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铸的那九只鼎，当然不会是什么烧饭锅，而是权柄和神器，兼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意义，而且多半是祭祀时用的。祭祀的时候为什么要有鼎呢?因为所谓“祭祀”，说白了也就是请客吃饭，只不过那些请来吃饭的“客”，是天神、地祗和人鬼(去世的祖先)。祭这个字，下面是一个“示”，上面是“一只手拿着一块肉”。所以，祭，就是用手拿着肉给神看，——我们请您老人家吃肉了，您老人家也得表示表示吧?

    祭祀既然是请客吃饭，那么，有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这两样东西，一是酒，二是肉。请神喝酒，倒不因为“男人不醉，不给小费；女人不醉，不给机会”，或者是希望神们喝醉了以后，便会稀里糊涂地给咱们批一大堆幸福，主要是因为酒有香味。神是虚无缥缈没有踪影的，大约也是一种“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同样是“气”的酒来敬神，就显得礼貌客气，也比较好通声气。

    酒客气，肉实在。只有酒，没有肉，就不好意思。所以肉也是少不得的。祭祀的动物叫“牺牲”。牺就是“色纯”，牲就是“体全”。牺牲主要有马、牛、羊、豕、犬、鸡，一共六种，叫“六牲”。去掉马，叫“五牲”。再去掉犬和鸡，就叫“三牲”，也叫“太牢”。不过，不必牛、羊、豕齐全，只用一牛，也可以叫“太牢”，也叫“特牛”。太牢去掉牛，叫“少牢”。同样的，不必豕、羊齐全，只用一羊，也可以叫“少牢”，也叫“特羊”。可见六牲之中，最重要的是牛与羊。因为牛重要，所以牺、牲、牢、特这几个字，皆从牛。不过牛毕竟是庞大少见之物，所以又规定非天子、诸侯或隆重祭奠而不可擅用。最常见的，也就还是羊。

    羊是一种重要的祭品。依照周礼，每月初一，诸侯们都必须杀一只活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了。诸侯们在朔日既不祭庙，又不临朝，只不过照例杀一只活羊来“虚应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认为内容既失，形式也不必徒有，主张不如干脆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然而孑L子却不能同意。在孔子看来，有那么一只半只羊在那里支撑门面，也就还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礼”在。要是连这只羊也公然取消，可就一点儿“礼”也没有了。

    事实上，不但中国的鬼神爱吃羊肉，外国的上帝也爱吃羊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替罪羔羊”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天，上帝耶和华(或真主安拉)昭示其忠实信徒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要他将幼子以撒(或易司马仪)宰杀献祭。当那愚忠的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真的将亲子带上神山并举起屠刀时，上帝(或真主)却用一只同样无辜的羔羊代替了那无辜的孩子。可怜羊又何罪之有，而当受此一刀?难道不正因为那肥美鲜嫩的小羊羔太好吃了吗?

    神的爱好其实不过是人的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羊肉确实好吃。如果把羊和鱼放在一起烹煮，就更好了，因为那就是“鲜”。没有鱼也不要紧，单单羊肉也是美味。这美味就叫做“羞”。“羞”是一个羊字加一个“丑”字。丑，按许慎的说法，是“象手之形”；按郭沫若的说法，则是“象爪之形”。所以“羞”的本义是“进献”。但解释为进献“手抓羊肉”，大概也不会错。手抓羊肉也是一道名菜，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仍以此肴款待贵宾，可以推想当年也是我们祖先喜爱的美食。

    烹制羊肉最便当也最原始的办法，大约是把羊架在大火上烧烤。直到现在，它也是一道名菜——“烤全羊”。写成汉字，就是“美”。这个字，有两义，其一为“美”，其二为“羔”。当年徐灏注《说文》，就曾怀疑“羔”的本义是“羊炙”。炙这个字，是火上一块肉，也就是烧烤。徐灏说：“小羊味美，为炙尤宜，因之羊子谓之羔。”这是有道理的。

