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破晓，她就被军人的喧闹声吵醒，军人早已起床，准备出发。老彭已经醒来，正把弹药篮子交给他们。老人在厨房里，为大家煮麦粥。

    “士兵们要到山里去，”老彭说，“跟他们走最好。他们想替我们扛行李。他们认得路，可以节省我们不少时间。”

    梅玲正在穿鞋，手上的翠玉镯子碰着土炕吭吭响。

    “你何不把镯子脱下来？这样会引人注意的。”

    “我没办法，要套一辈子。”梅玲说。

    在暗光中她摸到外衣，匆匆穿上。她进院子，先在门边扣好灰棉袍。有几个游击队员坐在地上系草鞋，一个士兵正在打绑腿，首领则站起来把臃肿的中国袍子塞到军裤内。

    “你们昨晚睡在哪里？”梅玲问道。

    “就在院子里呀，姑娘。不然还有什么地方。”有人回答说。

    “你们不累呀——昨天走了一整天，又起得这么早？”

    游击队员们发出一阵大笑。“这不算什么。”首领说。他还在用力把厚衣裳塞到军裤内。他指指穿军服的伙伴说：“这家伙走了六千里，由江西到西藏边界，又随八路军到过西北。”

    “你的腿是钢做的？”

    那个军人被漂亮的少女一捧，露出天真的微笑。“一个人若要做革命志士，就要先锻炼身体。”他说，“有时候我们得用担架抬病人或伤兵走山路。脚一滑摔倒，就会落到无底的深坑里，连你扛的病人一块儿摔下去。”

    “革命志士可不自吹自擂哟。”首领和气地说。那个军人满面羞红，像小孩似的。

    吃完简便早餐，大家就上路了。早晨的空气清新宜人，东边的天色愈来愈亮，眼前山腰的颜色也改变了。梅玲发现步调快了些，但是她个子小，软底鞋和绑在足跟的腿鞘使她在石路上走得很舒服。

    他们在一座村庄歇息，村民似乎和游击队很熟，供上茶水和麦饼。谢过了他们的招待，大家又动身前进，穿过一条铁路，来到山脚下。有四分之一里的路程很像干河床，不容易通过，但是穿便鞋的游击队扛着行李一个石头一个石头跳过去。然后大家沿一条小径走，穿过不少矮丘，最后来到一间隐在山脊中的庙宇内。

    他们是在大约十点钟到达的。庙宇内大厅里全都是人，厅内正上着政治训练课程。一个留短发、穿灰制服的胖女孩站在镀金菩萨的前端，正在训话呢。群众都穿着蓝色农夫服装，和一般的不太一样。很多人蹲在地上，也有人倚墙、倚柱而立。这位少女似乎很会对农民群众讲话。她的声音又大又粗，但是一说到“切断通讯”，她的发音太有力了，以至于大家真的在想象切断的铁路、电讯和电话。她说话带有阳刚之力，把听众完全吸引了。

    在庭院走廊上有很多男女学生，也有手牵手在树下散步的。他们面色愉快，举止如此喧哗，几乎引起优雅社会的反感。他们的穿着混合了新奇和朴实的特色，半军半民，半西半中，以至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杂乱无章，尤其男女不分。男青年穿衬衫，短裤和皮鞋。有些女孩子头戴小帽，身穿大口袋的棉袍，打绑腿，穿草鞋。有人穿着咔叽衬衫和漆黑布裙的学生服，加上束带袜和布鞋。少数还穿着长袍。梅玲看到一对年轻人坐在石头上，正辩论得起劲呢。另外一个男孩子正在吹口琴。一位少女的短发由帽缘滑出来，口袋里露出一支自来水笔。有一位女生挂着手表，却穿草鞋，戴宽边的农夫帽。说来令人不解，也难以相信，这一代竟完全离开家，脱出社会传统，逃开个人的命运，被私人环境所驱使，或者被一个高贵的理想所推动，要在这个宇宙中建立崭新的生活，大家聚在这里追求灵魂的自由。一切都坦率、单纯、现实而合理。短发不只是一种发型，也是一种方便。他们正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仿佛人类文明从来就不存在似的，只有手电筒和钢笔例外。他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想到了就直接说出来。如果他们找的是精神自由，他们已经找到了。

