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这一章是红拂的故事。作者对女人所知甚少。所以在很多时候是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写女人。

    一

    李卫公年轻时住在洛阳城，害死了全城六分之一的男人加上六十二名公差，还使全城大多数妇女遭到了强奸，这对她们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尤其是被铁甲骑兵强奸的女人——那些兵刚把护裆的铁片解了下来，那地方还冷冰冰的，使人觉得格外的不舒服——故而国人皆曰可杀。只有红拂同情李卫公，这是因为她天生很多情，还因为李卫公长得高高大大像一匹种马，很有男性魅力，比那个整天嚼鞋子的虬髯公可强多了。后来她就成了李卫公夫人，并且在此事发生二十六年之后，为殉夫而自杀。不知你怎么看这件事，但我以为这是伟大的爱情。假如现在我干出了这样的事，全中国的女孩子都不会嫁我，包括跛一足、瞎一目者在内；更不要说在我死后殉我了。

    在这伟大的爱情产生之前，红拂住在杨素家里，除了梳头和洗头外没事可干。当时她的头发有三丈长，洗起来是相当的困难，要用十担温水和三斤鹅油肥皂。但是洗头时总有十来个人帮忙，还不算太难。只不过杨府里的人是吃公家饭的，工作态度自然不会太好，洗时总是连人带头发一道掷入大桶，乱搅一通；洗完了用大笊篱捞出来扔在竹板床上，别人就走了。这时候红拂就如一个大蚕茧，看起来很悲惨。她还要一点点把自己从头发里摘出来，如果摘不出，就永远是个乱线团，到哪儿都只能滚着去。这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梳头。梳着梳着起了静电，全部头发会在屋里炸开，什么衣带啦，纸张啦，全都起了感应，飞到空中，电火花乱打。万一起了火，连头发带房子一块烧。这些工作虽然困难、危险，但总有干完的时候。这时候红拂觉得百无聊赖，就到处乱跑。她经常跑到厨房里要求帮厨，这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因为她已经洗了和梳了自己的头发，这些工作已经够繁重的了。

    红拂跑了以后，杨府里的人回忆起来，觉得这个娘们很古怪。比方说，晚上到了掌灯时分，她已经洗过了澡，洗过了头，还不肯睡觉，裹着一件白毛巾的浴衣，跑到厨房里来。她总想帮厨子们干点活，但总被拒绝掉，因为把头发切到菜里，大师傅的脑袋就要被砍掉，却不会砍她的脑袋。那时候厨房里正忙着哪。第二天杨素老爷要吃禾花雀，那东西只有小指甲盖大，一盘子要有三千多只，光杀都杀不过来，更不要说煺毛，掏内脏了。最艰巨的工作是要把骨头都剔出来。当时这些小东西都活着。叽叽喳喳的叫着，而且都会飞。所以盛在冷布口袋里，要用手捏住嘴尖把它逮出来，用小片刀杀好，沥干净血，再放到杯里煺毛。那些小鸟唠唠叨叨，说自己死得太冤了，要是它们是些大肥猪，那倒没得说。有二十个大师傅在忙这个，剩下的把已经杀死的小鸟放到冷布口袋里，再放进油锅里炸。掌勺的大师傅提心吊胆，因为火候稍大，小鸟就炸成焦炭了。这还是好的，假如上面要吃烤象鼻，大师傅就要拿着鬼头大刀去杀大象，也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看到这个场面，红拂也很自觉，就退出去了。这时一位奶妈拉着孩子，到厨房来要面口袋。大师傅说，口袋有的是，你随便拿。于是那位奶妈就拿了两条面口袋，坐在厨房外间的条凳上，就着昏暗的灯光，拿两条面袋给自己做一付乳罩。这时候孩子又哭又闹，奶妈就用两条腿夹住孩子的脑袋，给他喂奶。那奶妈的奶无比之大，奶头子就像大号象棋子，塞进了孩子的嘴，噎得他目瞪口呆。这时候红拂也不知转错了哪根筋，说道：张妈，我帮你带孩子。那位张妈白了她一眼说，算了罢，大姑娘。你有奶吗？红拂听了这句话，就开始发呆。后来她敞开了浴衣，把她那个小小的乳房拿了出来，和奶妈的那具庞然大物做了比较，发现毫无可比性。奶妈的乳房上布满了红蓝血管，粗壮有如泡发了的牛蹄筋，张妈说：这可不好比。人不是一样的人，东西也不是一样的东西。谁不知道小小的白白的好看，大大的黑黑的难看，可有什么办法，吃得这碗饭嘛。张妈被这两个肉球坠得都驼了背，但是红拂却不能体会。她脸上露出了惭愧的样子，捂着脸逃回去了。又过了几天，她就从这里逃跑了。

    红拂离开杨府之前，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把剪下来的头发堆在床上，自己跑掉了。那些头发没有了人体的滋润，很快就失去了光泽，变得像干海藻一样。而红拂失去了拖地的长发，姿色也要大打折扣。最起码是再也不能当歌妓了。当时是太平盛世，到处佳丽如云，没有一头秀发，任凭你三围标准，皓齿明眸，也当不上歌妓，只好去当尼姑。这不是把自己大贱卖了吗？

    红拂跑掉了以后，她的头发就被放到院子里展览，后来这些头发忽然不见了。现在我们知道，头发是被虬髯公偷走了，缠在身上，但是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还以为是狐狸精把它偷了。这个展览的目的是告诉大家她是多么的不知好歹，长了这么好看的头发却要把它剪掉，但是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她自己并不知道那些头发好看。她甚至以为那是世界上最丑的一堆毛。奶妈告诉她说，她那双小巧的乳房很好看，她却以为人家在讽刺她。她还有平坦的小腹和修长的双腿，但她也以为不好看。总起来她以为自己是世界上能走动的最丑的东西。为了这个缘故，她跑去找李靖之前先把头发铰短了，以为能好看一点。但是李靖正震惊于自己就要成为包子馅，根本没顾上看她。我也有过与此类似的例子。前不久有个漂亮的女研究生对我说：王老师，纯数学真美，是吗？我想回答她：放屁。但是考虑到对方是个女孩子，就答道：何有。她根本没听明白，继续喋喋不休。我简直想扇她个嘴巴，但又怕把她扇坏了，就拍拍屁股走掉了。回家一看，屁股上有两片青印。对我这种被纯数学折磨得只剩了一丝游气的人说它真美，简直是对自己的面颊和牙齿不负责任。