    羊羔除架在火上烧烤外，还可以切碎了放进“鬲”中文火慢熬。这样做成的美味佳肴就叫“羹”。如果不放盐梅，原汁原汤，就叫“太羹”。羹字的又一写法，是一个“羔”字加一个“鬲”字，即把羊羔放进鬲中去煮。鬲(li)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有陶制和金属制两种，圆口，三足，足中空而曲且肥大。这种足叫“袋形足”，里面能盛食物，受热面积大，受热均匀，所以能做味道很鲜美的羹。不但羊肉，其他肉类(包括鸟、鱼)也能做羹。甚至水果、蔬菜、豆类所做，只要汤浓，也叫羹，如曹植《七步诗》所云“豆在釜中泣”，做的就是“豆羹”。不过究本清源，大约还应以羊羔所制而最为正宗。

    羊肉如此可吃、好吃，当然也就有资格有理由成为奉献给上帝、神祗和祖宗们的祭品，成为请神吃饭宴席上的一道主菜。

    羊的功德还不止于此。

    羊肉可食，羊皮则可衣。衣着、穿着、着装之“着”，就是一“羊”一“目”，即可供观看之羊，大约就是羊皮大衣。羊皮做大衣是很合适的。不但穿在身上暖和，而且往地下一铺，就成了毯子，因此无论贵贱贤愚都不妨一穿，只不过贫贱者穿老羊皮，富贵者穿名贵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其价值甚至高于貂皮)。也可以把羊毛剪下来织毛衣，没毛的羊皮则可以用来做船。民谣有云：“甘肃省，武威县，羊皮筏子当军舰。”当然这是特例，更多的情况还是羊皮做衣羊肉做菜。这真是妙不可言。

    一道“手抓羊肉”(羞)，一件“羊皮大衣”(着)，便概括了饮食服饰两件大事。善哉羊也，真乃我之衣食父母!

    不过，我们的先民对这位衣食父母，似乎并不礼貌有加，反倒时时打它的主意，要把它捉来杀掉。这也怪不得咱们。那时肚子实在太饿，吃口肉又实在太难。你想那个年代是谁的天下?满世界的凶禽猛兽，猛犸象呀，剑齿虎呀，目中无人横行霸道，不被它们吃了就是好事，还敢打它们的主意?其他体大肉多的动物也不是没有，野牛啦，野猪啦，大狗熊啦，梅花鹿啦，可就凭咱们那两下子，你逮得住?顶多也就是逮个兔子，抓个老鼠，捕只鸟，钓条鱼，再弄点贝类螃蟹什么的。可那么一丁点肉，解馋都不够，更不用说让一大家子人维持温饱奔小康了。

    幸亏有羊。羊这东西，跑又跑不快，打又打不赢，体又大，肉又多，捕杀起来非常方便，还成群集队的，简直天生就是上帝赐给的美味佳肴。恩格斯早就说过，肉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而羊肉则很可能是我们先民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羊言为善，羊人为美，羊我为羲，示羊为祥。其实，“吉祥”二字，原本就写作“吉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干脆说，羊，就是祥。

    羊之所以为“祥”，其功德恐怕首先在于可吃和好吃。因为有了羊就有饭吃，当然“吉祥”；没有羊就要饿肚子，当然“不祥”。反正吉祥不吉祥，就看抓不抓得住羊。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很简单：抓不住就骗。羊的智商大约是比较低的，又喜欢随大流，盲从。只要你装成它的样子，它也不辨个真假，就傻乎乎地跟着你走。于是先民们便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将其一举捕获或诱入某地。这就是最早的“着羊之装”。所以，至今我们还把伪装称之为“佯装”，把假装攻击称之为“佯攻”。佯装就是“装羊”，现代汉语演化为装洋、装样、装洋蒜；而那些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的猎人，也就是最早的“羊人”。

    由此可见，“羊人”本是“佯装”，是一种狩猎技术。当这种技术获得成功并屡试不爽时，原始先民们便连自己也迷惑起来，以为羊皮羊角与真羊之间真有什么联系。而我们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羊肉可吃，则是我们身披羊皮头戴羊角之故。于是，他们便把“佯装”、“装羊”的行为固定化、规范化和程式化，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而成为“仪式”。这样一来，“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佯装”也就变成了某些人——巫师和祭司的专利和职业。

