就被后面的人扯到一边去。合作也争了一个角色，演铁梅家的邻居桂莲姐。莫言天天粘在金龙屁股后边，哼唧着要角色。我哥吼他：滚蛋，别来捣乱。莫言巴眨着小眼说：司令，给个角吧，我有表演天才。说着就在雪地上拿大顶，翻跟斗。我哥说实在没有角色了。莫言说：加个角儿嘛。我哥想了想，说：那就当小特务吧。李奶奶是主角之一，有大量的台词大段的唱腔，没文化的姑娘难当重任，算来算去，只有我姐可担当，但我姐态度冷淡，一口回绝。

    屯子有个男子，生天花落了满脸疤痕，姓张名有才，嗓子极其洪亮，自告奋勇扮演李奶奶，被我哥一口回绝。但他的嗓子实在好，热情又极其高，富有文艺才能的马良才副主任与我哥商量：主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只能保护不能打击，我看就让他演田大妈吧。于是就让他演田大妈。田大妈有四句唱词：穷不帮穷谁帮穷，两个苦瓜一根藤，帮助姑娘脱风险，逃出虎口奔前程。他一开口，几乎把房盖掀了，窗户上的白纸被震，发出嗡嗡的响声。

    李奶奶的人选没着落，看看年关将近，正月里就要演出，常副主任打来电话，说很可能会来指导排练，扶植我们屯成为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典型。我哥既兴奋又焦急，嘴上起了疮，嗓子更哑了。我哥又动员我姐，说了常副主任要来指导的事，我姐眼泪涌出，哽咽着说：我演。

    从“文革”初起，我这个小单干户，就感到备受冷落。屯子里那些瘸的瞎的，都参加了红卫兵，但我不是。他们闹革命闹得热火朝天，我只能热眼旁观。那年我十六岁，正是上天入地、翻江倒海的年龄，被生生地打人另册，自卑，耻辱，焦虑，嫉妒，渴望，梦想，多少种感觉汇聚心头。我曾鼓足勇气，厚着脸皮，向与我有深仇大恨的西门金龙求情，为了加入革命洪流，我低下了’高贵的头。他一口就回绝了我。现在，戏班的诱惑让我再一次低下高贵的头。

    金龙从大门西侧那个用玉米秸子做屏障的临时公共厕所出来，双手扣着裤扣，脸上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白雪覆盖的房顶，炊烟袅袅上升。墙头上羽毛华丽的大公鸡和羽毛朴素的老母鸡，夹着尾巴跑过的狗，场面朴实又庄严，正是说话的好时机。我急忙迎上去，挡住他的去路。他吃了一惊，厉声道：你想干什么?我张口结舌，耳朵发烧，哼唧了半天，从牙缝里艰难地挤出一个“哥”字——打我跟着爹单干后这还是第一次这样称呼他——我支支吾吾地说：哥……我想加入你的红卫兵……我想演那个叛徒王连举……我知道这个角色没人愿演，人们宁愿演鬼子，也不愿演叛徒。他眉毛上扬，把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用极蔑视的口吻说：你没有资格!……为什么?我急了，说，为什么连吕秃子和程小头都可以演鬼子兵，为什么连莫言都可以演小特务，我反倒没有资格?——吕秃子是雇农子弟，程小头的爹被还乡团活埋了，莫言家虽是中农，但他奶奶掩护过八路军伤病员，你是单干户!知道不?哥说，单干户比地主富农还要反动，地主富农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单干户却公然地与人民公社对抗。与人民公社对抗就是与社会主义对抗，与社会主义对抗就是与共产党对抗，与共产党对抗就是与毛主席对抗，与毛主席对抗就是死路一条!墙上的雄鸡撕肝裂胆地长啼一声，吓得我几乎尿了裤子。哥四下里看看，见远近无人，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平南县也有一家单干户，运动初起时，被贫下中农吊在树上活活打死，家庭财产全部充公。你和爹，如果不是我变相保护，早就命丧黄泉了。你把这事悄悄跟爹说，让他那榆木脑袋开开缝，抓紧时间，牵牛入社，融入集体大家庭，让爹把罪行全部推到刘少奇头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如再执迷不悟，顽抗到底，那就是螳螂挡车，自取灭亡。告诉爹，让他游街示众，那是最温柔的行动，下一步，等群众觉悟了，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如果革命群众要把你们俩吊死，我也只能大义灭亲。看到大杏树上那两根粗枝了吗?离地约有三米，吊人再合适不过。这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一直找不到机会，现在我对你说了，请你转告爹，人了社天宽地阔，皆大欢喜，人欢喜牛也欢喜，不入社寸步难行，天怒人怨。说句难听的，你如果继续跟着爹单干，只怕连个老婆也找不到，那些瘸腿瞎眼的，也不愿嫁给一个单干户。