    梅玲和老彭被带到庙堂的一个房间，那是地方总部的办公室。行军床边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木凳，一个高个、面色黝黑，年约三十岁的男子站起来迎接他们。梅玲觉得，以他的权位来论他算相当年轻了。

    “彭同志，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你有什么计划？”

    老彭把计划说出来，军官告诉他们，两条线路上都有激战发生，但是答应研究看看。

    他以大忙人的姿态坐下来，显然对自己的计划要比眼前客人的问题更加关切。“敌人正沿两条铁路往下攻，”他解释道，“他们会占领干道，我们必须像毛细血管，把他们的血液吸出来。敌人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事实上，敌人进城后，我们更容易组织乡间的人民——等大家见过他们的兽行以后。那是我的经验。”

    他说话充满安详的信心，却没有一般军官的派头。他穿着棉制服，没有挂级别徽章，看起来就像农夫似的。现在他似乎轻松下来，看看梅玲说：“你为什么要去上海呢？这边有趣多了。”

    “但是我必须到上海去见一个亲人。我们怎么走法？”

    “用脚走哇。”他笑笑说，“你如果运气好，我们也许能替你抓一匹敌人的战马。说不定你要在这儿等几天，我们经常有人到南方去。同时，你可以和其他女孩同住一个房间，我带你去见李小姐，喏——他们正在唱歌呢。”

    年轻的毛军官陪他们出了院子，向大厅走去。群众正在唱一首军歌。

    “他们唱的是什么？”

    “《游击队之歌》，”毛先生答道，“这是我们最先教授的一些项目之一。”他指着领头的人说：“那就是李小姐。”

    当他们在半小时前进屋时，带头的少女曾经转头看看梅玲，但是现在她正领头全力指挥唱歌。大家似乎唱得很起劲。不过现在有很多人转头注视身旁的这位美女，歌声几乎中断了，只有前排几个人继续唱。

    李小姐用一根看来像和尚用的鼓棰敲敲桌子。

    “怎么啦？”她大声说。

    现在大家完全停住了。男士们看看梅玲，又看看他们的老师。后者一再地拍桌子。

    “现在开始再来一次，把字念准。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大家吼道。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现在再从头开始。”

    这次他们唱得比以往更起劲。唱完，李小姐用她那沙哑的男音说；“在我解散你们之前要问几个今天和昨天学过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打仗？”

    “保卫我们的国家！”大家吼道。

    “我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

    “四千年。”

    “我们和谁打仗？”

    有人叫“日本”和“东洋鬼子”。

    李小姐似乎不太满意。一个蹲在前面的人喊出：“日本帝国主义！”老师才点头认可。

    “是的，日本帝国主义。”她重复地说。但是下面有人嘟哝说话，表示他们不太懂。

    “敌人进攻我们要如何？”

    “撤退。”

    “敌人撤退我们要如何？”

    “进攻。”

    “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进攻？”

    “攻其不备，出奇制胜！”

    “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团结人民群众。”

    “中国要怎样求胜？”

    “切断交通。”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吗？”

    “不，你是我们的同志。”

    全体解散，大家看来都像快乐的孩童。李小姐转向客人，司令介绍老彭和梅玲，告诉李小姐带梅玲到房间去。

    他们很早用晚餐。梅玲身边坐着一位十分文静的少女，显然是乡下来的，话中有北方口音。梅玲问她家住在哪里，她只说是天津附近的人。这个少女要和梅玲共卧一床。她圆脸，有点黑，黑眼中有着渴望、饥饿的光芒。身穿一件旧的农夫衫，露出结实发红的手臂，决不可能是学生。其他女孩子没有人和她说话，梅玲在新团体中也有点不自在，宁可和她谈话。

    晚饭后她问两人能否一起散步。一条走道由寺庙通向空地附近的一条幽径和一片小树林。沿着曲径向前，她们来到一块岩石边，坐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梅玲问她。

    “玉梅。”

    “我叫梅玲。你要参加游击队？”

    “我想是吧。”她的语气并不肯定。

    “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这是偶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日本人。”她非同寻常地强调最后一句话。“你又为什么来这儿呢？”

    “也是因为日本人。”梅玲说。“告诉我你怎么来的？”