    巫师和祭司们的任务，是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施行巫法，或敬神、媚神、贿神，以企求上苍多赐羊肉给我们吃。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故于文字上，不能写作“亻”(侧身而立之人)，而应写作“大”(正面而立之人)。他们作为“羊人”，也不能写作“佯”，而应写作“美”。其之所以“美”，并非面目姣好(其实狞厉可怖)，而因为他能使我们多吃羊肉。顺便说一句，“多”是两块肉加在一起。吃一块肉，又加一块肉，便是“多”。正是为了“多”，先民才需要“美”的“羊人”。如果羊肉不美，佯装何益?如果羊儿不肥，冠羊何为?只因“羊人”能使我“多”，故在他人看来就是“美”。对他自己而言，冠羊则是“仪”。仪之本字为“羲”，即一个“羊”字加一个“我”字。冠羊之事，在人(他人)为美，在我(自己)为仪(儀)。而这“仪”又是一种义务，因此也是“义”。

    这位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巫师或祭司，是在人神之间进行种种交易的“经纪人”。他的任务之一，便是“代神立言”。神祗之言当然都是吉祥的，或被希望为吉祥的。吉言也就是“羊言”，即“善”(善言)。善的字形，原本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两个“言”字。许慎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羲、美同意。”当然和羲、美同意的。因为它原本就是“羊人”所说之“吉言”啊!

    于是，羊，不起眼的羊，默默奉献的羊，被捕捉宰割的羊，被“食其肉、寝其皮”的羊，就这样地既被人推上了祭坛，又被人推上了神坛。

    这一点都不神圣，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远古时代，伟大的神圣的，往往就是可吃的和被吃的。因为被吃，所以理应受到回报(祭祀)。同理，但凡被请来吃的，神也好，人也好，也往往同时要“被吃”，——或者曾经吃过，或者预备要吃。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也不能白吃。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则很可能还要报之以生命。

    比如韩信。

    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韩信少时家贫，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在床上就吃光了。韩信再来时，当然没有吃的，一怒之下，便跑到河边去钓鱼。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漂母)见他饥饿，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天天如此，直到漂絮工作结束。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衣锦还乡时，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便不肯背叛刘邦。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一饭之恩，竟大如此。

    其实，不仅韩信，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的确，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提供食物，即赋予生命。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

    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给吃的，先是吃奶，后是吃饭。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母亲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最值得崇敬和感激。实际上，娘亲娘亲，不亲在生，而亲在养。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哪里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也不会有什么“血缘”之类的观念。那他怎么认识妈妈的呢?还不是吃奶时认下的。如果他的生母并不喂奶，就很可能和奶妈更亲。甚至“贵为天子”(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也如此。中国民间许多地方都把母亲的乳房叫做“妈妈”，把吃奶叫做“吃妈妈”。这就等于说，母亲就是乳汁，就是哺育者。所以，但凡对我们有哺育之恩的，也就同时具有母亲的性质，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母亲，如乳母、养母。再广义一点，如母校、母亲河。总之，有奶便是娘。

    有奶便是娘，这话似乎不中听，却很实在。因为给我们吃的，就是给我们生命。这又显然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所以母亲就是天，就是神。事实上世界各民族最早创造出来的神，差不多都是母亲神。欧洲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些母亲神的偶像都有着隆起的肚皮(意味生育)和硕大的乳房(意味哺育)。红山文化遗址甚至还出土了一大批乳房。这么多这么大的乳房，当然不是为了表示性感，而是为了吃。或者说，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和维持生命。这是不能不感恩戴德的。谁要是不感激，那就是没良心。不但要受谴责，而且要遭报应，也许再也没有吃的。

    于是，乳房们和有着硕大的乳房的女人们，就这样走上了神坛。这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反过来也一样，伟大神圣的，也一定是可吃的。国家是伟大神圣的(同时又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是可“吃”(吃皇粮)的，而且吃起来丝毫用不着“不好意思”。上帝和神也是伟大神圣的，所以也是可“吃”的。古埃及人吃神王奥西利斯身上长出的麦芽，基督徒则吃象征着耶稣血肉的葡萄酒和面饼。这一圣餐仪式表达的大概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只有那些给了我们食物的，才真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或者说，谁给我们吃的，我们就把谁看作天、看作神、看作上帝。

