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车站接石留的时候，天正下着雨，雨不大，连我的衣服都淋不湿，但把我的眼镜淋花了，害得我看不见东西，差点给汽车撞死。开车的说，你找死啊！另一个开车的说，活得不耐烦了！我咒骂恶毒的天气，我说狗日的天气，狗日的南州，狗日的开车的。然后我顺着墙根走，避开狗日的车辆和行人。

    我走进广场的时候心情愈加恶劣。上个月我和同事去北京出差，刚下火车，碰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北京姑娘，她见到我们就说，都跑来北京干什么？北京有什么好玩的！我现在的心情就和那北京姑娘一样。我对广场上的盲流嘟囔着，在家好好呆着，都出来干什么？可我要接的偏偏是个盲流，我刚来南州时也是个不太安分的盲流。

    那年我到武汉坐火车，在排队买车票时，我的情绪突然坏得不可收拾。我特别烦周围的人。石留去车站送我，陪着我排队买票，我连她也烦上了，可我不能对她怎么样，就对站在她身边的人撒野，无缘无故踢了人家一脚。那人无端挨了一脚，很愕然，愕然之后还了我一脚，还骂了我一句。我自知理亏，明知他踢我那脚比我踢他那脚重得多，也只好认了。石留看到我重重挨了一脚，心疼了，看到我无声地受着，她火了，她突然张牙舞爪向那人抓去。那人是好男不跟女斗，拎起包走开了。石留突然由温顺的少女变成河东狮子让我大吃一惊，我忍不住开怀大笑，看到我笑，石留也笑了。坐在火车上，我从窗口伸出手，轻轻抓住石留的小手。她静静地看着我，眼睫毛竖得直直的。她读中学时，一双眼睛迷倒了很多同学。她的眼睛有一种很特别的颜色，粗看像涂了眼影，细看又没涂，那是一种让人只想陷进去的颜色。文静的石留一直默默地看着我，等到火车快要开了她才交待说，南州我没去过，那里以前是野蛮人呆的地方，现在说是改革开放了，我想也文明不到哪儿去，你去了那边要学会控制自己，千万不要冲动。火车开动了她还追着说，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生病。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病要找我我未必赶得走。可这句话让我以舒缓开阔的心境抵达南州，并生活至今，就冲着这句话，我今天死活要到车站接她。

    火车照例要晚点。我原来以为要晚点两个小时，结果只晚点了一小时，对此我感到欢欣鼓舞。但火车到站后我仍然等了一个小时，因为守闸门的两位女同志很负责，逐个旅客查票，比机场的安检人员还严肃认真。出站的旅客也很安分，很守纪律，尽管在里面挤得热火朝天，但一到闸口就变乖了，自觉形成一排，这种由面至线的自然过渡很让我吃惊，我由此悟出，每一种游戏规则的形成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车站等待的两个小时，我因为无所事事两次想钻进站台。我曾经在车站海关上了三个月的班，我知道火车站西边有个侧门可以直达站台。我在车站上班的时候联检单位的人都从这个侧门进去上班，我也走这个侧门。后来我不在车站上班了，但我仍然习惯走侧门进出车站。后来海关搬走了，进出火车站就没有那么方便，但我每次都能拿着工作证从侧门混进去。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实际上是件坏事，我的狐朋狗友把我这儿当成中转站，吃我，喝我，睡我的地铺。完了就跟我玩失踪。经得多了，我就对我的同学、乡里、朋友多了个心眼，再有人打电话来，我就打哈哈，通完了话，我已经不记得对方是谁，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

    石留来电话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打着哈哈，谁叫她对接电话的人说是我的同学呢。我一听到同学头就大了，我周围的人都沾同学的光，就我沾同学的晦气。当然石留不同，她的晦气我也要争取沾上，因为她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有一副楚楚动人的身材，还有一颗爱我的心。我对石留说我到车站接你，我在站台上等你。可是守门的两个保安很不给我面子，他们一次次看我的证件，就是不让我进去。其中一个保安说，海关？他先摆出一副茫然的样子，然后起身看他屁股坐的地方，我也看，看到椅子上写着“海关-2”。他拍拍屁股，走到闸门边，那儿放了部烂行李车，车上写着“海关-3”。海关搬走了，留下的烂东西倒是不少，可惜就是没留下影响力。我对保安说，我跟朋友约好了，在站台等她，你不让我进去，她会一直在站台等下去的。保安说你真会编故事。我说不是编故事，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有一个人在河底等他的恋人，老等不来，结果河水涨上来把他淹死了。保安说，这个故事比你的故事编得好。看来这个保安出身非同一般，大概是学院派的，我很难说服他。我转身去做另一个保安的工作。我问他一个月多少人工，他说五百。我说我给你找家单位，人工八百，你让我进去。他问我替他找什么工作，我说还是保安。保安笑了，他笑着说，你拿我寻开心哪！我要是答应你，我还有资格做保安吗？我心想真邪门了，敢情这里的保安都是学院派的，水平一个比一个高。