    “我是跟叔叔由天津逃出来的，我们沿长城走，有个游击队正在招人，我叔叔就参加了。他被派到冠县，从此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已经三个礼拜，可能他被杀了。”

    “你几岁？”

    “二十一。”

    “你结婚了吗？”

    女孩子点点头。

    “你丈夫呢？”

    “他被鬼子杀死了。”

    “在战场上？”

    “不，我结婚才一个月，七月日本人来到村子，其中一个士兵进来了……真无耻。”少女满面通红，梅玲明白了。“我丈夫想救我，被刺刀杀死了。”

    “你如何逃走的？”

    “鬼子离去……事后，我想死，但是叔叔说我丈夫是家庭唯一的继承人，也许他已有儿子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问道：“你知道我们能否分辨？我从未对别人说过此事。”

    “分辨什么？”

    “分辨出鬼子的小孩和中国小孩。”

    突然间少女泣不成声：“分得出来吗？只要有人能确定……我会折磨他……天哪，我要怎样折磨他！如果没人分得出来，最好别让孩子出生。”

    少女身体颤抖，眼露凶光。“我怎么办？”她重复一遍说，“不过如果是他的孩子，那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了。”

    梅玲无法安慰她，或者甚至是合理的答案。“鬼子来之前，你怀孕没有？”

    “没有，我怎么知道呢？那是我们的蜜月哩。”女孩平静些，继续说下去。“不过是鬼子的娃，我会知道的。”

    “你知道你丈夫的容貌。如果小孩像你丈夫，你就知道是他的骨肉。你必须有耐心。”

    “如果不是，你认为我会养一个鬼子的小孩吗？”

    “你不用担心。如此不正常的行为不会有孩子的。要阴阳调和，才能有孩子。”

    “你能确定吗？你有过孩子？”

    “是的。这是真的，除非阴阳调和，你不会受孕的。你若怀了孩子，相信我，一定是婚生子。”

    梅玲只想缓和她的畏惧，尽管自己也没多大信心。

    少女的脸色渐趋开朗，仿佛放下心来，但是仍想寻求更多保证。

    “你爱你的丈夫吧？”梅玲温和地说。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我是新娘。你可曾听说过新娘和新郎头一个彼此就不相好的？”少女的眼睛一度充满野性，此刻却是柔思无限。把秘密告诉梅玲，发现反应，又有同情心，少女就开始依赖她了。“你要离开我们？”她突然说。

    “是的，去南方。”

    “让我跟你走。”

    梅玲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我和彭先生同行，他是一个奇妙的好人。不过我们要去上海，必须穿过战区，你不怕？”

    “有什么好怕的？有过我这遭遇，死反而是解脱呢。”

    “别说这种话！”梅玲叫道，“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也许就在这几天。如果你真想和我们走，我和彭先生说说看。”

    少女现在察觉到自己是对一个小时前尚完全陌生的小姐说话，同时她看到梅玲的美貌和好衣裳，几乎后悔说了那些话。

    “噢，你是幸运的人，”她说，“你有亲人和金钱。我只是个可怜的乡下姑娘。”

    梅玲温柔地看着她：“你说我幸运？等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你就明白了。”

    正是日落时分。少女说她们该回寺庙了，房间里没有灯，玉梅说她们如果迟到，李小姐会骂人的。

    “你怕李小姐？”

    “嗯，她会骂人。她不了解我，还怪我不快活。”

    “你没告诉她你的事情？”

    “我何必告诉她？我不敢让她看到我的眼泪。”

    由于彼此有了新的了解，以至于那天晚上两人同躺一床。一个小房间两张床住四人。她们在黑暗中脱衣，尽可能把东西摆好。另外两个是女学生，各有一个爱人，她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恋爱、文学和战争，梅玲和玉梅静静地躺着，只低声说话。

    “我不懂她们，”玉梅说，“你能看和写吗？”

    “会。”

    “她们说些什么？”

    “她们现在谈现代世界的女权。”

    玉梅不懂“女权”的意思，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等另外两个女孩子停止交谈了，她才对梅玲低语。

    “你还醒着？”

    “我睡不着。”

    玉梅握住梅玲的手，放在她肚皮上。“你想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了？现在是十月。我是六月初结婚的，你怀孩子的时候是这样吗？”

