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上午，正当乔装改扮的吴安平，指使人紧急收购房产，准备设立秘库，朝上海输入部分军火及物资的时候，在位于龙华镇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也正在为吴安平那封突如其来的信而暴怒烦恼。

    此时，上海这边的清党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布置。今日清晨，蒋介石与白崇禧再经一番密议，本想随后即赶赴南京，亲自指挥那边的清党行动，没曾想临行前一刻，竟恰逢西北专使到龙华镇投书。等蒋介石和白崇禧满怀惊奇，各自读完吴安平写给自己的信，心中之惊骇激荡，当真难以形容。两人面面相觑，顿知清党之事还需再做计较。

    蒋介石、白崇禧都足称一时之雄，对千里之外无瓜无葛的西北，竟试图插手国民党内部事务，自然感到愤怒乃至羞辱，但除非他们甘愿苟安于江南，无意再进一步，否则哪怕对吴安平的言语再反感，也不得不倍加重视。

    蒋介石发完脾气，骂完“娘希匹”，突然喟然长叹，将手中数页长信递给白崇禧，自嘲道：“健生，细细读来，这信中虽尽显吴安平之自大狂悖，但不得不承认，有些还真说中我的心思，可怖啊，实在可怖！”

    白崇禧将自己的信递过，却被蒋介石摆手阻止，道：“不用看了，健生与他同样素昧平生，想来两信言辞必定一致，就有不同，也是因推敲你我性格差异而导致。据说，此人曾到过广州，有意报考黄埔，只是不知出何变故，竟临时弃考回转了甘肃。如其当时加入黄埔，则总理遗志或能早日实现，想来，这竟是我党前所未有之大憾，也是我这个校长之大憾呀。”

    白崇禧默默看着长信，发现确如蒋介石所说，许多地方吴安平竟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考虑问题，字里行间足称体贴，但他并不确定，吴安平所描述的那些为难及不得已，是否真与蒋介石当时的情形切合。他瞟了一眼蒋介石，发现他正闭目不语，神情也看不出什么端倪。

    其实，为这几封信，吴安平当真花费不少心思，尤其是对蒋介石，他并没有讲许多大道理，而是试图贴近蒋介石的内心，尽量促其产生接受自己提议的主动意愿。

    由去年三月二十日突发“中山舰事件”开始，到后来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再到当前的第二年四月初，已迫在眉睫势将发生的“四?一二事变”，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就构成了近一年来蒋介石由“限共”转向“反共”的完整脉络。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主要原因或许有两个。首先，国共两党政治分野不可调和，反目成仇乃是政治现实使然；其次，国民党右派与蒋介石的权力欲，也和时局剧烈变革之进程，产生一种复杂合力，从而使大革命的失败成为了必然。

    然而，这样的分析不免过于强调个人权力欲和意识形态在此种转变中发挥的作用，吴安平觉得，西北要想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促使自己所希望的局面出现，或许更应该从陷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的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出发。这样或许更容易找到破局的捷径。

    而后世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及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曝光，为吴安平的独辟蹊径，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本意是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但当天下午，在其意识到并无特别危险和阴谋后，他便采取积极措施，使国共合作重新恢复了常态。这件事本身而言，更多是由蒋介石极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引发，其实是一种表达内心不满的冲动行为，既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并非针对共产党，同时，也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蒋介石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何香凝径直去质问蒋介石，他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

    吴安平觉得，这种情况恰恰反映出蒋介石在事变时的心态极为复杂，既因长期心情压抑而委屈和愤懑，又深恐自己的行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更何况这一做法又与其内心愿望和思想趋向相当矛盾。另一明证或许便是，他发动如此严重的事变，却在占领一个中山舰和逮捕一个李之龙后，就已满足，并匆忙取消了戒严。

    “中山舰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介石一清二楚。其所以严重，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广州国民党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自然让蒋介石高度紧张，但他没有想到，苏联人竟会首先采取退让政策，而起初不以为然的各军事长官，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

    蒋介石原本对自己的行为并无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压力极大，没想到一切如此轻易地得以实现，这反而使其内心生出几分傲慢与轻蔑。而这一事件，或许就是蒋介石后来，更倾向于以强力解决内部纠纷并实现政治目的开端。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虽意外发现苏联和中共虚弱不堪，但应该仍没有与之决裂的念头产生，一再声明李之龙如果有罪，也不能牵涉到整个共产党。当然，实质李之龙只是此一事件的无辜牺牲品。但此时，由于蒋介石的理由经不起推敲，虽取得成果，但因多少有些亏心，其内心实际变得更为多疑和敏感。