    但这还不是母亲的全部文化意义。

    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

    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血缘，才最亲密、最稳定和最靠得住。谁都知道“是亲三分向”，血总是要浓于水，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这样，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拜把子啦，认干亲啦，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比如父母官、子弟兵、父老乡亲、兄弟单位等，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血缘关系中，最亲的是母子。中国传统礼教虽然规定父亲的地位最高，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爱的却是母亲。从“慈母手中线”，到“妈妈的吻”，最美的赞歌总是献给母亲；从“孟母择邻”到“岳母刺字”，子女的成长也总是归功于母亲。就连认干亲，中国人也习惯于认“干妈”，而不是认“教父”。反正“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没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呢?没有。歌颂父亲的文学名作好像只有朱自清先生的，但那父亲却怎么看怎么像母亲。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几乎都是以母亲为中心。比如自己的家叫“娘家”，丈夫的家叫“婆家”。“娘家”不能叫做“爹家”，“婆家”也不能叫做“公家”，反正没当爹的什么事。虽然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但一个人如果当真没家教，也只会被骂作“没娘养的”。事实上，中国的母亲也确实了不起。她不但管吃管穿管教育，还管救命。中国的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惹了事，闯了祸，小命难保了，要讨饶，便会搬出老娘救驾，道是：“家中还有七旬老母”，往往也能奏效，如中李逵之放过李鬼。因为爱母之心，人皆有之，不看爹面看娘面，只好放他一马，以免让那老娘伤心。

    比母亲次一点的，则是兄弟。兄弟也很亲。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兄弟是手和脚的关系(手足)。尽管说“亲兄弟明算账”，祸起萧墙的事也时有发生，兄弟仍被认为是同辈男子问之最亲密者(女性则为姐妹)。所以，一个人要想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最便当的办法就是称兄道弟。中国社会各阶层，称谓各不相同，如官场称“大人”，商界称“老板”，儒林称“先生”，江湖称“大侠”，唯独“兄弟”，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人都可以用来称呼自己的朋友，或称呼自己，甚至用来称呼各自所属的群体，比如“兄弟单位”。就连初通汉语的老外都知道一见面就叫一声：嗨，哥们!

    再次就是乡亲了。乡亲乡亲，老乡也是很亲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个中国人，如果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所能依靠的，往往是老乡；伸出救援之手的，也往往是老乡。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同乡会”一类的民间组织。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还有专门的“会馆”，专一为老乡们提供保护和支援。中国大陆一些单位甚至还有这样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是因为要帮老乡的忙，而且错误又不太大(比如开后门)，便多半能得到谅解。因为人人都有老乡，都要给老乡开点方便之门，否则便没法做人。老乡，可以说是非血缘关系中最亲的一种。

    那么，母子、兄弟、乡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说得白了，就是“吃”的关系。母子关系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母这个字，《说文》谓“像乳子也”，也就是“喂奶的人”；《仓颉》篇云：“其中有两点者，像人乳形”，也就是“有奶的人”。无论甲骨文，金文，都无不是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女人形象。这可真是“有奶便是娘”了。

    其实喂奶一事看似寻常，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婴儿无奶便不能存活，也不能成长，可以说是“命之所系”；而母亲哺育儿女，则是直接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下一代，可以说是“命之所付”。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理应得到回报；而赡养老母，也就天经地义，否则便禽兽不如。所以，当一个人提出“家中尚有七旬老母”时，也就只好饶他一条狗命。不放了他，连自己都不是人了，行吗?

    甚至第二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兄弟姐妹，也是靠母亲的哺乳建立起来的。什么是兄弟?说穿了，就是同吃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两个人，无论是否一娘所生，只要同吃一母之乳，便是兄弟(如奶兄弟)。再广义一点，只要有着同一物质食粮或精神食粮之来源者，比如同一老师或师父教出来的学生或徒弟，也是兄弟(如师兄弟)。显然，这里便隐含着一个文化学的原理：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可以看作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食物是生命之源，而最早的食物是乳汁。乳汁既然是生命之所系，其他食物当然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的人是兄弟，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当然也是。

    乡亲便正是因为吃同一种食物而亲的。所谓乡亲，就是“喝同一条河水”的人，或“吃同一口井水”的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人为什么亲呢?秘密就在于那家乡水。那河，是母亲河；那水，是母亲的乳汁。我们赞美长江、黄河，不就是说“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吗?

