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是中国人的宝贝。

    面子几乎主宰着中国人的一切。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处理和维系；社会生活，也要靠面子来决定和操作。就说请客吃饭。什么人该请，什么人不该请；什么人该“再三敦请”，什么人不过随口说说，都一律取决于面子。请来以后，什么人该先入席，什么人该后入席；什么人该坐在首席，什么人只能“打横作陪”，甚至站在旁边，也一律取决于面子。被有面子的人请去吃饭固然是有面子，能把有面子的人请来吃饭也同样是有面子。请客的人，为了给客人面子，明明是杯盘交错，水陆杂陈，也得说“没什么菜”。被请的人，明明是口味不适，胃口不佳，但为了给主人面子，也得连说好吃，作大快朵颐状。当然，在这里，掌握“分寸”是极为重要的。——吃得太少，似乎怪罪主人招待不周，是不给主人面子；吃得太多，狼吞虎咽，又显得自己没教养，或没见过“世面”。总之，一应行动，均应以面子的得失为取舍，由面子来操纵和指挥。

    甚至有时吃饭直接就是吃面子。比方说，吃公家的东西不掏钱，是有面子；吃别人吃不到的东西，也是有面子。有些地方招待外宾，总是要特地弄些明令禁食的“山珍海味”(如娃娃鱼)来，还要特别声明这是“国家某级保护动物”，弄得老外们莫名惊诧，不懂主人们为什么要拉了他们一起来“违法乱纪”。但如果招待的是“内宾”，则多半会“领情”。有的人，还会以此作为回去吹嘘的资本。相反，如果被请之人面子很大，却又未享受到应有的待遇，比方说，没有坐在上席，或没有等他，没有请他吃最好的东西，或没有让他先动筷子，那麻烦就大了。即便不当面翻脸，也会怀恨在心，找机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穿衣也一样。衣服穿在身体的表面，当然是“面子”，也是“体面”。一个人，如果穿着不得体，是很没面子、很不体面的。在中国，只要稍微“体面”一点的场所，都会挂出告示：“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然而，当真不敢公然人内者，却未必都是衣冠“不整”，而往往是穿着“寒酸”之故。为此，一个人，只要不是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一般总有一两件所谓“出客”的行头，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体面”的场所，赶饭局，赴酒宴，在旅游景点照相。甚至有的人为“体面”故，还会找阔绰一点的朋友，借一套名牌裹在身上，人模狗样的，大步地在街上走。

    所以，中国人的服饰之道，就可以总结为三句话：重人前而轻人后，重外衣而轻内衣，重礼服而轻便服。上海人有句俗话，叫“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因为反正家里什么也没有，一把火烧光，亦无足可惜。全部的家当和体面，却在一条裤子上。倘若一跤摔下去，弄脏弄破，那就面子丢光，“没脸见人”了。一

    没脸见人又怎么样呢?轻一点的会“吃不开”，重一点则要“掉脑袋”。比如项羽，历来百战百胜的，但最后一仗惨败，这就面子丢光，连家也回不得了。他自己的说法，是“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所谓“何面目见之”，也就是“拿什么脸面去见人”。古人要面子很实在，不像今人脸皮厚，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不好意思”便罢了，所以项羽终于自杀。这虽然是“死路一条”，但“死路”好歹也是一条“路”。你看，项羽一自杀，就有很多人来说他是英雄，为他唱赞歌，打抱不平；他又留下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成语典故，也算是对历史文化有所贡献，可以名垂千古的。反正，项羽的面子总算是争回来了，虽然是在死后。

    相比之下，祥林嫂就惨得多。祥林嫂一女而事二夫，这在鲁四老爷之流看来，是极丢脸面的事。虽然也曾以死相争，但终究没有死成。不但“从”了，还和第二个男人生了个儿子。这就非但不能挽回面子，反倒有“假正经”嫌疑。南是之故，鲁四老爷便不许她参与祝福的筹备工作。这简直类似于开除她的“人籍”。大约祥林嫂自己也觉得“心虚”，便用血汗钱去捐了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却仍不能“起死回生”。然而，别人丢了面子，还有“死路一条”，祥林嫂却连这条路也不能走——到了阴间，要被阎王爷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活也不能活，死也不能死，那才叫“走投无路”呐!

