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安平最想改变的，也最无力改变的，正是蒋介石“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专制想法。他比蒋介石还要大权独揽，就算百般解释，又如何让蒋介石深信，他其实是位向往民主的大独裁者？即便如此，他还是隐约提出，除非国民党执意要与西北交战，否则，或许最终难免要和其他政治势力联合，如新民党即是。

    蒋介石最初的专政主张，内容与国共分裂后的“一党专制”其实有很大区别。吴安平参考一些资料及《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知道这位后来被定义为“最大反动派”的国民党领袖，实际当时思想还颇为左倾，乃至竟有革命成功后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

    他虽提出“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应退出共产党”的主张，但实际并不是要鼓动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认为党籍不纯粹，双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共产党员应先退出共产党，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加入不迟。

    蒋介石认为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另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而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蒋介石当此前一直在设法使国民党取代共产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

    事情很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共产党，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中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相反，如果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那么，作为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做纯粹的国民党员，也不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

    如果共产国际接受这些建议，中国革命势必会走上另一条路，但蒋介石绞尽脑汁想出的自认为是唯一出路的设想，实际根本没有可行性，而且，他不合时宜地号召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又势将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和猜忌，国共双方的不信任感只会进一步增强，而冲突和摩擦也只会愈演愈烈。

    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无异于认同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而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已经宣判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介石大权独揽，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他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写信之时，吴安平翻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随即意识到西北日后也将面临同样问题，需要考虑如何与国民党、共产党相处。而由于西北诸事吴安平俱可一言而决，专制程度比蒋介石更甚，这实际已经存在爆发冲突的诱因，想要平息彼此纷争，似乎也无多大可能，总之同样为难。

    这样看来，共产党似乎必然会寻求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而中国此后一段时间，也必然会出现西北解放军、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三者并存的局面。历史的惯性之大，就算吴安平有d-7引擎在手，也难以将之尽数改变，该来的始终会来。

    由“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再到蒋介石提出“一党专政”主张，并越来越倾向于独揽权力，共产党也由对其肯定，转为疑惧，进而最终将其列入到了“未来的敌人”的行列。由此，原并无“反共”之意且本就多疑的蒋介石，又在诸多反作用力及合力的推动下，一步一步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三月二十四，南京事件爆发，蒋介石开始有武力清党的打算。

    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随即南京发生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军人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前后持续约十个小时。蒋介石虽没有公开把此事归结为共产党的阴谋，但内心却怀疑共产党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接着便联络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等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与共产党决裂。?

    蒋介石更担心，共产党冲击租界的行动，很可能引发列强武力干涉，导致北伐半途夭折。

    这时的上海，谣言蜂起。特别是各个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九江以及其他北伐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他们对于两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生怕北伐军在上海会重现汉口、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

    而鉴于中共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并为响应共产国际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上海方面的中共领导人这时也相当振奋，反复强调已到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时期，并开始冲击国民党右派的组织机构，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结果，街市上共产党的呼声很高，人人都在打听共产党，想多知晓一些政局走向的内幕。

    白崇禧初到上海时，对总工会态度还好，还同意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对共产党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但第二天听到各方反映之后，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八十度，宣称绝不允许武汉风潮再现于上海。

    “健生，你也看了这信，西北王的建议，你觉得可行么？”

    蒋介石深吸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目，眼神透出难以掩饰的疲累。

    “这......”

    “有话但说无妨。”

    白崇禧想了想，苦笑着说道：“吴安平的建议虽过于幼稚，不大行得通，但既然其已表明态度，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回应。”

    “我脑子很乱，现在还没理出头绪，你要有想法，只管说出，我们参详参详。”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看法表示赞同，实际他的苦恼也正在此。

    白崇禧答应一声，一边皱眉苦思，一边组织语言道：“吴安平似乎认为，上海的事态全由我们掌握，所以有‘手段舒缓’之劝，很显然，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料错了情形，如我们真能全盘掌握上海，就不会非走清党这一步险棋了。”

    “自总司令二十九日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后，中共因武汉中央已明令认可，对此有强烈不满，一直在强调抵抗的必要。据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虽仍坚不同意中共的提议，但已明示上海中共中央，不要武装纠察队交出武器。这些工运分子既拥有枪支弹药，又足够狂热，根本不可能向我们轻易低头，实际不见些血，根本就清不了党，分不了共。”