    二

    红拂在杨府里当歌妓时，养了一只大青蛙。这是她无数古怪之处中比较大的一桩。那只青蛙起初只有大拇指大，还拖了一条从蝌蚪变来的尾巴，后来就长到了有蒲扇那么大，四条腿都很肥，上半截身子是墨绿色的，肚皮则是白里透蓝。每次她从外面穿着漏肩的背带裙子回来，就到洗头的木桶里把那只青蛙拎出来，放到被阳光灼红的皮肤上。青蛙的肚皮对于阳光的灼伤有立杆见影的疗效，但是半夜里它叫起来也是非常的讨厌。平常它就呆在那个大木桶里，靠虬髯公捉来的苍蝇为生，每当红拂洗头时它就自动跳出桶来；而当红拂要在院子里散步时，它就跳到她怀里去，好像一只波斯猫。等到红拂逃掉了以后，大家想把它杀掉，不让它夜夜蛙鸣，要知道它叫起来实在吵人，但是那只青蛙也逃掉了——一跳就上了房顶，三跳两跳就不见了。对于这件事，大家的结论是红拂这种捣乱分子，养的青蛙也是捣乱青蛙。等到红拂逃出了洛阳城，就把自己养过青蛙的事忘掉了。但是别人还给她记着，一直记了好久，并且以此为据，说她是个女巫——这是因为青蛙和猫狗不同，它不是一种好东西，就算不养在家里也会成精作祟——蛇、青蛙、黄鼠狼、狐狸、刺猬，是为五仙，一贯成精作祟，是养不得的。

    红拂从杨府里跑出去找李靖，然后和他一道逃出了洛阳城，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她跑去找男人，所以就被看成是奔女；虽然卫公在世的时候大家不好意思这样说她，但是心里都把她看成是淫荡下流之辈。等到卫公死了，这话也就能讲出口了。当然，就是在大唐朝，女孩子长大了也要嫁人，并且可以有情人，这就是说，女人最终要和男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奔向一个男人总是显得太下流。故而大唐朝的正经女孩子刚学会了走路，就用棉绳把双脚拴住，使她们只能走不能跑。久而久之，有唐一代，女人只会走不会跑，哪怕是走在路上下起了暴雨，或者是家里起了火，也只走不跑，除非她是不正经的那一种。有人到驿站去接久别的丈夫，恨不能立即投入他的怀抱，但是又跑不起来，急得蹲在了地上。只有一个贵族妇女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飞跑，那就是红拂。为此她做了一条裙裤，看上去是裙子，实际上是裤子。穿着裙裤她的一百米能跑进十二秒之内，但也不能参加运动会。大唐朝的妇女运动会竞赛项目只有一个，就是竞走。假如有年轻女人问这为什么。就骗她们说：女人和男人结构不一样，只要跑起来，就会从中间裂成两半——红拂那种下流坯当然不在内。

    就算你不大相信，也不敢轻易去冒这种危险。但这已经是以后的事了。当时的事是卫公死掉了，红拂也想殉夫死掉。大唐朝的贵妇们知道了就说：殉夫？她也配！言外之意是她是个下流坯。而这些话传到了红拂耳朵里，她就说：配也好，不配也罢，反正我是不想活了。当时那座黄土压平的长安城进入了盛夏，这个季节风很多，把陕北高原的黄土全刮上了天空，然后像细箩子罗面粉，黄土面儿连绵不断地从空而降。这不是尘土，而是绵软的湿土。天上落一次土，长安城里的树叶都要不绿好几天。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成为寻死的原因。

    有关红拂被大家认为是个下流坯的事，以下事实可以证明：当时长安城里有身分的人女儿出嫁时，需要向她传授房闱之事，母亲总是让她去找红拂问。而那个女孩子总是这样来问：红拂阿姨，你和李伯伯当初是怎么弄的？红拂开头说：李伯伯拿出一根擀面杖来扎我。这还是相当正经的。这个女孩子进了新房就板着脸对新郎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坏心眼！把你的擀面杖拿出来！但是总要回答这类的问题，红拂就烦了，开始胡说八道，甚至教唆新娘在新郎的擀面杖上咬一口——众所周知，就是新郎的擀面杖也经不住咬，因为它毕竟不是木头做的。由这件事可以知道，红拂一点都不乖。这就是她后来没有好结果的原因。

    以下是我对乖的定义：那就是听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加上自己的感叹，把它到处炒卖。比方说，那个向红拂请教过房闱之事的女孩子，第二天就会奔遍全城，告诉所有的女伴说：你知道红拂阿姨说的那个擀面杖吗？它是肉做的。还是连在人身上的哎！别人听了纳闷道：什么擀面杖？什么红拂阿姨？什么肉？连在谁身上？这些她都不解释，就这样走开，去找下一家继续散布这个消息。一个女孩子这样奔忙时就显得很可爱。而红拂并不是欢迎一切信息，听到了以后也不感叹，而且不肯炒卖。所以她一点都不奔忙，也不乖。

