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和遵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就可以更自觉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样的勇猛前进。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恢复和继承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中华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并发扬光大。在民族性格上，从古代的“文明羊”，发展为现代的“文明狼”，并向个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发展。到那时，中国人根除了“文明羊”阶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阶段的半野蛮性，而成为真正大写的文明人。上述三个阶段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规律性的发展阶段，而中华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经过“文明狼”阶段，就根本不能进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级阶段。十几亿真正自由民主和热爱和平的文明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将是全球自由与和平的最大保障。

    杨克说：你梳理得还挺清楚，中国历史可能真会按照你的“三阶段论”发展。狼图腾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没在草原，现在总算挖掘出来了，看来它一点也没有生锈，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而且古老的狼图腾在现代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精神武库里仍然闪着灿烂的光辉，而儒家的纲领——三纲五常却早就成了腐尸烂肉。

    杨克又说：你这个大纲几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几个关键问题弄通了。可是我还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在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为什么中国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陈阵说：原因还在于农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国农耕土地太广阔太深厚，世界第一。从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农耕大树，根深叶茂，吸走了所有的养分；树冠巨大，覆盖了树下所有的萌芽。农耕国家政权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榨干；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须要有强悍的民族性格来战斗，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当然就没戏了。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所以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转。如果没有中国的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连原地打转都转不下去。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狼”强悍闯入，中国就永远突不破农耕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的特殊性。封闭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条特殊的支流，是条内陆河，像封闭的塔里木河，不靠先进阶层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远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里去。

    杨克问：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说什么民族行业出什么民族，出什么性格。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阵说：当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厉害。人家虽然也种水稻也有农耕，但从本质上讲，日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干的是航海打鱼、海上游猎，海上贸易、倭寇海盗的勾当。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还不

    冲得农耕羊群猢狲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过南京杭州，焚烧过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还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军全部歼灭。近代西方更强的海狼一过来，日本马上就归队狼群，脱羊入狼，脱亚入欧。一脚踢开中国儒家，去学习西方文明，西方的宪政、法律、科学、教育和大工业。海狼遇海狼，气味相投，相见恨晚。一边是如饥似渴，好学不厌；另一边是代培留学生，诲人不倦。由于日本民族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碍，相反，还唤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强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所以人家学得极快。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此后在短短的36年内，就建起发达的工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国，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沙俄，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创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跃进中的第一奇迹。现在日本又成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直到现在还处在第三世界，两岸尚未统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后列，投资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土地荒漠化的进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早已过剩的农耕人口却还在几年几千万几千万地增长；中国软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极虎打得羊性原形毕露毕现，看不到出头之日……

    一千多年来，中国拿农耕儒学羊经去教化日本狼学生，真是误人子弟。日本跟着中国儒家学了一千多年，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学了30多年就一飞冲天。而中国呢，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整个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发生强烈排斥反应，如羊见狼，不管好坏，几乎全民族抵制，从皇帝到义和团，反洋灭洋，结果被列强抢走大片国土，沦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国，同样是东亚黄种，同样是儒家文化，同样接受佛教，然而，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迅速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仅仅百日就被砍了头？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杨克连连点头，又接着问：可是为什么后来阿拉伯、突厥和蒙古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陈阵说：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后来也大多定居或务农了。蒙古民族虽然继续游牧，但是历史发展到火炮时代，草原民族的骑射优势丧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两个火炮大国夹困在内陆高原，失掉了进一步向海洋行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草原原始游牧行业不发展到更高级的海洋“游牧”阶段，也会被更强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败。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民族性格强不强还必须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较。

    海洋行业是一种更强悍的行业。海洋的飓风、巨浪和鲨鱼，远比草原的白毛风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险。在这种行业中历练出来的民族，性格就更强悍，眼界更宽阔，足迹更遥远，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广泛，抢夺新大陆、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积累就更早、更得先机。西方的游牧民族本来就强悍，一下海以后就如狼添翼。所以现在世界领先的民族大多是从草原游牧再发展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从来就是海洋民族。