    “我说不上来。”梅玲低声说，“不过别担心。是他的孩子，我敢确定。”

    她们两人都装睡，但是没有一人睡着。梅玲躺着，尝试去搜集一天杂乱的印象，然后又试着不去想它，只想博雅。少女的故事烦乱了她，她自己的身世回忆也像离谱的梦境般重返。然后她听到少女在她身边哭泣，此刻明白她眼里的凶光了。

    “你一定要多保重。”梅玲轻声说。但她已经知道自己决不能留下这位无助的少女。

    第二天早晨，梅玲告诉老彭有关玉梅的事情，并介绍给他，他也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少女要跟他们走，不能拒绝帮她，他说他会向司令谈。

    午餐后，梅玲随老彭去见那位军官。

    “我一直替你们注意这件事，”他说，“日本人沿着两条铁路正向南推进，两条线路间有激烈的战争，日本兵也很多。整个地区都有我们组织的游击队。如果你一个人走倒十分简单，但是带着像这样的年轻小姐——”军官看看梅玲。

    “是的，我负责她的安全。”老彭说。

    “在郑州附近会碰到真正的战斗，我想以下的火车也不可能让平民使用。你何不走路到天津再乘船呢？现在那个方向日本兵很少，我可以安排骡子或草驴，还会给你我们地区的通行证，每一个重要的大站我们都能派向导给你。那条路安全多了，也快多了。”

    军官的口气很诚恳。老彭看看梅玲，她曾告诉过他不愿再进入沦陷区。“我不怕战斗，”梅玲说，“我们若不走天津，要多少时间？”

    “谁知道？”老彭说，“对我，这无所谓，反正我要去内地。你不是希望能尽快到达吗？”

    梅玲点点头。

    “那我们就走天津吧，只要两三天的时间。”

    她的异议似乎被征服了，但是害他脱离原来的路线，她觉得不好意思。“我若不跟你一道，你要怎么走法？”她问道。

    “沿铁路直抵汉口。我们的军队很快会撤出上海地区。但是现在带你去上海是我的责任。”

    “你能不能和他谈谈玉梅的事情？”梅玲低声地说。

    老彭又转向军官。“有一个女孩子想跟我们走，行吗？”

    “她叫什么名字？”

    “玉梅，她在这里没有朋友。”

    军官想了一会儿，“如果她叔叔回来，我该负责的。不过也许他死掉了。”

    “拜托，毛司令。”梅玲开口说。

    “毛同志。”军官纠正她。

    “毛同志，她病了，在这儿又不快乐。我又不能像这样般把她丢在这。”梅玲央求道。但是军官说：“我恐怕无法答应，她叔叔说不定会来找她。”

    他们回来，把军官的决定告诉玉梅。她痛哭失声，听说他们要去天津，她说她认得路，也许甚至还能看看她自己的村子。

    “现在你的村子也许一个人都没有了。”老彭说。

    “没关系。老爷，小姐，让我跟随你们到任何地方。”

    老彭被她的眼泪感动了，就对她说：“跟我来见司令。如果你在他面前痛哭，也许他会答应。”

    她再度哭求，军官说：“你叔叔回来，我要怎么说呢？”

    玉梅停止哭泣，她用农妇下了决心的语气说：“就算叔叔回来，他也无法养我。”

    老彭把军官拉到一旁，告诉他少女的情况：“她需要人照顾，否则她会绝望。”

    “你从现在起要照顾她？”军官问道。

    “你若愿意，我可以签一张证明。”老彭说。

    如此老彭签了一张证明，玉梅也签了一张，但由于她不会写字，就握住笔在他们写的名字外面画了一个圆圈。

    “这是对的，我想，”军官说，“反正我们都是难民，有你照顾，算是她的幸运。更可能的，她叔叔已经死了。我只能给你们两匹驴子，你们之中有人得走路。”

    “我可以走，”玉梅说，此刻她的眼睛发亮，几乎美极了。“让我谢谢你。”

    “明天天一亮我就替你安排向导和牲口。”军官以结束一项会谈的音调说。

    梅玲和老彭出去散步，留下的玉梅虽然孤单却很快乐，但是山风凉爽宜人。他们由庙门出去，沿着走道向前。

    梅玲想起玉梅，就说：“我们不能留下她，她的遭遇曾经有千百位妇女碰到过。”

