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西方文化是做爱做出来的。

    这当然“不像话”，也没什么“科学依据”，却也不是全没影儿。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要生存，要发展，这“饮食男女”四个字是不能不讲的。就连动物，都知道不能不觅食，不能不求偶。这是本能。用句文雅的话说，就叫“食、色，性也”，管你张三李四天王老子，都一样。反正不吃饭，就会一命呜呼(个体无法存活)；不做爱，就会断子绝孙(种族不能繁衍)。不能生存，何谈发展，又哪有什么文化?

    这可是天大的事，搁到谁头上也含糊不得。

    所以中国便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就是说，吃饭这事，有天那么大，或者直接的就是天。可惜“天”只有一个，给了“食”，就不好再给“色”了。因此不曾听说过“民以色为天”的。民以色为天，举国上下都是“淫夫荡妇”，那还了得?再说，“饱暖思淫欲”，填饱了肚子才谈得上其他。如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哪里还动得了别的心思?

    因此重视归重视，偏心眼儿却也难免。大体上说，“饮食男女”这四个字，中国人似乎更看重“饮食”，西方人则似乎更在乎“男女”。西方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打仗，中国人就不会。像古希腊人那样，为一个什么名叫海伦的女人而发动一场特洛伊战争的事，中国人是不会干的。中国人只会在打败了仗以后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让女人当替罪羊，比如妲己或杨贵妃。中国人打仗也有抢女人的。比如曹操攻破邺城，曹丕便趁机把袁熙的老婆甄氏“笑纳”了。但那是“搂草打兔子”，捎带的事。主要任务还是抢饭碗，打人家锅碗瓢盆的主意，文雅的说法叫“问鼎”。鼎是什么玩意儿?烧饭锅么!

    当然，“问鼎中原”的那个“鼎”，已不简单的只是一口烧饭锅了。作为政权和权力的象征，它也是一种神器。这事我们以后再说。但用烧饭锅来做神器和权柄，这就很有些意思，至少说明管饭比管别的什么更重要一些。男女之事当然也很重要，因此也有用性器来做神器和权柄的，比如“圭”就是。圭，玉制，状如男根，大小不一。天子所持者日“镇圭”，一尺二寸；公爵“桓圭”，九寸；侯爵“信圭”，七寸；伯爵“躬圭”，五寸。反正谁的阳器粗壮伟岸，谁的权力就大，地位就高。看来，上古时期人们要解决的，主要就是“饮食”和“男女”这两件大事。一个“鼎”，一个“圭”，便都好生了得。鼎供在庙堂之上，圭拿在诸侯手中。拿在手中的没怎么听人说要夺，供在堂上的却老是有人来问，“鼎”的分量显然要重于“圭”，“饮食”还是比“男女”重要。

    其实不要说神器，就连神，也中西有异职司有别。西方人的神是上帝。上帝是创世神。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而且一造就是男女两个。这就麻烦。你想，孤男寡女弄到一起，岂有不出事的?果然弄出了些尴尬事体，以至于上帝一怒之下，把他们逐出天堂，罚往人间生儿育女，这才有了人类社会。吃饭的问题，也由人自己想办法，上帝是不管的。

    中国的神就不同。造人的是女娲娘娘，而且并不单造一男一女，一造就是一大群。造出来以后，老太太就乐呵呵地看着他们生育繁衍，自己躺在云里雾里安享那天伦之乐。至于吃饭的问题，则留给另一位“准神”去解决。这位“准神”就是伏羲。伏羲究竟是人还是神，不大说得清楚，大约是半人半神吧!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厨子，或者曾经当过厨子，要不就是“司务长”。伏羲又叫庖牺。庖就是庖厨，牺就是牺牲。主管庖厨和牺牲的，不是红案就是白案。史书上说他“教民渔猎畜牧”，说了归齐也就是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功莫大焉。于是这个“伙头军”和“大师傅”的地位便越弄越高，弄到最后，就连造人的女娲，也居然成了他的太太，甚至还有说伏羲和女娲由兄妹而夫妻者。这就不能不说是把“饮食”看得比“男女”还重要了。

    我们知道，神的职能无非是满足人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人和人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神。古希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也就是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捎带着争风吃醋罢了。中国的神、神王或先圣就辛苦得多。比如伏羲要发明捕鸟兽的网和捕鱼的罟，神农则要发明种地的耜和耒。反正得想办法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老百姓才会尊你为神为圣。这就叫“民以食为天”。

    世界上还有比天大的吗?没有。中国人既然以食为天，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甚至“普天之下，莫非一吃”。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看成吃，说成吃了。