    还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锢作用。伊斯兰教坚决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时也拒绝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骠悍性格软化了。但是，基督教却被性格更强悍的西欧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腐败、对资本主义有利无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更强的民族存在决定更强的民族性格；而强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动果敢地为自己民族创建起更加强悍先进的民族存在，以强化民族性格。强者为王，超强者夺冠。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中国还落后的农奴制俄罗斯改革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原因还在于他以狼一样的性格，大刀阔斧地打击消灭保守落后的贵族农奴主势力，放胆学习西方，冒险冲向海洋。微服私访、考察西欧，剃胡子、穿西服、戴假发，建海军、练炮兵、砸碎教堂的铜钟用来铸造大炮，甚至把俄罗斯的首都从农耕区强行迁到大海边，建立了面向强国和大海的圣彼得堡。那种气魄和勇敢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些电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后，从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来源。生活在茫茫俄罗斯大草原的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农耕并不发达，而且俄罗斯还受到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输血。没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这两个原来比自己落后得多的邻国，都是凭借强悍的狼性格，后来居上，骑到中国的头上的。

    杨克说：你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实地考察和长期研究，理出这么一个史论大纲，你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最终结论。

    陈阵说：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

    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坚决走“现代文明狼”的道路。必须适度地释放和高超地驾驭人性中的狼性，这是条世界性的高难道路。狼性充满凶猛强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又充满疯狂的贪婪、掠夺和破坏力。人性中的狼性特别像热核反应，能量巨大，破坏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类，控制不好就会毁灭地球。世界上没有多少民族和国家能合理地释放它，又能牢牢地驾驭它。能做到这点的国家都走到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这条道路难度极高，即便是近现代强国，弄不好也会翻船。像二战时的德、意、日三国的民族就未能驾驭住本民族的狼性，结果导致法西斯大爆炸，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祸。

    中国的“文革”也出了大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国民族性格太软弱，“狼性”不足，被西方列强打成了半殖民地，饱受屈辱。中华民族被深深激怒，那些志士仁人引进西方强悍进取的狼性精神，又一点一点地引进强悍竞争的西方工业，起来打到“孔家店”，强烈地释放被久久被压抑的“狼性”。炎黄游牧族的血液遗传和游牧民族的多次输血终于发挥了作用，中华民族性格慢慢强悍起来。百年奋斗，赶走了列强，取得了民族独立，还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然而，到文革时期，由于政治需要人为地释放和煽动狼性，打倒一切“

    牛鬼蛇神”，打倒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工商界精华，知识分子学术权威。狼性“红卫兵”横行全国：打老师，批校长，烧书籍，毁文物，抄家产，杀人放火、冲击大使馆，无法无天，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人类整个历史和中国这段历史都深刻证明了释放和驾驭人性中狼性的高难程度：像儒家和封建专制那样全面阉割和镇压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结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后挨打，死路一条；像法西斯那样疯狂释放煽动狼性，则将把世界变成人间地狱，也是死路一条。只有适度释放狼性，并采用惟一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够释放又控制狼性“热核反应”的现代反应堆。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须同时进行和完成转换国民性格的基础工程，没有这个民族性格的基础，即使建起民主大厦，那也只是一座危楼，如果垮塌，反而会败坏民主的声誉，而在民主废墟上就会建立起更加专制的政体。没有扎扎实实的转换民族性格的基础工程，民主就永远只是中国少数人的奢望。转换农耕民族性格必须经过一个“野外放养”的过渡时期。但是，转换民族性格和推进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则，民族性格软弱的旧病将会把腐败、低效、人口过度扩张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病毒扩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误治疗抢救的宝贵时间。

    杨克点头道：没错。西方民族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所以人家民族最终只接受民主制。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但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看来，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国民性格不变，中国的集权专制就始终不会终结。