    我终于接到石留了。当然不是在站台上等到她，而是在闸口堵到她。她随着人流一个劲儿往前走，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只好冲上去堵住她。

    我拉着石留的手在广场上走，心里想的是千年等一回的美好传说，我知道大家都愿意在故事里讲，在歌里唱，真能海誓山盟等在一个地方的人已经难找了，就算有，大家也都当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对此我感到欣慰，也感到悲哀。

    我带石留去酒店吃饭。说这地方是酒店真是太抬举它了，它比大排档好不到哪儿去，价钱也贵不了多少，但请朋友在这儿吃饭还撑得住面子。

    我在这家酒店打过工，店老板对工人很刻薄。我是由一个北京人叫做片警的朋友介绍去的，店老板对我的警察朋友低声下气，我朋友姓怀，店主是潮州人，普通话讲不好，他说坏警察带来的人，没话说。我朋友把眉毛竖了起来，想发火终于又没发。我朋友说开个价。我听到这话很不自在，这话怎么就像做人肉生意似的。店主说三百五。

    这店主很不地道。当着我朋友的面说给我三百五的人工，警察叔叔一走，他就改口说人工三百，嫌少就走人。我知道他想赶我走，我偏赖着。我说三百就三百，心想别说三百，包吃包住一分钱不给我也干，我得找个地方吃喝拉撒。我在店里干了十天就在海关找到了事，那时海关收大学生就像收垃圾似的。我去找店老板辞工，店老板有点阴阳怪气，他说，本店的规矩，做不满一个月的要扣押金，你没交押金，我就不扣了，不过人工就没得拿。对黑心的店主我毫无办法，就像资本积累时期工人对资本家毫无办法一样。我不想找片警修理他，再说找也找不着，我把片警的呼机号码丢了。片警走时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用一横杠挑着两串阿拉伯数字。他说，有事CALL我。我看着纸片两眼发直，不知道半个破折号连着几个数字怎么能够“扩”到人，就漫不经心地把纸片塞到裤腰袋里。第二天纸片就不见了，也不知道是人家拿走了还是它自己出去溜达了。我对店老板说，再见，我还会来看你。我这话不咸不淡，店老板听了就张开了大嘴，张开大嘴的店老板给人的感觉很恶心。

    我问咨客小姐还有没有饭吃。小姐说有，说完对我很夸张地笑了。这笑让我的胃口减少了一半，但我的另一半胃口还是能装不少东西。我们跟着小姐到了二楼，找了一个靠窗的台子。用湿纸巾擦了脸，喝着茶，石留的脸上才有了点血色。她说，南州人真多。这是她到南州后说的第一句顺溜话。她见到我就说了一个字，她说哥。她在信里就这么叫我，那时我读大一，她想认我做哥，我偏不要她做妹，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跟她谈成恋爱。

    部长拿着菜牌十二分热情地靠在我的椅子上，问，先生小姐要吃点什么？我点了一个野葛生鱼汤，一个桑拿虾，一个清蒸边鱼，一个炒沙虫，一个水煮菜心，一个纸包骨。石留说够了，吃不了。部长也说够吃了。

    部长去了两分钟又回来，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没有沙虫，沙虫下班了。我说沙虫也下班啊。部长赶紧解释说，对不起，是做沙虫的师傅下了班。我说沙虫这么早就下班，那就不吃沙虫了。

    有一位小姐站在我身边，她穿了件印着贝克啤酒的超短裙，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害得我的眼睛老是往她肚子下面看。贝克小姐说，要喝酒吗？先生小姐。她指着墙上的招纸说，这酒不错，十块钱一支，要不要先生小姐？我说不要先生小姐，要青岛。贝克小姐说，青岛下班了。我说那就来支喜力，贝克小姐说喜力也下班了。看来只有贝克小姐还在顶班，那就来贝克小姐吧。我把酒杯满上，又替石留斟酒，我说为了南州，干杯。刚干完杯，部长又来了，我说这回不知谁下了班。果然部长又说对不起，纸包骨没了。我对部长说，劳驾你去厨房帮我看看，看桑拿虾和清蒸鱼有没有下班，如果下班了，就赶紧叫老板回来上班。