    的确，中国文化有一种“泛食主义”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时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谋生也就叫“糊口”，职业和工作也就是“饭碗”。干什么工作，就叫吃什么饭。修鞋补锅是吃手艺饭，说书卖唱是吃开口饭，当教书匠是吃粉笔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儿。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谋生，靠积蓄过日子，就叫“吃老本”，粤语叫“食谷种”。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并无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风”，粤语则叫“吊砂煲”。砂煲是用来煲饭吃的，居然吊了起来，显然是无米可炊，文雅的说法叫“悬磬”。

    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吃皇粮”。吃皇粮的人，捧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铁饭碗打不破，大锅饭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汤圆”。最让人看不起的则是“食拖鞋饭”。所谓“食拖鞋饭”，就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男子汉大丈夫，原本应该“养家糊口”的，居然堕落到“食拖鞋饭”，岂不可耻?

    和“食拖鞋饭”相关的是“卖生藕”和“吃豆腐”。“卖生藕”是广州话，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吃豆腐”是上海话，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前者指女人卖弄风情，或者指男人心怀不轨，但语气比调戏妇女略轻，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即便不会“吃官司”，一个钉子碰了回来，也是“吃瘪”，很没有面子。

    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毛泽东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功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依我猜测，多半是饿出来的。

    想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饥饿一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谋生有多难啊!刚刚走出森林那会儿，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说古猿)真是有些走投无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与平原上的动物竞争又没有本钱。没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开刀。一是改革饮食结构，由单纯的素食改为杂食，也就是逮住什么吃什么，不挑嘴。二是改革饮食习惯，由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改为定时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饮食方式，由茹毛饮血改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类是用来获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块茎的木棒，采集果实的藤篮，追击野兽的石球，捕捉鱼鸟的绳网。一类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包括用于初加工的石刀和用于深加工的炊具。还有一类则是用来储存食物的，包括篮筐、陶罐和简易粮仓。不要小看这些棍棍棒棒、坛坛罐罐，它们可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是文化呢!

    于是人类便由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文化的生存状态。

    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故。游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挨饿的。因为好歹有奶可吃。实在饿急了，拖一头羊出来宰了就是。所以游牧民族都比较乐观和潇洒。反正牧草不用种，牛羊也自己会吃，用不着操什么心，满可以悠然地骑在马背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咱们农业民族就麻烦多了，得等庄稼熟了以后才有饭吃。从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长。这当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饿肚子。何况还有灾年，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洪灾、旱灾、风灾，防不胜防。眼看麦子熟了就要开镰，一场冰雹砸下来，就会功亏一篑颗粒无收。所以农业民族就会有一种“忧患意识”，老担心哪一天会没有饭吃。

    这就不能不把吃饭看得很重了。

    事实上吃饭在中国，从来就是头等大事。既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民众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吃了没有”；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为吃做准备。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篮子”；年节时期的食物供应，更从来就是媒体报道的新闻热点。

    其实，在中国，吃饭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县太爷也可以随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草民也好，都既无思想权言论权，也无隐私权知情权，但都有“吃饭权”。就算是死刑犯，临刑前也会有一顿饱饭可吃，甚至允许亲属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场，叫做“不杀饿死之人”(许多英雄好汉便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劫法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饿鬼”是最悲惨的一种。不让临死之人吃一顿饱饭，简直比杀了他更不人道。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民间风俗：每年的“鬼节”，即阎王爷放那些无主孤魂出来觅食时，家家户户都要大摆宴席，并在门口摆放食品，供“野鬼”们享用，就因为在中国人眼里，“饿鬼”是很可怜的。

    这也不奇怪，“民以食为天”嘛!没有饭吃，不要说做人，便是做鬼也不安生。

    这可马虎不得，也小看不得。处理得不好，就会出乱子，出问题。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谓“大治之年”是什么状况?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呢?肯定是天灾人祸、连年饥荒、饿殍遍地、易子而食。这时，如果有谁能开仓分粮，那么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所以，李白成揭竿而起，号召天下的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朱元璋逐鹿中原，所用策略之一是“广积粮”。孟子甚至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肉吃”当作理想社会的标准。反正，在中国，谁要是能让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饭吃”，谁就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就是既顺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问题，首要的就是吃饭问题。任何一个政权，都只有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得人心”而“得天下”。其他问题，倒在其次。

    于是，吃饭，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政治即吃饭，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看来，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和宰牲割肉、炒菜做饭是一个道理。老子就说过：“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所谓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煎小鱼小虾，当然不能拿一把锅铲，上上下下搅个不停，翻乱一气。治理大国，也应该举重若轻，以静制动，切忌有事没事不停地搞“运动”，瞎折腾，弄得人心离散，民不聊生，一塌糊涂。