    陈阵说：狼性不强的民族永远不会去争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实际上，民主是强悍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和讨价还价的结果。

    陈阵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不改革民族存在，民族本性就不是“难移”了，而是“坚定不移”。当前我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改革民族存在，现在改革形势已不可逆转。从性格上形象地讲，既然，“炎黄狼”、“秦汉狼”和“隋唐狼”曾经被农耕存在改造成“华夏羊”，那么，随着新型竞争性的民族存在的确立和扩大，一直落后挨打的“华夏羊”就会成为勇猛进取的“现代中华文明狼”，成为真正的炎黄子孙，并向更高级阶段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进化。

    然而，由于在世界上，中国的农耕土地最广阔，农耕历史最悠久，农耕人口最庞大，农耕意识最深厚，城市化的空间又过于狭小，因此，要想在民族性格上从“华夏羊”转换为“文明狼”，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甚至是残酷淘汰的时期。如何能更文明地对待、安置和养活性格弱势人群，转化他们的软弱性格，将成为中国天大的社会难题。而且，以后政治体制的攻坚任务还可能由于民族性格软弱而久攻不克。而这些难题又必须依靠刚毅强悍坚韧的狼精神来攻克。

    这些就是我的最后结论。

    额仑草原沉入茫茫夜色，远处牧民定居点的电灯发出微弱的光亮。杨克还想继续提问，陈阵拍了一下方向盘，说：该回去了，要不巴图要开车来找咱们了。你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一路聊到北京，我还有许多东西要跟你讲呢。

    杨克说：狼图腾和游牧精神真是个中华文明中的枢纽性问题，动一发，牵全身啊。我真还有好多问题要问。

    俩人下了车，向黑暗的狼洞山坡挥手告别，但又久久伫立，不忍离开。陈阵望着狼山轻轻地说：小狼，我要回北京了，以后我还会来看你的……

    杨克说：咱们真应该在小狼的洞前立一个纪念碑，最好是个狼的图腾柱。

    陈阵叹道：我也想立，但是我不敢。现在草原上到处都是农区来的外来户，要是他们看到给狼立的石碑，那还不把它砸个稀巴烂，说不定还会把这个宝贵的百年老洞刨塌填死呢。还是让小狼的洞安安静静地藏在这里吧。

    陈阵又说：我现在更想做的还是在国人的心里树立狼图腾的精神图腾柱。狼图腾本来就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原始图腾之一，在地位上仅次于龙图腾。但是，我认为问题还没这么简单，根据考古新发现和我的分析研究，早期的狼图腾和龙图腾很可能就是一个图腾，而后来的龙图腾只是狼图腾的演变形式而已。

    杨克吃了一惊，忙说：这个发现对转换中国人的国民性来说太重要了，你把这个问题说完了咱们再走吧。

    陈阵一口气说下去：龙的形象其实在五千年以前就已出现。1971年在内蒙三星他拉出土了一个玉龙，号称中华第一龙，属于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那时华夏先祖还没有成为农耕民族，还处在狩猎、采集、游牧或半农半牧状态。龙图腾最先是华夏原始先民的图腾，后来才演变为农耕民族的图腾。我仔细看过和研究过翁牛特三星他拉玉龙，可是让我吃惊的是，那条原始玉龙，根本不是后来中国人所熟悉的龙，而是狼首龙身形象的龙，玉龙的身上没有鳞，也没有爪，头部和颈背完全就是狼头狼颈，简直就像按照狼头狼脖子临摹下来的一样：长长的脸，长长的鼻子，长长的吻，长长翘起的嘴角。尤其是眼睛，那绝对是狼眼，跟咱们小狼的眼睛一模一样，圆眼吊睛，眼角吊得极长极斜，狼的这个关键的特征，被新石器时代的先人用艺术手法夸张得惟妙惟肖。这还不算，狼脖子上面的狼鬃也雕刻得极像，从头脖顶到前背长长一溜狼鬃高高地耸翘起来，非常威风漂亮。高耸的狼鬃又是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显著特征。我对狼太熟悉了，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对狼的长期细致的观察，我们的先祖是绝对雕不出这么传神的狼的艺术形象来的。