    “我很高兴你想带走她，”老彭说，“我真的不了解你。”

    “我们相互还没足够的认识，对不对？”梅玲体贴地笑笑说。

    他的心智停顿片刻分析她。那夜博雅带她来，她的美丽就曾令他有点眼花。但是老彭并不年轻，女性美对他来说是浮浅而遥远的，以之作为保护的帘幕，使人看不到内在的自我。他认为第一次见面之后的头几天，正是美女最艰难的考验。等我们挑剔些，不那么专心钦慕一个美人，我们就会发现几个小缺点，笑姿或习惯破坏最初完美的印象。我们通常在第三天就修正了一个女人的印象，在我们的天平上有些人降下一点，有些则升高一点。就是这种无心的亲切，在时间中所显露的片刻心境和表情，而非脸上的比例——决定了我们更喜欢一个女人，或是对她减少好感。梅玲随他在这种山区旅行，身穿棉衣，已顺利通过了这些考验。她似乎烂漫天真，带有放纵的意味。她不像良好出身女孩那样保守，然而当她对玉梅说话时，声音既热情，嘹亮又温柔，使得老彭喜欢她。他也感受到博雅说过的幻梦感。也许由于是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风儿将头发吹到她的脸上，她停下来整理。

    “博雅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她问道，把手滑入他手臂。她的声音温暖又亲密。“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说。”

    “我想是吧。”

    “你对他看法如何？”

    “我想他有聪明的心智，远超过一般人。”然后他又说，“可惜他和太太合不来。”

    “她真该崇拜这种丈夫。”梅玲热情地说。

    “他有他的缺点。他对她不忠心，一个男人必须对妻子忠心。”

    “我知道，他舅母罗娜告诉我了。但是通常这都怪妻子不好，你不以为吗？”

    老彭突然直言说：“你认为从他太太手中把他抢来对吗？”

    梅玲把手抽回去，“他告诉我你赞成。”她简短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赞成。”他回答说，“否则，我不会负责照顾你。我是问你自己想过没有，我们必须随时确定自己的行为没有错，不是吗？”

    “做得对！”梅玲有点不耐烦说。“要做得对总是如此复杂。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做对了，人们说你错。有时候你搞不清，就想做错事来确定自己做得对。我从未对博雅说过这些。但是你很和善，我可以对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

    这种问题既突然又意外，老彭稍停下来看她。

    “怎么？”他问道。

    “因为博雅喜欢我，我就坏吗？因为男人通常都喜欢我？”

    “世界上没有坏人，”老彭说，“没有坏人，也没有坏女人，我们不能乱评断，你若把博雅从他太太那儿抢过来，我想大家会说你坏。”

    梅玲现在觉得，如果有人了解她，那就是老彭。和他在一起，她觉得很自在，和博雅却没有这种感觉。博雅也许会批评她，老彭决不会。她想谈话，然而内心却感受到颤栗。

    “我猜博雅和你谈过我吧？”

    “没有——只说他赞赏你——非常地。”

    “他说他赞赏我哪一点呢？”

    “说你又甜蜜又纯洁。”

    她笑了：“我告诉他我结过婚了。”

    梅玲引导老彭来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在路边的一堆密林上。

    “彭大叔，我们坐下来，”她敬爱地说，“在告诉他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好心，你会了解的，我并不甜蜜，也不纯洁。以前我不在乎自己是个怎样的人，现在我在乎了——非常地。我担心博雅也许会不谅解。我能告诉你吗？”

    “当然。”

    她要求老彭坐下，他顺从了。然后她自己坐在他旁边的岩石上，迟疑地说：“我说话时候，你不要看我……你对一个曾经和好几个男人同居过的女人有什么看法？”

    “咦，那要看情形而定。”老彭说。

    “如果一个男士爱上一个女人，她以前又曾和别人同居过，会不会有什么差别呢？”

    “有些人不喜欢，你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博雅知道我曾经和别人同居，你觉得他会有所不同吗？”

    老彭低着头倾听，只说：“你是指由于你以前的婚姻？”