    我也是个不乖的人，什么消息到了我这里就死掉了。有人说，王二是个黑洞，只往里听不往外讲。这使别人都以为我甚傻。懒得管我的事。后来听说我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大家就不再以为我傻，而是以为我不知道，必须来告诉我，从今晚上电视节目是什么到我该结婚了，都有人提醒。这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比方说，有人告诉我今晚上要演一个连续剧，我就按点把电视打开，从头看到了尾，没看出什么来。与此同时，我还录了像。那一夜我又看了四遍，除了彩电画面是三种单色像素组成的之外，什么也没看出来。而这一点我也是早就知道，只不过没在屏幕上看出来。我想别人告诉我晚上某点要演某个连续剧，决不是要我看像素罢。第二天我就去问那个人昨晚上你叫我看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是那个连续剧。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我对这样的答案不满意。

    还有数不清的人告诉我，该结婚了。这当然是件重要的事，提醒得对。不管谁说起这个话题，我总是很认真地回答说：我不想结婚。我想这解释得够明白了，但是他们却不满意。有一天，有个同事对我说，你结婚后生不了孩子，可以领一个。我想了半天才答道：不。我宁愿养只猫。这样回答了以后，整整半天我都心神不安。你要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猫，我讨厌猫尿的味。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不必养猫，因为我能弄出孩子来。前不久因为操作失误，使小孙做了一次人流，是我陪着去的。为此她还一再敲打我的脑袋。但是这丝毫没使我放下心来，因为我更怕孩子吵。最后我终于想了起来：我根本不想结婚，所以更谈不上有孩子的问题。至于那位同事为什么要提醒我，据小孙说是这样的：人家以为我是害怕结婚以后不能生孩子，所以不敢结婚。但是我丝毫不记得自己宣布过自己是因为造不出孩子来所以不敢结婚，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李卫公一死，红拂就遇到了麻烦。人家说：瞧她那个妖艳的样子——卫公要是不早死才怪哪。红拂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赶紧跑回家去照镜子——都活了半辈子了，忽然知道自己很妖艳，这应该说是个意外的发现。但是她没有因此苟且偷生，不想死掉。尽管大家都说她是不配死掉的。我现在也遇到了麻烦，当然麻烦的性质和红拂遇到的性质有所不同——现在我还没碰上要死要活的问题。所有的人都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千万不要说什么“结婚不结婚是我的自由”之类的傻话。你的自由就是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或者别引人注目。至于后一条，我已经触犯了。我现在是个数学人瑞，大家都认识我了。

    对于我来说，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就是证明了自己是个傻瓜。每到月底，全楼的水电煤气费都是由我来算了，一直算到我出现了脑缺血的症状。其实我完全顶不了一个计算器，而一个计算器也值不了多少钱，就掏钱去买一个好啦——但是这样说又会得罪人。李卫公造好了长安城，自己就被困在了里面。还有一个小伙计给人家糊顶棚，把脑袋糊在了顶棚上面——这些事全是一样的。我正在考虑今后该怎么办，甚至想到了和小孙一道跑回过去插队的地方去当野人。当野人只是各种考虑之一，其他的考虑有：到洛杉矶去做一段研究工作（有这种机会）；改行当作家；下海经商（卖煎饼），我不想去洛杉矶，因为我对数学已经不再有兴趣了，而且我肯定学不会开汽车。在我这个年龄，在饱经沧桑、被纯数学折磨得奄奄一息后去当作家，显然是对现存作家智力的渺视。要说到下海经商，我肯定是只会赔本。当野人会踩上猎人的夹子，那种夹子可以一下把脚骨夹碎。所以现在我是走投无路。但是我显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三

    好多年前，在我插队的地方，我叉手于胸，面对着一片亚热带的红土山坡岔开腿站着，用这种姿式表示我永不妥协的决心。这种景象和堂·吉诃德有一回逃进深山时的情形很相像。堂·吉诃德和他的名马在一起，我带着我的马兄弟，只少一个桑丘·潘萨。堂·吉诃德发了一大堆恶狠狠的誓：要在一年之内不和女人做爱，不在桌布上吃面包，不穿内衣睡觉，等等。我一个誓也没有发。但是事实证明，我这个亚热带的堂·吉诃德在任何方面都不比他差。永不妥协就是拒绝命运的安排，直到它回心转意，拿出我能接受的东西来。十七岁时我赶着马在山坡上走路，穿着塑料拖鞋，一双白的足球袜，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穿，光着屁股；我的衣服在马背上用皮带捆成一卷。那个山坡上的草都匍匐在地上，就像收过的白菜地上的菜叶子——草叶子很硬，叶边卷着，牛和马都不爱吃，这大概是被牛马吃出来的变种罢。我一副老相，面颊紧贴着嘴角，手臂的里面青筋裸露，往前走时，把屁股上的棱角留在后面。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如果有人看到，那就是一个光屁股的男孩子跟着一匹瘦马在山坡上行走。阳光能把人烤熟。我就这么走过了阳光，走进树荫里。这个怪诞的行为表明我决心离开这个只有茄子和芋头可吃的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它也表明我决心背弃我的马兄弟，虽然我爱它爱得要命、但是将任凭它在老年以后被人杀死制成皮革。顺便说一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力买下一匹老马把它养在家里。这件事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爱女人—一她们在值得一爱的动物中，如果不能说是最便宜，起码也该说是我们唯一负担得起的——但是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伙食，而是渴望有一种智力生活，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就选择了数学，竭一生之力证明了一个数学定理。现在我已经后悔了。我不应该干这件事——我应该干点别的。

    我十七岁时，满脑子都是怪诞的想像，很想写些抒情诗，但是笔记本不是一个可靠的地方。所以我总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爬起来，就着月光，用钢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把整面镜子都写蓝了。第二天有人拿镜子一照、看见一张蓝脸，吓得尖叫一声。但我只是躺着，什么都不解释。人家对我这些行为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王二，你可真豁得出去！这些事注定了不管我到哪里，总是显得很怪诞、很不讨人喜欢。这说明我和别人之间有很深的误会，但是我不准备做任何事去弥合它。相反，我还要扩大这些误会。现在我老在想，面对十七岁时的誓言，我做的是不是已经够了，可以不做了。