    此条玉龙实际上是条玉狼，尤其是头部绝对是狼头。可是有些学者说这条玉龙的头是猪头。但是，我认为，从游牧民族的性格上讲，家猪或野猪都不会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崇拜图腾，因为中国西北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绝对不会崇拜被自己驯服的、或可以被驯服的动物的。只有不了解中国游牧民族性格的人，才会认为中国草原人会崇拜家畜；从形象上讲，猪眼不是吊睛，猪拱嘴的嘴口也不是开在最前面的，整个猪头也不是长形的。而且，身材短胖只有棍形小尾的猪，不管是家猪还是野猪，要演变成长长的龙那就太牵强了，而长长的狼身加

    上毛茸茸的长狼尾，演变为龙身倒有可能。你想想长长的狼皮筒再加上长长的狼尾巴挂在高高桦木杆顶上，被大风吹起来时候的样子，是不是特像狼头龙身？我猜想，中华飞龙很可能是华夏草原先祖所想像的草原狼灵魂升天以后的飞狼形象，是对狼的形象的美化和神化。那年我看小狼升天的样子，真感到小狼不仅像飞狼，而且还像是腾云驾雾的飞龙，只是当时没有顺着这个感觉挖掘下去。

    后来回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那件玉龙的图片，当时我真是很激动，好像见到了小狼一样。在当时的原始条件下用美玉雕刻出那样精美的狼首龙身的玉器，就可以推断我们的先祖对狼熟悉和崇拜到什么程度了。而且“玉龙”出土的地点又在内蒙，是蒙古草原狼的故乡，是中国的土地上猛狼巨狼最多的地方，是后来无数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民族一直生活的地方，又是“飞狼”的传说最多的地方。这就让我自然联想到狼图腾和龙图腾的关系，也开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狼图腾和龙图腾至少有以下七个相同的特点：

    其一，最早的狼图腾和龙图腾都出现在内蒙古草原或接近蒙古草原的地方。这里恰恰是世界上最大最多最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故乡，而且草原狼又是游牧民族的同乡，人与狼互相搏杀，互相依存，又共同生活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因此，狼的精神和性格对草原人的影响最大，不像北极圈和俄罗斯森林里的狼远离人群，以捕食野生动物为生，对人的影响不大，因此在那里也难以产生狼图腾崇拜。

    其二，原始的狼图腾和龙图腾的头部和颈部相同，长筒形的身体相同。内蒙三星他拉的原始玉龙是狼首龙身，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期原始狼图腾和龙图腾头部颈部完全相同，身体也相同，都无鳞片。这表明龙图腾不是由鱼或蛇演变而来的。那时候，极有可能狼图腾就是龙图腾，龙图腾就是狼图腾，两个图腾还没有分家，而它们的家还都在草原。