    哥一席长谈，让我胆战心惊，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是深深地触及了我的灵魂。我望望杏树上那两根向东南方向伸展开的粗枝，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我与爹——两个蓝脸——被吊在上边的凄惨景象。我们的身体被拉得很长，在寒风中悠来荡去，脱了水，失去了大部分重量，犹如两根干瘪的大丝瓜……

    我到牛棚去找爹。这里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的安乐窝。从那次在高密东北乡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集市游斗后，我爹几乎成了哑巴、呆瓜。爹才四十多岁，已经满头白发。爹的头发本来就硬，变白后更硬，一根根直竖着，像刺猬的毛。牛站在槽后，低着头，缺了半只角，威风大减。一缕阳光，照耀着牛头，使它的眼，像两块忧伤的水晶，深深的紫色，润得让人心痛。我家那头性情猛烈的公牛，变成了另外一头牛。我知道公牛去势后性情会大变，我知道公鸡被拔光翎毛后性情会大变，没想到砍断一只角后，公牛的性情也会大变。牛看到我进棚，瞅我一眼，目光便低了，似乎它已经看穿了我的心事。爹坐在牛槽旁边的一个草墩子上，背靠着一条装满谷草的麻袋包，双手抄在棉袄袖筒里，正在闭目养神，一缕阳光，也恰好照在他的脸上和头上。白头发有些发红，发间有一些麦草棍儿，仿佛他刚从麦草堆里钻出来。他的脸，红漆基本褪尽，只有边角上残留着一些星星点点。那半边蓝脸，又现显出来，颜色更加深重，如同靛青。我摸摸自己脸上的蓝痣，感觉如同摸着一块粗糙的皮革。这是我丑陋的标志。幼时人们称呼我“小蓝脸”时，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渐渐长大之后，如果谁再敢称我“蓝脸”，我就会与谁拼命。我曾听人说，正是因为我们的蓝脸，我们才单干，而且还有人说我们爷儿俩，白天躲着不见人，到了晚上，才出来耕作。我们确实有过几次借着明月光下地劳动的经历，但那与我们脸上的蓝痣无关。这些人把我们单干，归结为因为我们的生理缺陷导致的精神变态，这是放屁。我们单干，完全是出自一种信念，一种保持独立性的信念。金龙的一席话动摇了我的信念，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是那么坚定，我跟爹单干是图热闹。现在，更大的、更高级的热闹在召唤我。当然，哥所说的平南县单干户的悲惨下场也让我胆寒，那两根杏树枝……还有，更让我忧虑的，是哥所说的女人的事，完全正确，哪怕是一个瘸腿瞎眼的女人，也不会嫁给单干户。何况我还是一个蓝脸的单干户。我甚至有点后悔跟着爹单干了。我甚至有点恨爹闹单干了。我厌恶地盯着爹的蓝脸，确凿地恨爹不该把他的蓝脸遗传给我。爹，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结婚，结了婚也不应该生子!

    “爹，”我大声喊，“爹!”

    爹缓缓地睁开眼睛，直瞪着我。

    “爹，我要入社!”