    这也不完全是比喻。事实上在中国，搞政治往往就是吃饭，或请客吃饭。至少在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历史就很悠久。比如“周礼”中的“乡饮酒礼”，就是一种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说“元老会议”。依此礼，国君、卿大夫、地方官等，应定期(据说三年一届)邀请所谓“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并在觥筹交错中，就一些大事进行咨询。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且确有效果。但这种会议非行之于酒会之中不可，并名之日“乡饮酒礼”，却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色”。

    政治既然即吃饭，则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会不会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这也是有例的。比如赵国的老将廉颇，为了表示自己宝刀不老，雄风犹在，便曾经在赵王的使者面前，一口气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因此辛弃疾才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可惜赵王的使者受了廉颇政敌的贿赂，回去后汇报说：廉老将军的饭量蛮好的，只是消化系统不太灵光。一顿饭的工夫，上了三次厕所。赵王一听，便犯了嘀咕。嘀咕的结果，则是廉颇白吃了那么多米饭和酒肉。

    樊哙的运气就好多了。因为樊哙是当着项羽的面吃喝的。鸿门宴上，项羽原本要杀刘邦，结果被樊哙搅黄了。樊哙冲进宴会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且吃的是生猪腿，简直就是帅呆酷毙，弄得项羽全然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刘邦也就趁机溜之大吉。刘邦开溜前，问樊哙要不要去告辞。樊哙说：

    “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壮哉樊哙，不愧是能吃善饮的汉子，这见地是何等了得!

    如果说“名将”(廉颇、樊哙)都是自己特别能吃的人，那么“名相”则多半特别会处理别人的吃饭问题。比如陈平就是。陈平少年时代在家乡是当过“宰”的。所谓“宰”，就是在酬祭社神的庆典中主持分配“胙肉”的人。所谓“胙肉”，就是祭祀用的牲肉。这些肉当然不会被神们吃掉，所以典礼结束后，要再分给大家吃，以便分享神的赐福。

    这项工作不好做。倘若分配不均，便会引起纠纷，把好事办成坏事。然而陈平虽然年少，却干得十分出色，“分肉食甚均”。于是父老乡亲们便一齐赞道：陈平这小伙子可真会当咱们社祭的“宰”啊!陈平也大言不惭，说：啊呀!要是让我当天下之“宰”，那么咱们国家也就和这块肉一样啦!后来，陈平果然“宰割天下”，成为西汉的开国元勋和一代贤相。连司马迁也认为，这不能不追溯到他少年时，在砧板上切肉时所立下的志向和所表现的才干。

    社祭的“宰”虽然操刀割肉，毕竟还算是“神职人员”(尽管是业余的)。商王朝的开国贤相伊尹，甚至很可能就是厨子，墨子就说伊尹曾“亲为庖人”。墨子是宋人，宋乃商之后。墨子的话，大概比较靠得住。伊尹这个人身世来历，史书上说得不太清楚，但肯定出身比较卑微，也许是一介平民，甚或是一个奴隶。《墨子》、《吕览》和《史记》都说他是陪嫁的“媵臣”。大概伊尹成为陪嫁，主要因为他的烹调手艺。所以陪嫁过来后，就当上了王宫的厨师长，而且很可能不但负责日常的伙食，还要负责祭祀和牺牲。总之，成汤觉得他做的菜的确“味道好极了”，伊尹也就趁机“说汤以至味”。大概是说天下还有比鱼肉更美的滋味，那就是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同时又说了些诸如“治大国日烹小鲜”之类由此及彼的道理。于是成汤大为赏识，提拔他当了右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伊尹以割烹要汤”，“负鼎俎以滋味说汤”。

    关于这段史实，从春秋战国时起，便诸家说法不一。孟子甚至根本予以否定。伊尹本人是不是厨子，这已经搞不清楚了。但在上古，宰相出身于厨师，或厨师当了宰相，则完全可能。什么是“宰相”?宰，就是宰杀牺牲、分割胙肉；相，就是赞礼司仪、陪伺招待。一个“红案师傅”，一个“陪酒先生”，合起来便是宰相。当然，他们宰的是祭祀牺牲，相的是王公大臣，所以非由高级知识分子担任不可。其实，宰牲相君是大学问，连孔子都说行军打仗的事他一点也不懂，厨房里的学问倒多少通晓一点，可见宰和相都是“高级职称”，同时也是厨子。由这样的人领导的政府，能不是“厨房内阁”吗?他们开起御前会议来，能不满嘴都是“滋味如何”吗?