    其三，狼图腾和龙图腾都是采用身体上下拱动的姿态飞行。在传说中，无论在蒙古草原还是华夏大地，这两个民族图腾都是飞翔的图腾。在草原，狼图腾可以飞天，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而华夏的龙图腾则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但是世界上和中国许多民族的图腾并不会飞，例如崇拜熊、虎、牛、猴等等的民族图腾。中华大地上的草原民族和华夏农耕民族的图腾都有飞翔的特点，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更为相同的是狼图腾和龙图腾的飞翔姿态，狼在草原上飞奔的姿态是上下起伏的，狼皮筒被挂在高高的木杆顶上被大风吹动的时候也是上下起伏、身体拱动着“飞翔”的；而中华龙在各种古代壁画和雕刻中都被塑造成躬着腰，上下起伏拱动着“飞翔”。这种飞行姿态与狼图腾飞奔和“飞行”的动作相同，但与水中的鱼、蛇和鳄，以及陆上的蛇和蟒的游动动作完全不同。鱼蛇蟒鳄都是靠身体和尾巴左右摆动而前进的。一种行动是“上下拱动”，另一种行动是“左右摆动”，这两种不同的动作和姿态，清楚地表明狼是比鱼蛇蟒鳄更高级的动物，龙图腾不是由鱼蛇蟒鳄这些卵生较低级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而是由草原陆地的哺乳动物——狼演变而来的。而多数中国人却认为龙是水中的鱼和蛇变来的，现在有的人还认为龙的原型是鳄。这些观点没有看出龙与鱼蛇蟒鳄在类别上的本质区别，没有看出“上下拱动”与“左右摆动”的根本区别。因而也就把龙图腾精神的本来面目掩盖得越发模糊不清。

    其四，狼图腾和龙图腾虽然都会飞，但是都没有翅膀。在中国人的传说中有“飞虎”、“飞马”等神话形象，其他民族也有“羽蛇”等图腾形象，可是那些会飞的动物都是有翅膀的，50年代飞马牌香烟的烟盒上就有长着巨大翅膀的飞马形象。那么为什么龙图腾没有翅膀呢？我认为这是因为由于狼图腾没有翅膀，所以由狼图腾演变而来的龙图腾也就没有翅膀。而狼图腾之所以没有翅膀，是因为原始的草原人相信神出鬼没，神通广大的狼会飞，不用翅膀也能飞。

    其五，狼图腾和龙图腾都与中国两个民族的最高崇拜——天崇拜有密切关系。在草原上，草原民族相信狼是腾格里派到草原来保护草原的，还会把崇拜腾格里的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而在华夏，农耕民族则认为龙是天的化身，而皇帝就是“真龙天子”，神圣不可侵犯。既然汉族的天崇拜是游牧先民从游牧区带到华夏农耕大地的，那么他们也就把狼图腾一同带来了。

    其六，狼图腾与龙图腾都是凶猛可怕的猛兽形象。世界上各民族的图腾有猛兽也有温良的草食动物，许多民族都把牛作为民族图腾。但是为什么华夏民族却把面目如此凶猛狰狞的龙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呢？这是因为，那时华夏先祖还是狩猎采集游牧部族，还不是温良敦厚的农耕民族，而中国的绝大部分游牧民族都把狼作为图腾。由于狼的形象凶猛可怕，所以由狼图腾演变成龙图腾的龙的形象也就异常凶猛可怕了。

    其七，狼和龙都具有不可驯服性。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图腾都是可以驯服的动物，甚至以家畜为图腾。而中国的两大民族的图腾——狼和龙，都具有不可被人驯服的性格。狼是猛兽中最倔强、从不屈服的动物，熊虎狮鹰大象都可驯，而蒙古草原狼不可驯。由于狼不可驯服，那么由狼图腾演变而来的龙图腾也就具有不可驯服性。龙是狼精神的承袭者和强化者，它不仅不可被人所“驯化”，相反它还将驯化它的一切臣民。而狼的不可被驯化的精神后来被儒家皇权至高无上的精神所利用，并神化了。

    根据上述狼图腾和龙图腾这些关键性的相同之处，我推测，中华龙图腾很可能就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就像华夏农耕民族是由草原游牧民族演变而来的一样。由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没有离开草原，所以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一直没有变形，草原民族从古到今也一直崇拜狼图腾；而在远古，一部分游牧民族离开了草原，进入华夏农耕区，也就把腾格里崇拜和狼图腾崇拜带到华夏农耕生活中。由于，在古代无论牧业和农业都是靠天吃饭，因此，转移到农耕地区的天崇拜也就被保留下来，但是游牧部族变成农耕族以后性格逐渐软化，慢慢变得怕狼恨狼了，那么从草原上带来的狼图腾崇拜就不适应农耕生活和精神，于是原来的狼图腾就慢慢被农耕生活所改造，改成具有耕云播雨功能的龙图腾新形象了。