    爹显然早就知道了我的来意，因为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表情变化。他从怀里摸出烟具，装了一锅烟，叼在嘴里，用火石和火镰打出火星，溅到高粱秆芯儿做成的火媒上，吹旺，点着烟，吧嗒吧嗒，猛吸几口，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里，直直地喷出来。

    “我要入社，我们牵着牛，一起人社吧……爹，我受够了……”

    爹猛然睁大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你这个叛徒!要人，你自己入去，我不入，牛也不入!”

    “为什么，爹?”我委屈又懊恼地说，“天下大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平南县那家单干户，在运动初期就被革命群众吊在树上打死了。我哥说他拉你游街是变相保护你。我哥说，下一步，斗臭了地、富、反、坏、走资派，就要斗争单干户。爹，金龙说了，大杏树上那两根粗树权，就是替咱们爷儿俩预备的啊，爹!”

    爹将烟袋锅子放在鞋底上磕磕，站起来，抓起筛子为牛筛草。我看着他微驼的背，和那段赭红色的粗壮脖颈，油然忆起很小的时候，骑着他的脖子，去集市上买柿子吃的情景。我心中一阵酸楚，动情地说：

    “爹，社会变了，陈县长被打倒了，给咱们开‘护身符’的那个部长肯定也被打倒了。咱们再坚持单干，已经毫无意义。趁着金龙当了主任，咱赶紧入社，既给他脸上增了光，咱自己也光彩……”

    爹闷着头筛草，根本不理我的茬儿。我渐渐地恼上来，说：

    “爹，怪不得人家说你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不起您了，爹，我不能陪着你一条死路走到黑，你不为我着想，我要自己救自己。我大了，要闯社会，娶老婆，走光明大道，你好自为之吧。”

    爹将筛子里的草倒进牛槽，摸摸牛那只断角，转过脸，看着我，他脸上很平静，和缓地对我说：“解放，你是我的亲儿，爹当然希望你好。眼前这形势，爹也看透了。金龙这小子，胸膛里那颗心，比石头还硬；血管里的血，比蝎子尾巴还毒；为了他的‘革命’，他什么都能干出来。”爹仰起头，在光线中眯着眼，困惑地说，“老掌柜的心地良善，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歹毒的儿子呢?”爹眼里有了泪，说，

    “咱们有三亩二分地，分给你一亩六分，你带着去入社。这犋木犁，是土改时分给我们家的‘胜利果实’，你也扛走，那一间屋子，归你。你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人社后，愿意跟你娘他们合伙就去合伙，不合伙你就单挑门户。爹什么都不要，只要这头牛，还有这个牛棚……”

    “爹，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带着哭腔喊，“你一人单干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

    爹平静地说：“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就是想图个清静，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不愿意被别人管着!”

    我找到金龙，对他说：

    “哥，我跟爹商量好了，人社。”

    他兴奋地将双手攥成拳头，在胸前碰了一下，说：

    “好，太好了，又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全县唯一的单干户，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特大喜讯，我们要向县革委会报喜!”

    “但是爹不加入，”我说，“我一个人，带着一亩六分地，扛着那犋木犁，还有一盘耧。”

    “怎么搞的?”金龙的脸阴沉下来，冷冷地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爹说，他没想干什么，他就是一个人清静惯了，不愿意听别人支派。”

    “简直是个老混蛋!”哥将拳头猛地擂到那张破旧的八仙桌子上，差点没震翻桌上的墨水瓶。

    黄互助安慰道：“金龙，你不要着急。”

    “我怎能不急?”金龙低声道，“我原准备春节前向常副主任、向县革委会献上两份厚礼，一份是我们屯子排成了《红灯记》，一份是我们消灭了全县唯一、也许是全省、全国唯一的单干户，洪泰岳没做到的，我做到了，这样，我上上下下都树立了威信。可是，你入他不入，等于还是留下一个单干户!不行，走，我跟他说!”