    隔壁桌的一位小姐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放声笑了，她笑着说，先生，我看了你半天了，一直想笑，我们叫了个象牙蚌，也是半天上不来，让给你算了。这小姐很面善，可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象牙蚌已经端上来了，我对面善小姐一拱手，说谢谢啦！我实在饿坏了。

    吃着象牙蚌，我给石留讲了个笑话。有一天，我和同事去酒店吃饭，刚进门，同事就惊叫起来，哇！象拔蚌特价，十五块钱一斤。我一看，跟着念出声，象牙蚌特价，十五元一斤。我跟石留讲这个笑话算是白讲，她根本不知道象牙蚌和象拔蚌是怎么回事，就像我对我老妈讲克林顿和叶利钦一样，她说这两个人不认识，是哪个村的？

    部长迟迟没有回来。我又叫了两个饭，做出一个等菜上的样子。我拿眼四处睃巡，发现贝克小姐已经像一只蝴蝶一样翩然飞走了。服务员小姐已经收拾好隔壁桌子，正用拖把拖地。女部长还是不出来，一个部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问我们还加不加菜，我说不用加菜，把没上的菜上来就行了。男部长装模作样地拿起菜单看了一下，说，我去厨房催一催。我知道他根本没法催，厨房的人早下班了，厨房门都锁了。这地方我呆了十天呢，我比他还熟悉地形。男部长兜个弯就回来了，他说，对不起，这两个菜取消了。我不愠不火地说，谁替我取消了，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把菜取消了？他招架不住，只好如实说，厨房的人下班了。我说，不着急，我等他们来上班。

    我替石留倒满茶，又把自己的茶杯倒满，装出一个打持久战的样子。酒店里剩下的几个人等着下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我们周围团团转。我每隔十分钟问一句，老板该回来上班了吧？没人睬我，大家都苦着脸。留守的几个小姐或坐或站，成散兵状把我们包围着，有一个小姐开始很夸张地打哈欠。男部长在柜台打电话，看他的表情十分激动，我估计他正在添油加醋地给老板汇报情况。又过了五分钟左右，男部长走了过来。由于刚才过于激动，尽管他极力强装笑容，他的脸还是红里泛青。我知道他要讲什么，我就等这句话呢。男部长说，两位老板的单已经有人买了，两位用完饭请自便，招待不周，敬请谅解。我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走出酒店，石留埋怨我太刻薄，得理不饶人。我说，这一课是为你上的，你现在是在南州，不是在武汉，以后多学着点。

    我带石留去见校长。校长大名程应瑜，是个面色阴沉的人，他不笑的时候比笑起来好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愿意看他难看时的样子。整天面对一个不笑的人，估计谁都受不了。石留给校长带了一些礼物，都是些拿不出手的家乡特产，这些东西校长从没在家里吃过，他和他老婆看着两眼发直。后来他对我说，他当时真是左右为难。婉拒吧，不礼貌，留下来呢，只能搁在家里占地方。校长就批评我，说不该让小石大老远拎过来。他后来还是偷偷把特产退给我了，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整，还是我跟小石留着慢慢吃吧，这叫物尽其用嘛。结果我和石留吃得嘴唇起泡，吃了一年也没吃完。

    去校长家里坐时我拎了筐荔枝，这荔枝是在大院门口的小店里买的，我是店里的常客，店主是潮州人，潮州人做生意向来是刁钻古惑，他并不因我是熟客而给我优惠，反而经常宰我。我拎走荔枝当时可以不给钱，表面上看似乎是优待我，但回头算账他就会多收一两块钱，说是涨价了。对此我毫无办法，我明知他在骗我，还是得在他店里买东西，因为不在他店里买就得去另一个铺头买，去那个铺头来回得二十分钟，而且难保不给人家宰。因此你可以看出我是不怕给人骗怕麻烦的那种人。我这种人注定了要常吃亏的。我对校长说，今年熟荔枝，荔枝又脆又甜，水分特多，你和阿姨多吃点。校长说来家里坐就行，不要拎东西。我说不拎东西，就拎点荔枝。

    校长是个和善的人，很少发火，但为石留的事他差点对我发了火。那天我正在校园里溜达，校长走了过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溜达。他对我说石留不错，问我几时办手续。我说说不上，还只是朋友，她看不上我呢。校长说这是什么话，打老远的调过来，我可是看你的面子，总不成你调她过来给人家做老婆吧。我说难讲，这些年我可是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校长说，越来越不像话，待会儿来我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