    在远古，东亚草原一定有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民族；在传说中，伏羲时期的图腾是“人首蛇身”形象的图腾，伏羲神“本人”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后来，经过部族的融合，华夏先人们大概以狼图腾和“人首兽身”图腾为主干，再吸收了游牧部族和原土著农耕族的图腾形象的某些局部，加上了鱼鳞、鹰爪和鹿角等部件，于是狼图腾就变成了龙图腾。在龙图腾创造和融合的过程中，狼图腾的形象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人面蛇身”的形象与后来的威猛可怕的龙形象相差太远。我看过考古出土的仰韶时代的“人面蛇身”陶式图形，那哪是龙

    啊？简直就像一只壁虎，或者像大头蜈蚣那样的小爬虫，形象阴暗猥琐恶心，毫无审美价值和神圣感。而蛇蟒身上加上狼头，那就不一样了，“狼首蛇身”就基本上有龙的威猛的艺术雏形了。后来的中华龙的形象之所以威猛可怕，震慑人心，并具有审美价值，就在于它具有狼一样猛兽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抽象”的龙一定会有具象的根据，而中华各民族中历史中最悠久又最具象的凶猛图腾只有狼图腾。因此，没有狼图腾的形象、性格和精神的参与，中华龙就不能成其为龙，而只能是中华虫。

    陈阵让杨克上车，他也上了车并打开车内灯，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卡片说：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华夏传说中那个神秘的饕餮神兽。我认为饕餮也很可能是由狼演变而来的，后来饕餮再演变为龙。《辞海》说：饕餮是“传说中的贪食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辞海》在解释饕字说：饕即“贪，《汉书·礼乐志》：‘贪饕险’颜师古注：‘贪甚曰饕。’特指贪食。”

    上面几段话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饕餮是一种“恶兽”，而不是鱼蛇蟒鳄，不属于鱼类或爬行类。《辞海》中还有附有商周鼎上的饕餮纹。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认出那个凶恶的猛兽像谁，非常像狼的正面像，也是圆眼吊睛，凶狠无比。

    二是，饕餮甚贪食。这个特征鲜明地指出了狼的特性。“极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咱俩养过狼，太知道狼的这个天性了，咱俩可以举出无数个狼贪食的例子。天下再没有比狼更贪食的动物了。不信可以让人去问老牧民，天下最“贪食的恶兽”是谁？回答肯定是狼。人所共知，“贪”就是狼性的代名词。董仲舒说秦“以贪狼为俗”，也把贪与狼相并列。中国人形容贪食总是用“狼吞虎咽”，而且还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贪食。形容贪心都说“狼子野心”，不会说“虎子野心”。

    由于饕餮具有“恶兽”和“甚贪食”这两个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纹又像狼。因此，传说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从狼演变而来的神兽。

    三是，饕餮成为商周鼎的主要纹饰，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宝鼎是华夏民族在青铜时代的立国之重器。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无上王权的神器和礼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华夏先民心目中处于民族“图腾柱”的地位。因此，只有属于民族的图腾才有资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镌刻铸造在宝鼎重器之上。这一现象又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到商周时，华夏族可能还仍然崇拜狼图腾，至少是猛兽图腾，炎帝黄帝族祖先的图腾崇拜遗风可能还继续存在，而周朝时期的华夏族受狼图腾的影响更深，因为，周起源于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族。其二，当时的“龙”可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正成为华夏族的民族图腾，否则，象征王权的宝鼎就一定会以龙作为主要纹饰。而且，当时周天子也还没有坐龙座，那时还延续着炎黄游牧遗风，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纹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显然，饕餮神兽在天上，从云层里探出头，俯看人间。它的身体则藏在云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龙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脑袋后面续上龙身，那就与后来的标准龙相差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过渡阶段。饕餮既有狼的性格，又有后来龙的狰狞面目。