    苏联人和中共虽未与其对抗，国民党左派及汪精卫虽也诸多退让，但自然会有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激烈言论，虽未指明是针对蒋介石，但蒋介石本就多疑，此时更难免主动会对号入座，担心自己会被苏联及中共视为中国的凯末尔。而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他被认定和土耳其的凯末尔一类，那么可能的后果一望即知。

    蒋介石自觉深受威胁，但事实上，非根本调整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就不足以遏制苏联及中共的影响，也就无法消除威胁。于是，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改变，迅速转移到了改变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即彻底解决国共纠纷的方向上来。

    发生这种转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与苏联顾问的问题相比，来自共产党人的可能威胁实在要大得太多。若只限制苏联顾问，并抑制汪精卫，而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仍然大权旁落，蒋介石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

    因此，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的提案中，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次要内容，而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变成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权力的说明。这即是所谓的“整理党务案”，也是“限共”的开始。

    但此时的蒋介石，仍没有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虽在整理党务一事上态度坚决，却同样深信不能排斥共产党，否则必对革命产生不利影响。由此，蒋介石对鲍罗廷也说，孙中山的策略既然是联合各阶级，他自然不会违背教诲搞分裂。国共两党最终其实是达成了相当妥协，甚至由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交了组建两党联席会议的提案。

    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虽是对共产党的严重限制，但它远没有走向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在最后的训令中，仍不能不肯定：国民党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真实目的是要确保自己的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他是黄埔军校校长，又亲自带兵打仗，所以同孙中山、戴季陶等人一样，深知共产党青年最能奋斗，不愿因过度反应而造成军队内部分裂，逼走共产党人，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基于此种心态，蒋介石虽然对自己的看家本钱第一军，不得不断然处置，令共产党员退出，却又不愿意看到两党关系根本破裂。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最能奋斗”的青年，可能因此不能参加他的军校，也永远无法参加他的军队。他还是反复宣传国共两党应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希望共产党员明白，中国今天需要的首先是三民主义，然后才是共产主义。

    既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员统统退出军队，又深知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两党关系已成不进则退之势，再难将共产党员重新收到麾下来，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设想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这时候，他越来越开始怀疑，中国革命是否需要有两个革命党。实际上，这才是蒋介石“一党专制”思想的最初来源。

    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吴安平对“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表示了理解，虽然他认为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并没讨论具体事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隐晦表示，个人权力追求和民族革命追求有时并不相悖，只要合于大势，“当仁不让”并非就一定应该遭到批判。如果能将国家带向正途，中国出现一个凯末尔那样的人物也未尝不可。

    他既然绞尽脑汁参照研究文献及曝光的《蒋介石日记》来准备这封信，一些话自然就说入蒋介石心里，使蒋介石即便拿不定主意应对西北，却也深觉吴安平这位对手，正是他难得的知音，若非彼此关系仍难定敌友，只怕他真会说出类似“知我者，唯安平也”的话来。

    蒋介石当然不知道，他每日的私密日记，或许刚动笔写个开头，吴安平其实早就已知道结尾，而他那些私信、公文、秘密指令及各种演说，也早已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翻来覆去研究到了比他还清楚的地步。

    当然，更让蒋介石动容的是，吴安平对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专政主张，既表示理解其苦衷，又同时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攻击。在蒋介石看来，西北实行的正是独裁专政体制，于这件事上，吴安平根本没资格对他指手划脚。但吴安平却辩解说，西北施行的是过渡性体制，不久将来即会转向民主，所以新民党与西北临时政府才并不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蒋介石并不相信吴安平的自说自话，但他不能不对吴安平所描述的情形感到心惊。

    吴安平直言不讳地提醒他，无论他如何清党如何反共，共产党都不可能被他清除干净。即便他已与张作霖达成默契，即便在武汉的汪精卫也随后跟从，但西北却正如将一如既往“容国”一样，也将一如既往地“容共”，如果他无法消灭西北的五十万解放军，自然也就无法完全消灭受西北“庇护”的共产党。