    事实上，水也是生命之源。科学研究证明，水较之食物，更为生命所需；考古学也证明，原始人类几乎大都伴水而居。“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既然共饮一水，则生命之源相同，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感情。所以，同乡之间，即便并无血缘，也有亲缘，故谓之“乡亲”；而离开自己的家乡，则叫做“离乡背井”。井，是被看作生命源头的；乡，则是生命源头之所在。

    其实，“乡”这个字，本义就是共餐、共食。乡字繁体写作“绑”，与“飨”是同一个字。它的甲骨文字形，是当中一个盛放食物的簋(饭桶)，一边一个跪坐的人，共同面对当中那只饭桶。整个字形，便表示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的情况。在远古，能如此共食者，八成是亲人。不同家庭，也同家族；不同家族，也同氏族。后来，范围扩大了。凡共食一簋者，即为“乡”。当然，在古代，能共食者，一般也都相距不远，来往很方便的，故能相邻、相亲、相友相助、相保相宾。所以杨宽先生说：“乡邑的‘乡’不仅由于‘相亲’，实是取义于‘共食’。”因此“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古史新探》)。

    这下子我们清楚了：母子是“吃与被吃”(食)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或者说，兄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乡亲则是吃同一口井的水长大的人。所以，只要是“同吃一锅饭”的人，比如部队里的战友，单位上的同事，就多多少少有些兄弟情分。道理也很简单：食物是生命之源。吃了同一种食物，也就有了同一种生命之源，能不是兄弟不是哥们吗?

    显然，兄弟也好，乡亲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人神关系也好，都是“食与共食”的关系。同理，真血缘关系也好，假血缘关系也好，准血缘关系也好，类血缘关系也好，也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吃同一食物”。也就是说，任何人，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相识，或真有血缘，一旦在一起吃了同一种食物，就会被视为有着同一生命来源，因而有可能成为“自己人”，被看作“兄弟”。直到现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仍有这样的习俗：无论是谁，只要与贝都因人一起进餐，哪怕只吃一口食物或喝一口牛奶，就不必害怕被视为敌人了。

    可以作为反证的一个事实，是在许多民族中都有这样的习俗：复仇者绝不和自己的仇敌共食。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因为一旦共食，便成了“哥们”，则下一步的复仇，岂非“手足相残”，又如何下得了手?当然，一对敌人或两个敌对集团如果要“讲和”，则最好的办法亦莫过于在一起大吃一顿。只要对方端起了你的酒杯，八成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酒杯一端，即成“兄弟”。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还有什么仇怨不可消除的呢?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心理：如果你能大吃他们的手抓羊肉，痛饮他们的杂粮米酒，则几乎立即就会视你为知心朋友，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和最亲切的招待。相反，如果文质彬彬，浅尝辄止，甚或自带干粮，便会被视为极不友好的表示，也就必定会受到冷遇，甚至敌视。可以说，亲与疏，敌与友，竟全在于共食与否。

    甚至真正的兄弟，如果长期不共食，关系也可能疏远。所以，在中国，分出去的儿子，嫁出去的女儿，总会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共食。这个家之所以称为“娘家”而非“爹家”，就因为它是以食物的主要提供者——母亲为中心的。这时，母亲便会为子女们准备和制作他们爱吃的饭菜，并笑眯眯乐呵呵地看着他们吃下去。这实际上是在重申母亲的角色——“食物或日生命之源的提供者”。同样的，兄弟姐妹们也在重申自己的角色——“吃同一母亲的奶长大的孩子”。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总是亲自下厨，至少也要亲自安排、主持、指挥。在这种家宴上，如果邀请某一外人共食，则是很高的待遇，也是很不见外的表示。这个外人，便被视为“家里人”，视为“兄弟”，成为这家人的“铁哥儿们”。

    所以，家宴，便历来是中国诸多宴会中最重要也最具真情的一种。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的那一次家宴，几乎无论在哪一个家庭，都是一件大事。这时，分散在各地的家人，都要千方百计赶回去吃“团圆饭”，弄得我国的交通每到春节前后便格外繁忙。政府必须全力以赴，来安排处理“春运”事宜，以保证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

    说起来，所谓“年夜”，也不过就是一个夜晚罢了；而只要能团圆，又何必拘泥于哪一天?但这一回的家宴就是特别重要，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前一年已然存在的血缘关系，是肯定和确认；对后一年将要延续的血缘关系，则是预约和重申。不难想像，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一家人团团围定一张圆桌，举筷共食，举杯共饮，亲亲热热地吃上一顿好饭，那真是其情也切切，其乐也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