    我现在正在考虑小孙的一个建议：辞了职到学校门口卖煎饼。这样不但挣钱多，而且省心。最近我总在开会，坐得长了痔疮。假如有外宾，还得穿西服打领带。我根本就不会打领带，只好拿了它在办公楼男厕所里等熟人，简直把德行丧尽。卖煎饼未尝不是好主意，但是我未必吆喝得出来。还有假如因为争摊位打了起来，我打得过谁。数学家的长处是不但要考虑每个主意，而且要考虑周全。

    红拂殉夫以前发生的事是这样的：长安城还没有完全建好，李卫公就病了，眼睛再也睁不开。在家里的时候，他总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把脚放在脚炉上，一年四季总是这样的。脚炉里的炭有时已经熄了，有时却会把卫公的后脚跟烤焦，让他的脚看上去像只烤鸭子。但是你用不着为卫公操心，他脚上的皮早死掉了，用热水泡透以后可以刮下一寸多厚的一层。从这一点看来卫公是老了，虽然他还不到六十岁。

    从别的方面来看卫公也是老了。他的胃气很不好，哈气时好像一窖冻坏了的红薯，散发着甜里透苦的怪味，这种气味是有毒的，可以熏死苍蝇和蚊子。当然，这和他的食物不好消化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手也抖了起来，拿不住东西。而且他的头发全都白了，面容和嗓音却都童稚化了。这就叫鹤发童额罢。他总是坐在自己的书房中的一张躺椅上，周围是各种正在发明中的器具——那些东西上面积满了尘土。卫公过去喜欢把一切家具和自制的设备都涂上黑漆，所以这间房子里有点黑。卫公过去习惯把工具和文具全放得乱七八糟，所以这间房子里还是乱七八糟。像一切科学家一样，卫公禁止任何人打扫他的书房，扫房子的事都是自己来干；但是他有好长时间不干这件事了。过去天刚一黑，卫公就要在房间里点满牛油蜡烛。那些蜡还在那里，但已被耗子啃得乱七八糟，剩下的都太陈了，啃起来像肥皂，所以耗子也不肯再把它们吃掉。他的书桌上笔架里有各种毛笔，鹅毛笔，芦苇笔；牛皮纸，羊皮纸，绢纸，藤纸；但他已经好久不拿笔了。这间房子散发着腐败墨汁的臭味。他的工作台上有各种手锯，锉刀，量具，铜材，木材，但是他也有好久没有做过东西。这间房子散发着刺鼻的尘土味。与此同时，长安城也被他放到了一旁，好像一件没做好的器具，一堆垃圾。这座城市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只是坐在椅子里，看着被阳光照亮的窗户纸。这种馈形就叫老年罢。

    在卫公老了的同时，长安城里别的人也老了。他的同僚多数虽理出鹤发童颜的模样，有些人还驼了背，见了面一聊天，总是在说车轱辘话。这种情形使大家都感到惭愧，所以都雇了书记员，让他把说过的话题记下来，每重复该话题一次就在前面画上一划，积满了五次，就是一个“正”字。两位先生见了面聊一会之后，把谈话记录拿过来看，看到上面正字太多了，就握手告别。除此之外，大家撤泡尿都要半个钟头。大家都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都老了。卫公有时感到自己已经很老了，有时却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每回他见到一堆砂土，都要极力抑制自己，才能不奔到砂堆上去玩耍。他喜欢拉住红拂的裙角，用清脆的男童声和她说话。他还很想掘土合泥，穿上开裆裤、以便可以随地大小便。这种情形经常使红拂头皮发炸，因为她没有和他一起变老和变小；所以当李卫公用极为缠绵、极为可爱的神情和声调对她说“红红，做爱爱”时，她没有性欲勃发，反而要给他一个大嘴巴。这一嘴巴有时候能收到很大效果，卫公马上就长高了，嗓门也变粗了，厉声说道：“你打我干什么？”其实他没有变得那么老（只有后脚跟是真正老了），也没有变得那么小。实际情况是：他好像是被魇住了，必须显得老和显得小。身为成年人，却没有负成年人的责任，就只好往老少两端逃遁。

    这种装老情况在女人中也存在，所以红拂每天上班之前都要仔仔细细地化妆，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在眼角和嘴角上画出鱼尾纹。她还要戴上扇贝做的乳罩，那种东西的作用是把乳房压扁，假如贝背朝下，还能给人以下坠感，并且在乳罩下方挂上两袋水，戴上假肚子，假臀部（这个东西的作用也是使人产生下坠感），然后穿上衣服，洒上香水去上班，这种香水是从发酵的黄豆、淘米水、油烟里提炼出来的，散发着厨房的味道。假如洒得适度，还不是太招苍蝇。

    至于上班的情形是这样的：长安城里每个人都得上班，不在衙门里上班，就去各种联合会。红拂得上贵妇联合会上班，这是因为她不在任何衙门里就职。每天早上她都骑着一匹灰色的母驴前往，那驴的样子像只野兔子，主要是脑门和耳朵像，走在路上听见那两袋水晃里晃荡，生怕它洒了，就用双手把它们扶住，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怪模样。据说得了小肠疝气的男人上了路也是这个模样，并且老要用手去扶灌进了肠子的阴囊。到了班上，看见大家都是这样的愁眉苦脸，并且都学没牙老太太那样瘪着嘴说话。不瘪嘴的话都是凑着耳朵说的：“我得马上回家去，水袋漏了。替我应个卯！”“我告诉过你了，别装水，装沙土。”“漏一身土不是更糟吗。晚上到我家来打牌。”“好罢。不过我不信你的水袋真漏了！”红拂上班的单位是二等贵妇联合会，简称“贵妇联（乙）”，同事的年龄都不太大，而且都有点赖皮。

