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二月初八日，京师、北直隶一带大风霾，五色遞变，阖室照之赤如血，崇祯皇帝大惊，疑山西或有巨变，遂召廷臣于中极殿，并及陈演，户兵部科。

    初九，噩耗终于传来：太原沦陷！

    稍微懂点地理、军事的人都知道太原失守意味着什么：向北可以直逼忻州、大同、宣府，兵临京城；向东可以攻取平定州，继而拿下固关，即可直插畿南，再攻下真定，则京师的皇帝、百官们一个也别想跑！

    这更意味着山右全省皆坏，贼军可以向北长驱直入，京师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宣、大两镇！

    留给大明君臣继续扯皮、作死的时间不多了！

    惊闻噩耗的崇祯皇帝慌忙火急地命太监传话，召集六部、督察院、六科和翰林院群臣举行紧急朝会，一起议事献策。

    前不久，就有吏科给事中吴麟征提出尽弃关外并撤辽师回防京师，现在，闯贼连太原都攻下了，京师危在旦夕，大明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有点危机感的官员都知道孰轻孰重。

    在京畿附近的蓟辽总督（节制顺天、辽东二抚，蓟州、昌平、辽东三镇）王永吉和顺天巡抚杨鹗管辖重要军镇、关隘，比京师更早得知这一消息。

    王永吉拉着杨鹗的手臂叹道：“上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

    “计莫若撤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三桂之兵入卫京师。”

    “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

    杨鹗回道：“善。”

    于是二人相约一起上奏朝廷：“请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选士卒西行遏寇，即京师警，旦夕可援”，并写成奏疏命人紧急呈至御前。

    崇祯皇帝看后深以为然，他早就想撤关外之兵保卫京师了，奈何陈演、魏藻德等内阁重臣坚决不同意，而且他也不想背负放弃疆土的骂名，所以才一直拖延到今日。

    现在有了当事的边镇督抚上疏支持，崇祯觉得这回应该能说服内阁了，于是他拿着王、杨二人的奏疏，给内阁阁臣观看，问他们意下如何。

    陈演、魏藻德看后愕然而不敢应对，这让崇祯很是失望，命朝臣先行商议后便拂袖而去。

    见皇帝离开，陈演才道：“上有急，故行其计；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奈何？”

    魏藻德也表示：“无故弃地二百里，吾不敢任其咎！”

    吴麟征争辩道：“此何时，而可顾后患冈决？”

    见内阁诸臣皆默然不应，吴麟征心急如焚，复为议数百言，然六科不署名，独疏昌言。

    吴麟征只是一个吏科给事中，他一人哪能代表六科言官？

    六科意见都不能统一，遑论参与朝会的文武百官，于是诸人争论良久，还是未能达成统一意见。

    不得已之下，众臣上疏皇帝，请以三桂之父吴襄入为中府提督，召其询问对策，又将这一难题推给了吴襄。

    吴襄到了之后，崇祯皇帝立即谘以弃地守关策。

    明眼人都能看出此举实乃多此一举，而且简直是天真、幼稚、愚蠢到了极点！

    吴襄是谁？

    他是吴三桂的老爹，是辽西将门利益在京师的代表和传声筒，你问他该不该放弃关外土地、城池，这不是和问猫儿要不要放弃吃鱼偷腥一个结果么？

    吴襄听了崇祯皇帝这话，心念电转，暗暗大骂提出此议之人：这是哪个狗日的想断咱辽西将门的财路啊！

    关外是我们辽西将门的根本之地，若放弃，我们以后还怎么挟关自重而向朝廷、向天下要钱？

    几十万家口都喝西北风去？

    不和建虏鞑子一直僵持着，爷们还怎么发战争财？

    关外可是个聚宝盆，是咱辽西将门养着的吞金兽，如此宝贝怎能说丢就丢？

    建虏鞑子有啥大不了的，咱们和他谈笑风生一家亲。

    辽西将门喜闻乐见的事，你说丢弃，你算老几！？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想断咱辽人的财路，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任何外人想染指咱辽地都不行，即所谓“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管他什么狗屁川军、浙军、白杆军、戚家军，谁来都一律坑死！

    是以吴襄刚听到崇祯的话，瞬间就变得极为激动。

    当然，他不可能说出什么“关外是咱关宁人的地盘”这种混账话！

    这种情况，当然是要以国家民族大义、祖宗之地之类的政治正确来坚决打死的啦！

    于是吴襄大义凛然如义士、烈女一般，毅然决然地疾呼道：“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又道：“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

    “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自然是不愿意让儿子撤回来的，否则还怎么保证他们的利益，我儿子三桂一定得留在关外，关内这不还有我吴襄么，遂对曰：“臣揣贼据秦、晋，未必即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

    “若逆闯自来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

    看吴襄这牛皮吹的真是满天飞啊，崇祯大笑曰：“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脸不红心不跳地表示：“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

    接着又开始贬低关内诸军皆不堪战：“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往时诸将皆无制之兵，见贼辄溃降。”

    “以五千人往，则益贼五千；以一万人往，则益贼一万；遂使贼势愈炽。”

    “今彼屡胜而骄，初未见大敌也。”

    “朱仙镇之左帅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降贼；郏县之秦督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秦人。”