    蒋介石认为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挑衅，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威胁，但吴安平对自身实力的超强自信和绝对信心，也正击中他的软肋，使他无法不顾忌，无法不重视。

    蒋介石确实在与张作霖接触，并已达成一些妥协，他曾无数次冲动到想直接联合奉系进攻西北，哪怕付出最惨重的代价，也要先行消灭对国民政府构成严重挑战的体系完备的西北临时政府。但自张群由西峰赶回，便一再提醒他，西北之事已绝非军事所能解决，吴安平拥有的力量，实际已远超出革命军和奉军的联合。

    张群形容，解放军是一支“列强式”的军队，而且装备水平或许还要超过日军。张群曾赴日留学，在国民政府内部还被归为“亲日派”，他没有理由替吴安平吹嘘，其所说之可信度自然颇高。不要说比日军更精锐，就是解放军只如日军一样水平，或比日军稍次，这样的五十万军队，当前整个民国又哪里找得到力量抗衡？

    蒋介石难以理解，吴安平既有这样绝对优势的军力，为何不东出潼关横扫六合，将四分五裂的民国重新归于统一？他相信，能连破甘军、陕军，并收服西北军的吴安平，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也不是优柔寡断之辈，但他竟甘心盘踞西北，又意在剑指何方？莫非，他对张群所说竟是为真，西北当真矢志要为中国剪除苏俄这一大敌？

    无论如何，此时的蒋介石都已和发动“中山舰事件”时有很大不同，他更明白无谓冲动的后果会有多可怕，也更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国民政府内的政敌，已再难以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实质威胁。此刻他挟北伐之势，在国民党内及国民政府内部已再无对手，外部连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张作霖，也不得不低他一头，生出妥协之意，也就只剩下西北，是他无力逼迫，而又必须面对的挑战。

    军事无力应对，自然只有采用政治手段解决，实际在对付共产党一事上，他已准备派专人再赴西峰，说服吴安平接下来在西北也对共产党开刀。由于吴安平有坚定的反苏倾向，他并不认为这种想法不可实现。

    但这件事，是准备等张作霖在北京动手，将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公之于众，待中共成众矢之的之际才进行的，他绝没有想到，吴安平这时的信中，竟已率先表明态度，并预料到了张作霖即将采取的行动。明知中共与苏联密不可分，明知中共是苏联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工具，吴安平竟仍一意庇护这样的“卢布党”，而且态度之坚决，绝无任何转圜的余地。

    所谓“卢布党”，当然只是对付中共的借口，国民党也在接受苏联的援助，而且受援的金卢布，比共产党还要更多十倍以上，其实更合“卢布党”之称。但即便单从个人角度出发，吴安平竟丝毫不理会共产党有搅乱西北的可能吗？

    但蒋介石感觉，自己没有可能说服吴安平改变主意，因为这位空前绝后的西北王，在信中已明确说出,诸如“中共之今日或为西北之明日”之类的话，语气激烈地质问“若国民党容不下共产党，又如何能容下新民党？毕竟对国民政府来说，中共威胁再大，也大不过西北的威胁。”

    他如何能空口白话让吴安平相信，国民党虽容不下共产党，却偏偏愿与新民党分享权力？其实，吴安平把这话说透，也突然使他意识到，就算吴安平说自己愿意相信国民党的诚意，自己反而更会生出疑心，反而会认为其中另潜藏什么不良意图。只一两年时间，籍籍无名的吴安平竟能晋位西北王，蒋介石绝不相信，他会如此幼稚。

    另外，更严重的是，吴安平也半是真诚半是威胁提出：西北绝无分裂之意，故，国民政府若无统一民国之心，无容纳西北之意，那为促成国家之完整，西北将另行发起统一之战，届时双方或许将难以避免发生敌对。

    吴安平这是在逼蒋介石让步，也是在逼蒋介石认清现实，不要以为西北不发声，这中国的事便全系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身。

    蒋介石除多骂几句“娘希匹”，实际也毫无办法。就算他当真乐与吴安平分享权力，乐与新民党重组政治，也无法在此时此刻给出具有说服力的保证，而西北执意要视共产党的遭遇，为观察国民党政治态度的镜子，对此他虽然想但又无法证明吴安平的谬误。因此，他只有妥协，并无他法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