    可见，丧失面子，有时会比丧失性命还要可怕。失身的少女，落榜的少年，被俘的战士，还有其他那些“丢了面子”的人，往往会竟至于“寻短见”，道理也就在这里。

    所以，中国人会“死要面子”。

    所谓“死要面子”，就是说，为了面子而去死，或让别人去死，或死了以后还要争面子。为了面子去死，已有项羽为例；死了以后还要争面子，则可以举楚成王为证。说起来，这位楚成王，其实并不怎么样。正因为不怎么样，所以他不是死在别人手上，而是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上。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他的儿子商臣(即后来的穆王)带了兵来逼官，而且一点情面也不讲，竟不肯让他老爸吃了熊掌以后再死。成王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去吊死。但是，吊死以后，却不肯闭眼睛，因为拿不准那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谥号。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等人死了以后，获得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它是对死者的总体评价，也是死者最后的面子，非争不可。起先议定的谥号是“灵”。这是“恶谥”：“乱而不损日灵”。成王一听，便不肯闭眼睛。子孙们见他“死不瞑目”，没法子，只好改谥为“成”。这是“美谥”：“安民立政日成”。成王这才满意地把眼睛闭上。

    还有为了面子让别人去死的。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楚人献给郑灵公一只特大的鳖(即王八)。灵公用他来宴请群臣，却唯独不让子公吃。原来，上朝的时候，子公的食指忽然自己动了起来。子公便对别的大夫说，我的食指一动，就有好东西吃。这话灵公也听见了。所以他不让子公吃那王八，便显然是故意不给子公面子。子公为了挽回面子，竟然径自走到烹鳖的鼎前，“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子公的“染指”虽然给自己争回了面子，却大大地扫了灵公的面子。君臣双方既然都不给对方面子，那就只有“翻脸”，——也就是把面子给“翻转”过来。翻脸的结果，是双方都要置对方于死地，只不过子公抢先了一步，让灵公再也吃不成王八。而且，这位老兄死了以后，还得了一个“灵”的“恶谥”，比起那位临死之前求吃熊掌而不得的成王来，可就惨得多了。

    中国人为什么死要面子?就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比方说，君臣关系中的君或臣，父子关系巾的父或子等等。不是单独的个人，也就没有独立的价值。君只有在臣的面前才是君，父只有在子的面前才是父。一个人，一旦真的成了“孤家寡人”，那他就什么也不是(正因为此，孤家寡人才成了帝王的谦称)。这样，君也好，臣也好，父也好，子也好，甭管什么人，都必须有和自己“相对”的“对象”，也必须能够时时“面对”他人。不能面对，就失去了“关系”，也就“不是人”。

    这就要有“面子”。

    实际上，要面子，正是为了面对他人。如果自己没面子，或伤了别人的面子，就无法“面对”，只会“错过”。错是“错开”，过是“过去”，都是“不能面对”的意思，简称“不对”。然而，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又是成双成对的(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应该“面对”而居然“不对”，当然不仅是“错过”，而且是“过错”了。所以，中国人便用“过错”来表‘示过失与错误，用“不对”来表示“不正确”。过失是“因过而失”，错误则是“因错而误”。误掉了什么?失去了什么?非他，“面对”而已。

    其实，正确不正确，与“对不对”的，原本没什么关系。两个人“对”上了，不一定正确；不对，也不一定就不正确。但是，依照群体意识的原则，人与人之间只能“对”，不能“不对”。结果，“不对”便成了“不正确”的同义语。

    于是，当一个中国人同意另一个人的意见和观点时，他就会说：“对!”也就是表示心心相印，可以面对的意思。这自然是大家都有面子的事。如果要表示不同意见，则轻易不能直统统地说“不对”，而要先说“对对对”，然后再在“不过”后面做文章。意见不同，就是“不对”。不是“错”，就是“过”，怎么是“不过”呢?这无非表示，你我是兄弟，是同志，一直就很“对”，没有谁存心和你“过不去”。现在虽然要表示一点不同意见，但在感情上、心理上、立场上、关系上，还是“对”的。为了不致引起误会，就得先打个招呼，声明自己的本心是“不过”，而非“不对”。如果不打招呼，直统统的就说“不对”，便等于说不想和对方“面对”，或认为对方不够资格“面对”自己，那就无异于翻脸了。因此，尽管那些和对方不同的观点意见终归还是要说出来，但，是先说“不过”，还是先说“不对”，引起的心理反应却大不一样。

    不过，话是这么说，事情却未必有那么好。群体意识虽然在理论上规定了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对”，不能“不对”，然而在事实上“不对”的事情却时有发生。这时，如果其中一方确有“过错”，或认为是自己“不对”，或虽然并无“不对”却又不敢得罪对方，便应该说“对不起”。所谓“对不起”，就是说，不是我不想“对”，而是因为您老人家面子太大，我自己面子又太小，想“对”也“对不起”。