    蒋介石赞许道：“健生此言不差。这信中表述的其他一些看法，还称公允，但唯独在清党一事上，吴安平竟认定，是我故意要杀个血流成河。娘希匹！他吴安平都能看出此举对我党之戕害，尤大过对共产党，莫非我竟看不出么？”

    白崇禧微笑附和，其实内心却不以为然，他自知蒋介石此话半真半假，并不尽实。

    据说虞洽卿及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向蒋介石提供六千万大洋的财政援助，条件即是“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而且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批三百万，只有随后把事办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这两天，三百万银元已经到账，蒋介石虽知六千万只是画饼，而且此后必将受到江浙财阀的牵制，但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只有咬牙朝前迈步。而对江浙财阀来说，能杀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自然更好，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会否受其影响，故意杀戒大开，还真不好说？实际这六千万银元的画饼，确实也是促使其武力清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不过这件事，白崇禧不愿多说。新桂系嫡系第七军，也指望从这笔财政援助中得到好处，他自然不能自断财路。

    顿了顿，白崇禧又接着道：“我个人以为，清党行动，倒不妨依吴安平的建议，手段缓和些。”

    蒋介石道：“你的意思是......”

    白崇禧不确定道：“交浅言深，必有其因。我等与吴安平并无打过多少交道，至多曾派张总参议到西峰做过一次考察，也不算很细致。而吴安平能骤而崛起为西北之王，必定不是简单人物，其一言一行或许都有深意。信中这些建议，若全无交情，搁一般人，则明显不会提出，但吴安平竟不管不顾提了出来，反见其确有与革命军联合之诚意，为推进北伐，我觉得不妨故意做些姿态出来。”

    “这妥当吗？”蒋介石狐疑道。

    白崇禧笑道：“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只在分共清党，只要能达成这一目标，即算圆满，能否灭绝赤化，反在其次。况且，汪兆铭就在上海，他在党内威望甚高，其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他既然认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一意另寻良策，提出三点应急办法，我们便需不偏不倚，为自己先留些余地。如果我们能做些退让的姿态，既可堵吴安平的嘴，又能让汪兆铭无话可说，这岂非两便？”

    蒋介石默然不语。其实，这两日清党行动虽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但他的态度仍不能说很坚决，始终存有顾忌，而其中最关键，便是顾忌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被武汉中央从国外迎回，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很显然是有意针对蒋介石，想限制他的权力。蒋介石虽然气愤，但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不得不主动放缓姿态，甚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而“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但他也没料到，汪精卫早不回晚不回，恰在这时意外从国外回到上海。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放慢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将清党之准备暂行延搁。

    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广东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机赶走，但他威望甚高，又被视为左派领袖，只因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国民党许多人及共产党便力邀汪精卫回国，并在武汉中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将汪精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没想到他四月一日竟已乘船抵达上海，这自然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主张构成很大压力。

    为逼迫汪精卫让步，蒋介石紧急召集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的共产党员分别看管监视，不准自由活动。随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便浩浩荡荡一同前往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会晤，一为迎接，一为迫其答应清党。

    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取断然处置，所以此番拜会，只是通知汪主席，而非商榷。”汪精卫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精卫提出解决良策。

    汪精卫当即提出三点应急办法，即通告陈独秀暂停各地共产党员一切活动；暂不执行武汉中央有碍党国前途的命令；暂时制裁各各省党部、各执行机关内的“捣乱分子”。至于如何解决国共纠纷，汪精卫拟召集大会，面对面申诉商讨来解决。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商议后，认为可以接受，就暂退一步，决定暂照汪精卫的提议办理。

    汪精卫要协调国共纠纷，究竟能否达成目标还在两说，蒋介石既希望不经动乱即能解决问题，又感觉此种希望不大，所以并未放松清党准备，一待汪精卫错手，便要立即发动。然而，此时吴安平突然横插一脚，立刻又使他意识到，偏居一隅的西北，原来也有插手南北政局之心，而衡量其实力，偏偏又决不能等闲视之。