    “不，也不尽管我曾经做过人家的姘妇。”

    她又停下来，偷看老彭严肃的面孔。然后她突然坚决地说出来：“是的，彭大叔，我做过姘妇。男人是否瞧不起姘妇？”她摇摇头。“喔，女人都是，所有女人想正式结婚。但是有时候，她们做不到。我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好，我只得逃走。我婆婆给了我六百元钱，叫我走。我怎么办呢？我带了六百元到天津，在一家舞厅工作。我得赚钱生活，年轻女孩子做那种工作很自然又轻松。我对婚姻厌倦了，我有我的爱慕者，我很成功，也不去找其他的工作。我不必知道任何事，去学任何东西，只要年轻吸引人就行了，男人也只希望舞伴如此。我必须微笑，露出愉快的面孔——但那是工作的一部分。舞厅做事的女孩子就像一件公共的财产，谁买票，就得陪谁跳。跳舞对我来说很容易——她们都说我是好舞伴，我赚的钱是别的女孩子的两倍……但是我讨厌它。后来有人开始给我钱，送我礼物，然后劝我别跳舞，跟他同居。彭大叔，你会说这是错误的吗？”

    “我会说是很自然。”

    “我以前厌恶几类的男人，所以舞后我总想用刷子将自己刷干净。同时还有一些我必须听的笨话！所以我就答应了。”

    “你爱他吗？”

    “不，但是他快乐、清洁，我喜欢。我享受一种隐私感，仿佛我的身体又属于自己了。就像一个假期，或一种升华。他有求必应，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似乎富足快乐。我对他很好，直到他太太发现了他签给我的支票。他只得离我而去。我不能告诉你那位太太对我说了什么侮辱话。”

    “那你怎么办呢？”

    “喔，我得谋生活。事情接连发生，我始终很幸运。他们都很好，但是谁也不能娶我，他们都结过婚。不过一切都很容易，我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是我始终不满足，我开始想正式结婚。有些人曾带我出去，有些人则否。男人会带太太到任何地方，却不肯带情妇出去，尽管他们说有多爱她。有一天又突然觉得，情妇就像司机，太太却像车主。谁不想占有她所驾驶的汽车呢？我享受替男人买东西的乐趣，买袜子、手帕和领带，想象自己正为丈夫买这些。然后我突然体会到他不是我丈夫，永远不是我的。大家都说情妇的目的是要钱。但是所有男人都告诉我，他们爱情妇甚于太太，有时候情妇也比太太爱他们。我混淆了。太太一生受保护，分享丈夫的财产，却不必工作来报答。情妇所得远比太太少，却被当做淘金女郎，也不管她多爱那个男人……”

    她停口气，看老彭没说话，又接着说下去：“后来我有了孩子，看起来此刻将是永久性的了。我养育婴儿，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家。我是母亲，和别的母亲完全一样。’但是小家伙两个月就死了，于是我不在乎什么了。我折磨自己，也折磨他……所以他也离开了我……你明白吗，我也像其他女子一样需要一个自己的家？我还年轻，我必须在不太迟的时候趁早找一个男人……我又有了一个机会，一个年轻人狂恋着我，他要娶我，也能使我快乐。但是他从小由父母订了亲。他把我的一切告诉父母，说要解除婚约，女方听到这个消息，他的未婚妻——一个很普通的少女——跟她母亲一起来求我。如果我心狠一点，我可以达到愿望和胜利。那个人要的是我，而不是她。但是那个女孩子看来如此可怜，她母亲哭着说，他们家极有声望，解除婚约会失面子。我屈服了，就叫我那年轻人去娶她。”

    她又停下来看看老彭。

    “现在你都知道了，会不会改变对我的观感？”

    “一点也不。你没有亲戚帮助你，劝告你吗？”

    “母亲死后就没了。告诉我，彭大叔，当一个女人全心爱上一个男子，她以前的事有没有关系？”

    老彭转头看她，看见她垂着脸，充满温柔的热情，同情她，声音很温柔。

    “一点也没有关系。”他说。

    “我想是没有关系，我可以给博雅一份纯稚、真实的爱。你了解一个女人的心思吗？她爱的时候真想做任何事，舍出一切，以使对方快乐，那份爱还不够吗？”