    内阁设在厨房里，派个厨师当宰相，实在太有“中国特色”了。

    这也不奇怪。因为君以国为家，则家务即是国务；民以食为天，则治民即是治肴。更何况，政治生活中的宴会又是何其多啊!祭祀天神地祗祖宗人鬼要吃，接待外宾签订盟约要吃，酬劳臣下讨论国是要吃，召集元老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要吃。身为“国务总理”的宰相，怎么能对厨房里的事一无所知呢?

    其实，既然是“民以食为天”，那么，治理国家，也就无妨广义地看作是分配食物。所以陈平分割肉食“甚均”，便证明了他确有能力成为“天下之宰”。所谓分配食物，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量的多寡，二是品质的优劣，三是饮食的先后。总的原则，是地位越高，就吃得越多、越好、越早；地位越低，就吃得越少、越差、越晚。比如菜盘子(上古时叫“豆”)，就不能一样多。天子二十六豆，公十六，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这就叫“均”。如果你认为“均”是大家都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来，分配食物，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防止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就必须在酒会开始以前，事先安排好“席位”。席位，就是每个人在餐厅里坐的位子。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叫“席位”。“席位”其实也就是“地位”，——席地而坐之位。所以“席位”要根据“地位”来安排。首脑人物、中心人物、显赫人物的席位设在正中，叫“主席”(主人或主宾之席)；其余参加者的席位，又依照一定的等级秩序，分列于两边，叫“列席”。什么人“主席”，什么人只能“列席”，都有一定之规。这些规矩，就叫“礼”。孔子是礼学家，自然懂得这一套，所以自称通晓“俎豆之事”，因为这套规矩原本就是吃饭吃出来的。

    除席位外，酒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谓酒具，主要是尊与爵。尊是酒罐，爵是酒杯。酒会上，尊放在地位最高者面前，于是由“尊”(酒罐)而“尊”(尊贵)。至于爵，当然是人手一只。但爵有质地好坏之分，便用以区分贵贱。比如卿用玉爵，大夫用瑶爵，士和其他低级官吏用散爵。这样，爵与位就一致了，合称“爵位”，用以区分贵族的等级。一只酒杯就有这么多的名堂，这么多讲究，那“俎豆之事”岂是小看得的?

    一个盛大的宴会，当然不会只有酒而没有肉。酒盛在尊里，肉煮在鼎中。鼎是一种青铜炊具，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的。体积大的，或者竞可烹煮整头的牛羊；体积小的，也可煨鸡炖鱼。目前出土的最大的鼎，是殷墟武官村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重875公斤。鼎越大，当然排场也越大。但是鼎多，同样排场也不小。周制诸侯之食五鼎，分别烹煮着牛、羊、猪、鱼、野味(獐子等)，谓之“列鼎而食”。在一片钟鼓齐鸣声中，宴会的主持人(宰相之类)依照“礼”，或遵君主之命，用“匕”把不同肢体部位的肉从鼎中取出，再按“爵位”的高低分配到每个人席前的“俎”上，由各人用刀切着吃，这就叫“钟鸣鼎食”。

    显然，谁掌握了“鼎”，谁就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如果掌握了国家的“鼎”，也就意味着掌握了政权。因此，当禹担任了中国各部落联盟的领袖时，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铸九鼎”。铸九鼎所用之青铜，据说来自“九州之牧”。这样，“九鼎”便象征着“九州”，亦即象征着普天之下食品的分配权了。

    这当然是宝贝。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时，一直被奉为传国之宝。商革夏命，成汤迁鼎于商邑；周革殷命，武王又迁鼎于洛邑。鼎之所在，即王者之所在，亦即政权之所在。公元前606年，楚军伐陆浑之戎而至于雒水，趁机在周王室的地盘上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周王室自然知道楚人不怀好意，无奈其时早已不大摆得起“天子”的架子，只好派了王孙满去劳军。于是楚庄王便故意问王孙满说：不知道那九鼎究竟有多大多重?这就叫“问鼎”，很明显的是要抢饭碗了。

    觊觎政权叫“问鼎”，建立政权则叫“定鼎”。反正那口烧饭锅搁在哪儿，权力中心就在哪儿，朝廷大臣们也都得围着它团团转。于是宰相之位便叫“鼎鼐”，国家重臣便叫“鼎臣”，首辅三公便叫“鼎辅”，而国运国祚便叫“鼎祚”。如果国运兴隆国祚昌泰，就叫“鼎盛”；如果三方并峙势均力敌，就叫“鼎立”。倘若不懂中国文化中政治与饮食的关系，就无论如何不会明白，一口卤牛肉的铜锅竟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