    白崇禧提醒道：“总司令，莫忘记冯焕章前几日已到武汉，这自然也是出自吴安平的授意。我们需防备，其一旦失意于我，便有可能全力襄助武汉，虽吴安平敌视苏联，但他毕竟对中共抱有善意，想来中共也未必会戮力反对，若解放军东出潼关，将势力与两湖联结一体，大力支持汪兆铭，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蒋介石皱眉道：“你是说，吴安平有可能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内部纷争？”

    白崇禧叹口气道：“不是有可能，而是他已经在这么做了。西北不缺强兵，又不短财力，而且那新民党的纲领，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却又正合西北的变化，其内部堪称铁板一块，我党及共党都很难在彼发展。如果，咳，咳......”

    蒋介石嘘口气，道：“无需为难，请直说。”

    白崇禧瞅他脸色还算平静，便又道：“如果，国民政府能团结一心，未使没有与西北对抗之力，但如今......”

    他是想往下说，但蒋介石已知他要说什么，截住话头道：“团结好讲，但真要去做，又谈何容易？健生，你也看到，我一直在向武汉中央让步，是那些人始终容不下我，现在又抬出汪兆铭来压我。我们这位汪主席，虽谦卑圆滑，能左右逢源，却没的魄力，这样的人能领导革命成功吗？娘希匹！倒是吴安平看得清楚，只要有助于党国，诸事就该当仁不让！”

    白崇禧是新桂系首脑，新桂系和蒋介石的黄埔系，也非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就当真全无罅隙，各自也有不同的诉求。他不好多说，便接着刚才道：“武汉中央比我们只差军事和财力，但如得西北方面鼎力支持，则军事和财力差得反是我们，而且，吴安平的态度一旦明确，影响所及，阎锡山甚至张作霖，也不得不跟随表态，如出现这种局面，我们除了忍气吞声，似乎也别无他法可想了。”

    蒋介石起身踱了几步，突然停身道：“如此说来，对吴安平的建议，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一途了？”

    白崇禧点头道：“我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样做我们也不吃亏。一来清党仍可照旧进行，只需要控制一下范围，改变一下手段，不使流太多血便能交待过去。这又与汪兆铭的建议有所契合，不容易引发武汉方面和部分官兵的反弹，国共合作良久，老实说，一下子转变太大，也不是谁都能接受。”

    “二来吴安平也算公道，提供了诸多补偿。虽然合作发行法币之事，事关重大，非等财经及金融专家分析衡量，才能确定其中利弊，但陇东集团投资上海，开发浦东及长兴岛之事，则明显与我有利，完全可以立时答应下来。两相比较，我宁愿相信吴安平，也不相信那些上海买办和银行家的允诺。”

    蒋介石讶道：“健生，吴安平说只要允他投资，保证三年之内，能让我们从上海收到三亿银元，你不觉得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吗？”

    白崇禧道：“确实难以置信，但此话真假，也很容易验证，到不一定是吹嘘。吴安平说的这三年三亿，今年便有八千万，我们只要答应合作，照他所说，十日之内便有三千万入账，若要验证真假，只需看这笔钱能否到账便知。这样近在眼前就可查证的事，根本做不得假，吴安平的话应有几分可信。”

    这么一想，蒋介石也觉得有道理，便叹口气道：“吴安平瞅准我们财政紧张，故意准备了这样一块天大的画饼，让我们眼馋，不得不硬吞下去。也罢，我南京也不需去了，今晚就再召集大家商讨一下，看如何行事对我们最有利。清党，清党，我们还未动手，这西北的手就从千里之外先伸过来了，真是咄咄怪事。”

    他又拿起另两封信，盯着上面的题款出神半天，才转过来对白崇禧道：“健生，这里还有给鹤卿先生和子文的信，也需转交，你派人送去吧。另外，通知大家的事，也一并劳烦你了。我有些疲累，就先歇歇，回头大家到了，再让人叫醒我。”

    蒋介石心情不佳，但白崇禧却觉得，他或许并不是烦恼清党之事横生枝节，而是意识到，除汪兆铭外，自己又多了一个叫吴安平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却明显比汪兆铭要可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