    以前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青铜时代的华夏族，会崇拜那么贪吃的饕餮，竟然把它捧上国家神器的地位。难道那时的中国人就那么贪吃吗？因而也就那么崇拜贪食的恶兽？而饕餮贪婪的吃相真是毫无神圣可言。但是后来当我发现饕餮有可能是狼图腾的变形的时候，我立即想通了。贪食只是狼的一个特征，是狼精神和性格的表象。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对饕餮神兽的崇拜，是对游牧先祖狼图腾崇拜的承续，狼虽然贪食，但是它的凶猛进取、威武不屈、宁肯战死、不愿病终的精神才是早期华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只有深刻了解狼以后才能理解，而后来恨狼怕狼的农耕民族和儒家就难以理解，所以无法给人以信服的解释。再后来，当农耕和儒家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贪吃的恶兽——饕餮，就必然从国家神器上退位，被改造成龙，让位给龙。

    历史上的狼精神曾征服了无数个游牧民族，而无数个游牧民族又是那么强烈地崇拜狼图腾。为什么入主中原或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帝王，到后来也那么喜欢穿中华的龙袍，坐中华的龙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龙图腾里看到了他们民族的狼图腾的变形或影子，龙图腾实际上就是改形换面不变心的草原民族的飞狼图腾。然而，正像游牧民族来到华夏农田以后，他们的游牧精神被改造成农耕意识那样，游牧民族的图腾精神也必然被农耕存在所改造，于是保护草原的狼图腾也就变成主管农耕的命脉——呼风唤雨的龙图腾，于是狼就变成了龙。而且，在龙图腾上又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农耕民族的观念和意识，把龙图腾的原始精神实质改得面目全非，蛮好的强悍进取的狼图腾民族精神，竟被改造成象征帝王权威的专制暴力精神。龙图腾成为中国历代专制帝王狐假虎威，镇吓人民的帝王图腾。龙袍只属于皇帝一人，九龙九爪。其他七龙七爪，五龙五爪的官袍不能称之为龙袍，只能叫作蟒袍。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清除民族图腾里面后加上去的专制帝王的糟粕，而应当还其华夏民族图腾的本来面貌——狼图腾精神。

    中华龙令人恐惧的凶猛形象和身体里面，最初蕴含的很可能就是令人敬仰的狼图腾精神和灵魂。中华龙图腾与中华狼图腾也可能具有不可割断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精神实质上，中华龙已完全异化：自由的狼变为专制的龙，全民族的精神楷模变成了独裁者的化身；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图腾演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龙舞道具空壳、纸龙纸老虎。

    只有抽掉中华龙图腾中的封建帝王专制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图腾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那么，未来的中国巨龙才有可能真正腾飞，飞向全球，飞向太空，去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两人在车里吃光了午餐的剩食，还是压不住腹中饥肠辘辘的声音。杨克说：我真想跟饕餮那样吃下去整盆手把肉。陈阵说：嘎斯迈要是看见咱俩像狼一样的吃相准保高兴。杨克打

    开了所有的车灯，驾着吉普向西北边境线草场驶去。翻过高坡，可以看到远处像灯塔那样一亮一灭的灯光，嘎斯迈一定握着手电在那里站得很久了。陈阵从后视镜久久地回望朦胧月光下静静的狼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来……

    2002年春，巴图和嘎斯迈从额仑草原给陈阵打来电话说：额仑宝力格苏木（乡）百分之八十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你们农村圈养牲畜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呢……

    陈阵半天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

    陈阵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

    1971年至1996年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北京。

    1997年初稿于北京。

    2001年二稿于北京。

    2002年3月20日三稿于强沙尘暴下的北京。

    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