    长安城里除了贵妇联（乙），还有贵妇联（甲）和贵妇联（丙），全称是一等贵妇联合会和三等贵妇联合会。只是这一宇之差，就有很多区别。贵妇联（甲）里面全是些老太太，什么下坠啦，瘪嘴啦，身上的馊味啦，都是自然形成的，用不着假装。而贵妇联（丙）的成员全部蓬头垢面，两眼发直，有些人还要穿着紧身衣由两名健妇押送前来上班。一位贵妇应该成为哪个团体的成员，是由她们婚姻的性质来决定的：假如她是明媒正娶，就是一等贵妇，自然是贵妇联（甲）的会员。假如她是事实婚，乱伦婚，扒灰婚，先奸后娶等等，就是三等贵妇，成为贵妇联（丙）的成员。这种女人本身就有点五迷三道，就算原来达不到疯的程度，等被评上了三等之后，自然也就达到了。红拂的情况当然评不上一等，因为她不是娶来的，和三等也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她也不是抢来的。最后折衷了一下，评为二等。其实她在这里也不大合适。这个等级如果不算她，就是清一色的军旅婚。

    军旅婚的来历是这样的：大唐的军队在平定四海的战争中，很多战士年龄很大了，但还没有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作法，每攻下一座城市，未婚的战士们就把贵族女校包围起来，把校长叫出来，用刀柄敲打着她的头说：把你的学生都叫出来，从我们中间跳—个做丈夫——否则血洗了你这个鸟学校！然后那些女孩子就走了出来，穿着白上衣、黑裙子，怯生生的看着脚尖；犹豫了好久之后，走到一个看起来胡子比较少、年龄不太大的大兵面前说：就是你罢，然后就大哭起来了。始终没被挑上的战士免不了怒火中烧，闯进学校，把教师、校长、女校工连同烧火的老婆子全部一扫而光，不过这些人都属于贵妇联（丙）的范畴。第二天早上，那些女孩子全跪在营帐前面给大兵擦军靴，压低了声音交头接耳：你的那个怎么样？罗圈腿。讨厌死了。你的呢？满身的毛，也讨厌。我不怕罗圈腿。我也不怕满身毛。于是就换了过来。那些兵大爷对新讨的老婆都认不的确，所以也不管。因为有这种换来换去、乌七八糟的情形，所以对于军旅婚的评价不能太高。但是军旅婚对于稳定军心乃至取得战争的胜利都起过很大的作用，而且这些女人都曾跟随丈夫行军打仗，还有人流过血负过伤，这种情况也不能不予考虑的，所以就有了贵妇联（乙）这个等级。

    贵妇联（乙）的成员都曾随丈夫行军，不过都是被皮条捆住了手脚，横担在马背上。战士们一面前进，一面高唱军歌、这些人也在马背上和前后的人聊天：早上起来不该喝水，现在憋了尿。你数数吧，能管点用。我这个老鳖头子捆起人来手真重。你拿他的狗皮褥子做护腕——等他睡着了偷偷的剪。打仗的时候也是横担在马背上冲锋，有人的确负了伤，都是被流矢伤在屁股上。到这时为止，这些女人对军旅生活的参与程度就如一卷铺盖——事实上在冬天她们正是卷在铺盖里。后来战士们找来了小盾牌给她们遮着屁股，她们也用并在一起的双手给战士拿弓拿箭，这就算有了感情罢。这种女人在长安城建好以后还是比较年轻，也比较漂亮；为了表现贵妇的风范，只好在脸上画鱼尾纹，挂水袋。不管怎么说罢，能被分到这个联合会红拂还是比较高兴，在这里可以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还可以说点出格的言论——在贵妇联（甲）里，只有大道消息和正面言论，而在贵妇联（丙）里，没有任何消息或言论，只有呓语和咆哮，一不小心还会被人把耳朵咬掉。现在该说红拂和贵妇联（乙）的其他成员是怎么不合拍的了。在这里每人都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开头是原来家里是干什么的——最起码是个县官、有时还要用到枢密节度等等现代很少使用的词。与此相关的是家里有多少老妈子，多少丫环，多少厨房，厨子会烧汽锅鸡、炖熊掌等等。当然，这是前朝的情形，用中国大陆通用的语言，叫“万恶的旧社会”。菜名之类的知识，红拂还是有的，但是不大知道前朝的官名，轮到她讲时只好语焉不详。然后就是新婚之夜的故事，那个“老鳖头子”（这是贵妇联（乙）里对丈夫的标准称呼）怎么把她们扛到营帐里去，扔到狗皮褥子上，伸过一只穿了四十五号大皮靴的脚，让她拽住马刺往下拔。这时她怎样因为恐惧和羞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拔掉了马靴，露出了一只被脚汗捂白了的大脚，臭味轰地一声冲上了帐篷顶，连盘旋中的苍蝇都纷纷坠地。由此可以看出前朝贵族女校里学生叙事时那种浮华、夸张的传统——她们用的都是同一种国文课本，而且在作文课上也惯于互相抄袭，因此故事大同小异——然后，那“老鳖头子”亮出了他那件天上没有、地下绝无的丑恶东西，并且撕裂了她的纯棉内裤。红拂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也没有这种传统，更没有经历类似的事情，所以说出来也就是寥寥的几句：“我是自己跑了去的。我喜欢他。”那些二等贵妇听了，就齐声哄她。

    红拂和贵妇联（乙）不合拍的情形，头头们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她被几个穿太监服饰的人截住了。那些人亮出了大内的腰牌，对她说：请跟我们走一趟。红拂想：脚正不怕鞋歪，就跟他们去了。这些人下巴光光的，说话奶声奶气，看来是真太监。红拂跟着这些人七拐八拐，到了一个地方，遇上了一个人，让她给他们做奸细，汇报同事的各种言论。还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是参加了兴唐战争的老战士，和那些前朝余孽不一样。我们正准备把你调到贵妇联（甲）去，在此之前，你要为我们做这件事。红拂干干脆脆地拒绝了作奸细，并且说，她一点也不想去贵妇联（甲）。那人就说：好罢，这也由你。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咱们将来会再见面的，卫公夫人。红拂觉得此人不怀好意，回来后晚上睡觉时告诉了卫公。照她看，长安城里的一切事卫公都应该谙然于胸。卫公联想到不久前遇刺的事，就连打寒噤，说道：这不是我的设计。你不要去招惹他们。而第二天早上红拂就发现梳妆台上有张纸片，上面画了一个嘴唇，嘴唇上有个叉。这件事把红拂气坏了，走在路上见了穿太监衣服的人就冲他们喊道：我和我丈夫的悄悄话，你们也要偷听吗？那些在内廷服务，抽空出来买草纸的老实巴交的小太监听了，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四