    最后吴襄当然还不忘吹嘘一下他们辽西将门的关宁军，“若以臣子之兵当之，自成擒耳！”

    吴襄的意思很明白：我不是针对你们哪一个，我是说你们关内的军队都是垃圾！

    李自成之流就是乌合之众，要收拾很容易，过去那些将领没有直接统领的士兵，见反贼就溃败、投降，反倒使得贼军越来越壮大。

    闯贼之所以越来越猖獗，是因为还没有遇上像我们关宁军这样强大的对手。

    李自成真正的对手，左良玉勉强算一个，但他的军中很多人以前就是反贼，所以败了；孙传庭也勉强算一个，但他的军中士兵大多都是陕西人，和反贼李自成的兵一样，所以也败了。

    而我儿子吴三桂就不同了，他部下将士差不多都是他的私兵，掌控得非常牢固，李自成要是敢来，我儿子一定能亲手捉拿他！

    崇祯听闻此言，神色渐渐难看起来，问道：“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自觉一时说漏了嘴，急忙顿首曰：“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其实三万人。”

    崇祯又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回道：“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食粗粝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能得其死力。”

    崇祯明白了，吴襄这一通忽悠无非就是说要想他的兵能打，就要出得起价，于是崇祯也不再说其他，直接问道：“需饷几何？”

    吴襄心里暗笑，对曰：“百万。”

    惊得崇祯一个激灵，心里大骂：你他娘的怎不去抢钱呢！

    但吴三桂有兵，现在骂又骂不得，只得无奈道：“何用多饷？”

    吴襄就是不想弃土回撤，这才故意为难崇祯的，见崇祯还追问，索性来几句狠的，绝了他的心思，“百万犹少言之也！”

    “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今舍之入关，给何地屯种？”

    “额饷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补？”

    “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驱以同入，作何道安插？”

    “百万恐不足济，臣何敢妄言！”

    吴襄这些话或有几分似真似假，但总体来说就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基本上还真就是“妄言”。

    不说别的，单说“关外有六百万生灵”，傻子都知道他在放屁！

    在这个时代，从山海关起往北，不算朝鲜，一直到北极，包括满洲人、布里亚特蒙古人乃至整个西伯利亚，都不可能有六百万人！

    辽东本来的确是块好地方，从汉朝开始就一直是汉地，其后虽有波折，曾为辽金等族所据，但发展到明朝中期，汉人人口还是很可观的，或有二三百万人亦未可知。

    但至虏酋努尔哈赤起家，就大肆屠戮辽东汉民，之后沈阳、辽阳等重城也为女真人占据。

    在努尔哈赤时代，因其并未有入主中原的意识和野心，是以绝不可能对汉民有什么怀柔、笼络之心。

    加之此人极其野蛮残暴，所以彼时之汉民大多被残杀，不愿被杀被奴役的汉民或逃回关内或逃至朝鲜，辽东人口锐减，汉民十不存一。

    到了皇太极时代，皇太极此人有些追求，虽不敢说窃据中华，但也有了在辽东一带立一国，当个域外皇帝的野心，譬如唐时之高句丽、渤海，宋时之辽、金，建元立国自然不能没有人口，所以此时辽东汉民以被掳掠为奴隶为主。

    然而经过他爹十数年如一日的祸害，辽东哪还有多少汉民，是以之后的奴隶也大多是其入塞中原打草谷掳掠而来的，但短时间内又岂能掳掠多少人？

    而关外仅剩的宁远、前屯等城以及先前皮岛总兵毛文龙收留的辽东难民，加起来也不过数十万而已。

    如今毛文龙早已被“五年平辽袁督师”所杀，后又几经动乱，终在崇祯十年，丙子胡乱，皇太极侵入朝鲜并迫使其臣服，继而联合朝鲜攻陷了皮岛，都督沈世魁以下明朝军民数万人死难。

    皮岛上仅遗留百余名汉人，后归朝鲜，而皮岛亦不复存在。

    关外寥寥几座城池，何来六百万之众？撑死不过二十万，现在开始撤回，尚来得及，安插在京畿附近亦非难事，说来说去，吴襄就是不愿意其撤回罢了。

    崇祯自然是明白的，可又拿吴家父子没什么办法，泫然欲泣，可怜巴巴道：“卿言是，内库止七万金，金银什物二、三十万耳！”

    于是崇祯下捐助令，命在京文武百官捐银助饷，群臣大哗，纷纷道：“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官与官之间更是天差地别，我是清官，无钱可捐！”

    这事自然又不了了之。

    一策不行，崇祯皇帝又生一策，暗示群臣再议南迁，然而争吵了好一阵子，这事仍旧是没个定论。

    就结果而论之，太原之陷对朝廷有何影响？

    细究一下，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影响！

    因为面对如此巨变，朝廷除了发下几道谕令给宣大等边镇及督师李建泰，让他们严阵以待、剿灭闯贼以外，其实完全没有做出什么要紧的应对之策。

    从皇帝到百官，吵也吵了，骂也骂了，可就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什么决定也没下！

    南迁和弃关外保京师这两件关系到国家命运和自家性命的身死大事，研究讨论了许久，竟一事未成！

    让人实在不能不佩服这一干大明君臣的脑子，一起坚定不移地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古语有云：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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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