    同样，如果对方接受道歉，便会说“没关系”。这意思是说，你我原本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谈得上“对得起”还是“对不起’’?也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这就等于委婉地否定了对方的“过错”。对方既无“过错”，双方又已“对话”，则两个人又重新“面对面”了。两个人只要面对面，就有关系，也就要照顾到对方的面子。因为对方对方，即面对之方，岂能不讲情面?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多半是背后搞鬼；而一到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时，领导者也往往要采取“背靠背”的方式来进行。“背靠背”才真是“没关系”，可以放心地揭发批判他人，而不必顾忌会“对不起”。

    显然，“对不起”的前提是“对得起”，至少是很想“对”，只因为不小心伤了对方的面子，弄得“不对”了，便只好赶紧把自己的面子也损伤一点，以便能够重新“面对”。如果两个人面子的大小本来就差得远，那就连说“对不起”的资格也没有，只能低眉垂目，作不敢仰视状，如臣下对皇上、小民对长官、奴才对主子，都如此。如果后者居然胆敢“面对”前者，便是“大不敬”，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不对”。所以臣下称皇上为“陛下”，意思是自己的眼睛只敢看着丹陛之下，不敢“面对”，因为面子尺寸悬殊太大，根本就“对不起”。尽管臣下朝见皇上，也叫面君、面圣、面奏、面谏，但其实是根本不能“面对面”的。无论君臣谁是谁非，只要皇上不同意臣下的意见，就可以随便治臣下的罪。因为臣下还没有开口，就先已经“对不起”了，哪里还有平等对话、正常讨论可言?

    因此有“俯首称臣”的说法。俯首，也就是不敢面对。同样，称王子、公主为“殿下”，称大臣为“阁下”，称朋友为“足下”，也是如此，意即只能遥望对方的宫殿之下或台阁之下，或只能看着对方的脚下，都是低眉垂目，不敢正视的意思。不过，“阁下”、“足下”云云，后来已成为谦辞、敬语，并非真的“对不起”。正如自称“鄙人”、“犬子”，都当不得真。中国人说话，但凡涉及到面子，就讲不得“实事求是”。比如里写到张乡绅来拜望新中举的范进，说是世先生这“华居”，“其实住不得”。这就看不懂了：既然是“华居”，为何便“住不得”?可见“华居”云云，是靠不住的；“其实住不得”，才是真话。同理，当别人称自己的儿子是“犬子”时，也千万别以为真是“狗娃子”。里面讲，孙权向关羽提出两家联姻，没想到姓关的一点面子也不讲，竟断然拒绝说“虎女”岂能嫁给“犬子”。口气倒是大得很，只可惜后来还是败走了麦城。

    面子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没有面子，就无法“面对”。你不给别人面子，别人就会“对不起”；自己没有面子，别人就会“看不起”。“看不起”和“对不起”，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对不起”是谦辞，本质上还是“对得起”：至少是希望可以“面对”。“看不起”却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哪里还有什么“对不对”可言?

    所以，一个人，尤其是先前曾经被人“看不起”的，一旦有了“脸面”，便会迫不及待地想要人“看”。当年，项羽灭了秦王朝时，尽管天下未定，强敌在前，还是心急火燎地要回老家去，道是富贵而不还乡，岂非穿着漂亮衣服在夜里行走(衣锦夜行)?这也是人之常情。就连阿Q，进城做贼小小地“发”了一下，也要在未庄的酒店里“摆阔”，掏出钱来，“满把都是铜的银的”。难怪曹操要派雍州人张既出任雍州制史，唐高祖李渊也要拜秦州人姜谟为秦州刺史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衣锦还乡，古人所尚，现在让你回老家当官，算是穿上漂亮衣服在大白天行走了吧?

    不过，这种要面子的办法，也未必高明。因为说不定老家的乡亲中会冒出一个愣头青来，当街喝道：这不是俺村上的红头阿三吗?他八岁时还尿炕呢!这就会大煞风景。更何况，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器晚成，真正有面子的人，并用不着“摆谱”。相反，只有唯恐别人“看不起”的，才会架子端得十足，到处耀武扬威。所以，项羽军巾有人听了楚霸王那番高论以后，便讥笑说他是“沐猴而冠”。是啊，你看现如今那些牛逼哄哄的家伙们，是不是有一种大猕猴戴高帽子的感觉?

    然而，“沐猴而冠”也好，“衣锦昼行”也好，都不过是方法问题，水平问题，原则却只有一个：每个人都要有面子。无论你贵为天子，或贱若草民，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