    和这些喜欢瞎打听的太监打交道，红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这也不是最后的一次。第一次是在评定贵妇品级的时候，人家把她请到一个废库房里，让她说说当年和李靖私奔的情形——尤其是一切与性有关的细节。红拂说：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结果马上就引起了误会，转眼之间就被剥光了衣服，倒吊在房梁上，在那里摇摇晃晃地像只蝙蝠似地说道：看来我是非告诉你们不可了——把我放下来罢。红拂简直是制造误会的天才，这一点和我是一模一样。她说：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意思是说：这是我和卫公之间的事，和你们其他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别人的理解却是：这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事，和你们太监有什么关系？像这样的话公公们当然不爱听，所以就把她倒吊了起来。在把她放下来的同时还给她上了一大课，换言之，狠狠折腾了她一顿，以证明性这件事太监也懂。但是这一课讲的什么，红拂又没有听懂。她对太监们说：你们用的这些代用品比李靖的那个家伙差得远。于是那些太监就面面相觑，搞不清是把她再吊起来好呢，还是放在地面上。不过那一次人家记录了她的交待材料后就放她走了，还给她熨了熨剥皱了的衣服。第二次是请她做奸细，这一次相当客气，既没有剥衣服，也没有倒吊，因为奸细要自觉自愿的人。这两次都算是例行公事罢，你要知道，头头不知道别人的隐私事，又没有奸细，就不成其为头头。但是第三次就不一样了。那些太监见了她就笑嘻嘻地说：卫公夫人，说过我们要见面的，果然见到了吧。而红拂一面和他们寒暄，一面就自己脱下衣服，身手矫健地爬上了房梁，把自己倒吊在那里，然后说道：你们问罢。我准备好了。

    说起自杀这件事，我以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有人自杀使人觉得可怕，有人自杀叫人觉得可恨，还有人自杀叫人觉得莫测高深。虽然红拂自杀已经得到了头头们的批准，是为夫殉节，但是谁也不信红拂是因为思念卫公才想死掉——众所周知，早在卫公死前好几年，他就只会闭着眼睛打呼噜了（如前所述，李卫公并不是只会打呼噜，但是这一点别人并不知道），谁要是思念他，就是热爱噪音。更何况红拂现在是一品夫人，人又漂亮（如前所述，这一点她自己并不知道），想找多少情人都能找到，不论是男情人还是女情人。故而红拂的自杀是使人莫测高深那一种。红拂这一辈子尽干叫人莫测高深的事。对于这种人，头头们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没有好印象。

    我虽然岁数不很大，但知道不少自杀的人。根据我的记忆，头头们对死人往往比对活人还要仇恨，给他们一大堆罪名——自绝于上面，自绝于人民，遗臭万年等等。但是这些罪名却吓不着死人。不管怎么说，他们给头头们留下了一个大难题，就是如此美好的今生今世，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怎么忍心弃绝。就以红拂为例，假如她真的因为丧夫而求死，这倒是可以原谅，怕就怕她言不由衷。假如是这种情况，就得趁她尚未死透问个明白。但是这件事要留到后面去讲述。现在要说的是红拂是怎样在长安城里制造误会。这些事由我说来娓娓动听，因为我最大的专长也是制造误会。

    如果我说，生活是件很麻烦的事，其中最大的麻烦是避免误会；最起码红拂同意。对我来说，次大的麻烦是我不够聪慧，一个费尔马定理就证了十年，这样我在智力生活里所得的乐趣就抵不过痛苦——假如我是牛顿、笛卡尔，特别假如我是欧几里得，一切会好得多。这个说法对红拂就不适用，她以为自己最大的麻烦是不够漂亮，这大概是因为男女有别吧。男人总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女人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因为这最大的麻烦和次大的麻烦，所以生活中快乐少，苦恼多。但我不抱怨，因为抱怨也没有用。

    小的时候，老师就对我说过：看你也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你怎么老和别人不一样呢？我听了甚为得意，正在飘飘然，忽然被老师狠狠掐了一把，她说：你以为我在夸你哪？等我长大了，一听到头头们说这句话（看你也是两只眼睛……）就能够领悟，用不到别人掐了。但是我这一辈子也就到了这个程度，没有什么进境，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让别人注意到我这种不幸的缺点（只长了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最近一次系主任找我谈话，也对我说了这句话，这是因为我听他说话时不专心。这是我的老毛病，而且为此得罪了很多人。后来我发现听别人说话时用力看着他，别人就不容易发现这一点。最早是看他的眼睛，左眼看他的右眼，右眼看他的左眼，研究他眼膜的颜色和质地，瞳孔的形状，看得久了甚至能看出他眼底的血管是否硬化了。但是这种看人的方法很是招人讨厌，现在改为看鼻子，看久了也能把对方的鼻头看到脸盆那么大。我们系主任的鼻子是蒜头形的，任何人都能看出他将来是个酒糟鼻。酒糟鼻是因为皮肤长了瞒虫。我看得清清楚楚，瞒虫怎样从他的这个毛孔钻出来，从另一个毛孔钻进去、但我爱莫能助——如果挥拳去打，虽然可以消灭螨虫，但他的鼻子难免就要受到伤害。红拂和我不一样，我们说到过，她向虬髯公学习过剑术，并且久经战阵；假如一名老兵枪打得很准，那也不足为奇。她和头头们谈话时也是盯着对方的鼻子看，看到了螨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拔出佩剑把螨虫削去。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在事后是很难解释的，因为螨虫只能在高倍显微镜下或者听了头头们半小时的训话后才能看见。所以她根本就不解释，转身收剑而去。别人看到的就是：一等贵妇和大内出来的太监正在和她说话，她忽然掣剑威胁人家。结论是红拂不仅狂妄，而且危险，后来就把她的佩剑没收了。