    金龙气冲冲地走进牛棚，这也是他多年没踏足之地。

    “爹，”金龙说，

    “尽管你不配我叫爹，但我还是叫你一句爹。”

    爹摆摆手说：“别叫，千万别叫，我担当不起。”

    “蓝脸，”金龙说，“我只说一句话，为了解放，也为了你自己，你们俩一起人社。我现在说了算，入社之后，决不让你干一天重活，如果轻活也不想干，那您就歇着，您也这么大年纪了，该享点清福了。”

    “我没有那福气。”爹冷淡地说。

    “你爬上平台往四下里望望，”金龙说，“您望望高密县，望望山东省，望望除了台湾之外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山河一片红了，只有咱西门屯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点就是你!”

    “我真他娘的光荣，全中国的一个黑点!”爹说。

    “我们要抹掉你这个黑点!”金龙说。

    爹从牛槽下摸出一条沾着牛粪的麻绳子，扔在金龙面前，说：

    “你不是要把我吊到杏树上吗?请吧!”

    金龙猛地往后一跳，仿佛那不是一条绳子而是一条毒蛇。他龇牙咧嘴，双手攥成拳头又松开，双手插到裤兜里又拔出来。他从上衣兜里摸出一支烟——当了主任后他开始抽烟——用一个金黄色的打火机点燃。他蹙着眉头，显然是在思考。他思考一会儿，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捻碎。他对我说：

    “你出去，解放!”

    我看看地上的绳子，看看金龙瘦高的身体和爹粗壮的身体，盘算着这两个人动起手来谁胜谁负的问题以及一旦他们打起来我是袖手旁观还是出拳相助以及如果出拳相助我应该助谁的问题。

    “有什么话你就说，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出来!”爹说，“解放不要走，就在这里看着、听着。”

    “那也好，”金龙说，“你以为我不敢把你吊到杏树上吗?”

    “你敢，”爹说，“你什么都敢。”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金龙说，“我是看在娘的面子上，放你一马。你不人社，我们也不强求，从来就没有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求情的事。”金龙说，“明天，我们就召开大会，欢迎蓝解放人社，土地要带上，木犁带上，耧带上，牛也要带上。我们要给解放披红戴花，给牛披红戴花。那个时候，这牛棚里，只剩下你一个人。外边敲锣打鼓，鞭炮齐鸣，面对着空了的牛棚，你心里会很难受。你是众叛亲离，老婆与你分居，亲生儿子也离你而去，唯一不会背叛你的牛也被强行拉走，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我是你，”金龙踢了一脚那条绳子，看一眼牛棚上的横梁说，“我要是你就把绳子搭到梁上，自己把自己吊死!”

    金龙抽身而走。

    “你这个歹毒的杂种啊——”爹跳了一下，骂一句，便颓然地萎在牛槽前的草堆里。

    我心中涌起无限的酸楚，金龙的歹毒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我突然感到爹非常可怜，而我的背弃又是那么可耻，简直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我扑到爹身前，抓着他的手，哭着说：

    “爹，我不入社了，我宁愿打光棍也跟你在一起，单干到底……”

    爹抱着我的头，呜咽了几声，然后便把我推开。爹擦擦眼睛，把腰杆子挺直，说：“解放，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说出口的话就不要收回。你去人社吧，犁扛走，耧扛走，牛——”爹望了一眼牛，牛也正望着爹——“你也拉走!”

    “爹，”我惊叫着，“你真要按他指的那条路走?”

    “放心吧，儿子，”爹忽地从谷草中站起来，说，“谁指的路，爹都不走，爹走自己的路。”

    “爹，您可千万不要上吊……”

    “怎么会呢?”爹说，“金龙还是有几分良心的，他完全可以组织人把我弄死，像平南人弄死他们的单干户一样，但他心软了。他希望我自己死。我一死，这个全县、全省、全中国的黑点就自行抹掉了!但是我偏不死，他们要弄死我我没法子抗拒，但想要我自己死，那是痴心妄想!我要好好活着，给全中国留下这个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