    “够了。我了解你，因此博雅也会了解的。他父母死了，他又是心智独立的人。我不认为他的亲戚能够影响他。最重要的是别叫他以为你是为财富而嫁他的。”

    “他的财富？”梅玲十分诧异地甩甩头，“谁说我要他的财富？”

    “没人说，但是人们也许会这么说。”

    “我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

    “那就对了，”老彭说，露出松懈的笑容。“你们决不能互相猜忌，那可保证你们的爱情。梅玲，虽然你说了所有的事，我觉得你仍是一个年轻而纯洁的女子。你还不知世事，我希望你永葆赤子之心。”

    “我猜，”梅玲沉思说，“即使我们结婚之后人们也会谈论的。我真讨厌女人的闲话！”

    “你不喜欢女人？”

    “我自己是个女人。但是我真恨太太们！我见过几位太太，看到她们邪恶的笑容以及她们看我的可怕眼神。除了她们有父母替她们找的配偶，我是和她们如此不同吗？如果男女彼此相爱，要生活在一起，又关他人什么事呢？”

    “女人都不喜欢漂亮的女人，”老彭说。“但是你也得要看看社会的观点。婚姻是恋爱，也是事业保障与生儿育女。太太们是以生意的眼光来看婚姻的。”

    “我就恨这些，”梅玲热烈地说，“难道没有一个地方能让相爱的男女单独、快乐地在一起？”

    “像一对鸟儿。”老彭评论道。

    “是的，像一对鸟儿。为什么女人都这么小气？”

    “为什么男人也这么小气？你还年轻，不知道男人对男人的残酷。你不知道此刻内地有多少痛苦和悲剧存在。想想玉梅，谁害了她？一个男人，一个同类。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安慰她，让她快乐些。”

    老彭缓慢、悲伤的声音以及他诚挚的音调提醒了梅玲，她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幸福。这里有一个慷慨的灵魂，亦想到别人。

    “难怪博雅如此佩服你，彭大叔。如果我们三人能继续在一起，终身为友，那该多好。”

    她站起身，他也站起来，她又把手滑入他的手臂里。

    “如果我失去博雅，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你想我该不该告诉他一切？”

    “告诉他一切，他会谅解的。”

    他们又走上人行道，老彭看到他的鞋带松了，就弓身去绑。

    “让我来。”梅玲温暖地说。她跪了下去，老彭看到她弓身在前，美丽的白指尖熟练地打一个结，又再牢牢地打了一个。

    她站起来说：“我教你一个技巧，打好第一个结，抓住任何两端再打一个结，就永远不会松开了。”

    “你如何学来的？”

    “有一个男人打给我看过。”她满脸通红地答道。

    老彭一本正经，有点困惑。尽管他持自由观点，却不再把梅玲当做良家少女了。当她弓身去系他的鞋带，似乎也带有感情。老彭是男人，他禁欲是归因于忌讳和习惯，并非感官失灵。他从来不受人诱惑，因为他始终用笼统的眼光来看女人以保卫自己。但是梅玲已经向他打开她身体的秘密，他无法再用笼统的眼光看她。她信任和亲密的倾诉，使彼此更接近了。他忍不住想道：“难怪博雅爱上她，她好甜蜜，好热情。”但是传统对他有着压力，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带她去上海会见博雅。这种古老传统的作风就是“朋友妻，不可欺”，他不能让其他念头进人脑海。所以他谈到外在的事物。

    “你骑过驴子没有？”

    “没有，一定很好玩。”梅玲笑笑。

    “喔，不会太难。我想我们要像农夫一样出门。”

    “玉梅可以帮大忙。万一有人问我们，她会说到自己的村庄去。”

    “是的，只要我们有机会解释。你呢？”

    “我们可以扮做她的亲戚。你可以扮她父亲，我扮姐姐。”

    “那也不容易。谁一眼都可以看出，你不是乡下人。你若不是女的，我会放心一点。”

    “我可以改妆吧。”

    “你的头发和脸蛋，我看没有法子。”

    “我有主意了。”梅玲欢呼道。“你扮做去天津的商人，我做你的儿子，玉梅当佣人。我把头发塞到北方的毛边高帽里，把耳罩拉低。也许你可以向这里的男人要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