    我和系主任说话时，不但在看他鼻子上的螨虫。而且嘴里还能讲话，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一心二用必然出错。他对我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答道：您知道我早上吃了些什么吗。池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说：这是对建筑行业的污蔑。他说，你这样子怎么为人师表？我说：您的意思是我不够漂亮，这是女生的看法吗？他说，你要知道我国的国情。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每月挣三十美元（这是按官价算，按黑市价远没有这么多）。后来他看出我在胡说八道。就说到我长了两个眼睛。这句话使我猛醒，原来他一直在劝我结婚。除此之外，他还知道我和小孙的不正当关系。这一点倒不足为奇，因为行房前后小孙老朝我嚷嚷——责怪我嫌她不丰满，皱巴等等，其实是没影的事——友邻右舍全能听见。他们听到了必然到系里汇报我，否则左邻右舍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结婚，他才满意了。其实这是一句谎话。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件事。

    五

    我十七岁时在插队，晚上走到野外去，看到夜空像一片紫水潭，星星是些不动的大亮点，夜风是些浅蓝色的流线，云端传来喧嚣的声音。那一瞬间我很幸福，这说明我可以做个诗人，照我看来凡是能在这个无休无止的烦恼、仇恨、互相监视的尘世之上感到片刻欢欣的人。都可以算是个诗人。然后你替我想想该怎么办吧——在队里开大会之前要求朗诵我的诗？我怎么解释天是紫的，风是蓝的，云端传来喧嚣？难道我真的活腻了吗。这一切告诉我说，不能拿我所在的这个世界当真、不能拿别人当真，也不能让别人拿我当真。后来我就当了数学家。凭良心说，我当数学家真是不大合适，正如别人当诗人不合适一样。现在小孙老想让我背出一首十七岁时的诗，甚至为此骑上了我的脊梁，用长筒袜勒住了我的脖子——因为她这些轰轰烈烈的行为，我怀疑她是个虐待狂——但我背不出来。我倒能背出几百种艰难的不定积分的解法，但她对这些却不感兴趣。

    红拂在长安城里生活，觉得无聊时就把李靖给她画的那些画拿出来看。那些画是画在用芋头汤浆过的纸张上，有些是用颜色画的，还有一些是用水画的。水能在芋头汤上留下永远不褪的痕迹，好像糖在水里溶化，或者阳光下的空气。在这些画上红拂好像空气里的一个精灵。另外一些画是用红蓝两色或者黑红两色画出来的，画中人的相貌除了一双大得惊人的眼睛之外，简直没有任何的近似之处，但还是能够看出画的是她。给她画这些画时，李卫公用了一大把竹笔。他把这些笔叼在嘴里，所以好像一只海豹。卫公给她画这些画时，他们住在土地庙里，四周都是菜园子味。红拂看到的天空是紫色的（这一点可能和吃多了茄子有某种关系），篱笆上开满了大得不得了的喇叭花。李靖告诉她说.喇叭花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红拂点头称是，显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其实她心里想：满篱笆这种象征是什么意思呢？人在年轻时都是这样的，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但又不敢问。等到可以问了，一切又都索然无味。她把这些画拿到贵妇联（乙）去给别人看，并且宣布说：这就是艺术，这就是爱情。而那些贵妇们却说：你们这些土包子懂得什么艺术、爱情！

    红拂在贵妇联（乙）里被当作个土包子，因为她没有上过贵族女校，没有穿过白上衣黑裙子，缎面的布底鞋和白布袜子。那种袜子是五趾分开的，样子很怪。但是她被容许混迹于她们之间，参加每旬一次的party。据说这是因为红拂长得漂亮，人又不蠢，所以给她一点恩惠。其实这算不上是一种恩惠，因为贵妇联（乙）内敌视大唐的情绪早就引起了头头们的注意，正如现在我们所说的：她们是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团体，但是还没到处理她们的时候。这就是说，参加这种party的人最后肯定要倒霉，但不是现在。其实那些女人聚在一起时，只是穿起女校的校服，朗诵少女时代的纯情诗文，并且集资出版诗集，并且把丈夫叫做老鳖头子。我想女人这样并没有犯什么错误，错误就在于说没有上过贵族女校的人都是土包子，不懂艺术和爱情。贵妇联（甲）的成员知道以后十分气愤，大家分头致力于琴棋书画，还奋力去写爱情诗。但是这些娘们见了一等贵妇的作品就捧腹大笑，有人甚至笑出了盲肠炎。这就使一等贵妇们相信自己真的不懂艺术和爱情，再也不肯致力于琴棋书画，也不再去写爱情诗，而是致力于反对艺术和爱情，终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实证明人没有艺术和爱情也能活，最起码中国人有这个本领。而世界上没有了艺术和爱情，也就没有人会被叫作土包子了。贵妇联（乙）天天开会学习，改造思想。今天批判张三，明天批判李四。被批判的女人们不堪羞辱，纷纷自杀，而头头们也不加阻拦。红拂在长安城里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长安城里没有风，但是城外经常刮大风，风一起就是天昏地暗。有人说，在城里可以看出这风的干燥程度，因为有时候天是灰黄色，就像干燥的土粉，有时候天是潮湿的黄色，好像风和黄土在天上合了泥。有人说，在城里可以看出风的深度，因为有时候天是地上浮土的的颜色，有时候是地下积土的颜色。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大家都不知道——因为除了那些来去匆匆的外国人和脚夫、车夫，绝大多数的人只要进了长安城，就没有出过城。有些人下定了决心要到城外去玩玩，走到了城门口，看到了门洞里站着的两排守城兵就丧失了勇气，这种情形也像被魇住了一样——假如天色是深黄色，天上就会掉下土来，是长条形的，好像一种虫子屎。在这种天气里红拂下班回了家，先到书房里去看看李靖（她总怕他会突然无声无息地死掉，这种忧虑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卫公就是一声不吭的死了的），然后回到自己房间里去换衣服。她脱掉外衣，解下胸前的水袋，拿掉假肚子，假屁股，然后把扇贝做的乳罩解开，那对乳房就像一对小兔子一样跳了起来（这对兔子上当然没有耳朵）。

    如前所述，当时外面是昏黄的天气，有一种阴湿的黄色被压到屋子里面来，红赖的身体则是白皙而有光泽的，在这种光线下就闪着蓝黝黝的光，好像她天生就是蓝种人一样。她的乳房上早印上了扇贝的痕迹，看上去好像两个笊篱，而且肚子上也有一大块红印。这使她本来美好的身体变得难看了。此时的感觉和当年在洛阳城里梳头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因为现在面对的还是恼人的生活，了无生趣。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想到自己根本就没有逃出洛阳城，一切和以前仍是一样的，只有些表面上的变化。后来她有了一个主意，实际上还是故技重演，到了晚上睡觉时，她就策动卫公从长安城里再次跑掉，就如多年前从洛阳城里跑掉一样。卫公听了皱眉道：瞎扯八道！往哪里跑？红拂说：跑到海边上去——你不是喜欢海吗？卫公听完了就开始不吭声，一连好几天都皱着眉头，在想红拂的主意是不是有道理。据我所知，数学家都是这样的，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建议，包括最异想天开的建议。我现在正在考虑小孙的一个建议：辞了职到学校门口卖煎饼。这样不但挣钱多，而且省心。最近我总在开会，坐得长了痔疮。假如有外宾，还得穿西服打领带。我根本就不会打领带，只好拿了它在办公楼男厕所里等熟人，简直把德行丧尽。卖煎饼未尝不是好主意，但是我未必吆喝得出来。还有假如因为争摊位打了起来，我打得过谁。数学家的长处是不但要考虑每个主意，而且要考虑周全。李卫公找来了一切地图和地理方面的书，考虑了从东罗马帝国到南美洲的一切地点，研究一切逃走的路线。假如红拂问起来，就说，就算要逃出去，也要策划周全。

    每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红拂总是穿一身白纱的衣服去梳妆。这身衣服和透明的差不多。站在镜子面前，红拂有点不敢相信他们还能逃出长安城。她的下巴现在是浑圆的，脖子上接近下巴处有了一道浅浅的纹路，手背上有五个浅浅的窝；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她是削瘦的。她的乳房现在很丰满，还能用柔软，圆润等字眼来形容。过去是紧凑的，假如那上面有表情的话。就是一种顽强不屈的表情，或者可以说，那是两个紧握着的小拳头。生了孩子以后腰也粗了，虽然只是一寸半寸、但这里讨论的不是形状，而是身体的表情。总而言之，红拂自己都不相信她还能激励一个男人从长安城里逃出去。现在的这个身体没有了挑战性，只能诱使男人和她做爱，却不能使他对生活不满意。

    李靖也不相信他们还能逃出长安。他毕竟是快六十岁了，有关节炎，肠胃也不好。但是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他感到疲倦，再也不想在路上奔波。所以他宁愿装得衰老或者童稚，以便能在长安城里平安的生活。但是这不妨碍他研究地图，在心里想像南洋群岛的热带风光，北极的冰山，大漠的荒凉；虽然他哪儿都去不了。而我呢，自己也知道除了现在干的事什么都干不了、虽然有时难免想入非非，但是“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何必要逃出去？坐在椅子上想像也是一样的。我想头头们也该知道这些事。既然如此，就应该对我放心，让我少开几次会。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发现有好多硬毛从我脸上各处钻出来，并不局限于下巴。简直是刮不胜刮，剪不胜剪。这种情形使我想到自己死时会变成一把板刷。红拂想到自己死时的模样，总要联想到“皮囊”这个词。大家都知道这是佛家对身体的指称。过去红拂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词，但到了感觉自己身体开始松弛时，就觉得这个词可悲地形象。由佛家的用语，联想到佛陀离家出走，托钵四方；由离家出走，联想到这个“家”字，它是宝盖之下的一只猪——这只猪又是谁呢。相比之下，别的语言就没有这样自己糟践自己。home，就是h——O——M——E，没有任何能让人联想到pig的东西。

    与此同时，长安城还是老模样，而且有趣的事越来越少。红拂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来看蝴蝶，但是长安城里没有好看的蝴蝶，只有一种幼虫吃洋白菜的白粉蝶，孤零零的在一片灰黄色上展开翅膀。为了招来白粉蝶，红拂还特意种了一些洋白菜。但是她不会种菜，所以菜后来都死了，粉蝶也不来了。她还想种些花草，但是一样也种不活，甚至连狗尾巴草也死了——这是因为长安的水土除了槐树，什么都不长——这一点和北京不一样，这里下一场久雨，遍地是杂草，然后居委会的老太太再组织人力把它连根拔掉。她还可以怨恨这一切，把怨恨当做消遗。但是这一切都是卫公的安排。她爱卫公，并且不想改变，虽然爱他这件事干得有点欠考虑。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可千，就是盖上贝壳乳罩，挂上水袋，穿上衣服，出去上班。穿上这套可怕的服饰，也就是截断了思想。她的倒霉之处在于只有脱光了衣服，对着一面镜子；或者是抱住了卫公才能想像，但是不能一天到晚总这样。我也不能不去上班，走到灰色的人群里去，一路走一路想入非非。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