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按地址径直开车来到画家住的地方，这是郊区，正好位于法院办公室所在的那个郊区的相反方向。这个地区更为贫穷，房子更加陈旧，满街的污泥和融化了的雪混在一起，缓缓流动。画家住的那座公寓的大门是两扇对开式的，其中一扇门开着，另一扇门的下面有一块长条砖，紧贴着地面，砖块上有一个缺口；Ｋ走上前去，发现一股直冒热气、令人作呕的黄色液体正从缺口中流出来，几只耗子随着液体跑出来，并立即钻进附近的水沟里。台阶下趴着一个小孩，正在大哭大叫；但是人们很难听见他的叫声，因为大门的另一侧有一家白铁铺，里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白铁铺的门开着，三个学徒围成半圆形，站在一件东西周围；他们抡起锤子，正往那上面锤打着。墙上挂着一大块白铁片，白铁片上发出的苍白闪光映照着两个学徒当中的那个空间，映亮了他们的面孔和围裙。Ｋ对这些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他想尽快找到画家，向画家提几个试探性的问题，然后马上回银行。如果他这次拜访成功，将对他在今天剩下的时间内在银行里的工作有好处。他走进公寓；刚上四楼，他就快喘不过气了，于是不得不放慢脚步。梯级和楼层都高得不成比例，而画家据说住在顶层的一个阁楼里。这儿空气令人窒息；楼梯很窄，没有通风口，两边夹着光秃秃的墙，隔老长一段距离才有一个开在高处的小窗子。Ｋ停下来喘口气的当儿，几个小姑娘从一套房间中跑出来，笑着抢在Ｋ前面，朝楼上奔去。Ｋ慢吞吞地跟在她们后面，和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同行。这个女孩子准是绊了一脚，所以才掉了队。Ｋ和她一起上楼梯，他问她：“有个名叫蒂托雷里的画家是住在这儿吗？”女孩子有点驼背，看上去不满十三岁；她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会意地瞧着他。她虽然年纪很小，身体畸形，但已经过早地变得淫荡了。她不笑，而是用她那双精明、大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Ｋ。Ｋ假装没有注意她的神情，只是问道：“你认识画家蒂托雷里吗？”她点点头，然后反问道：“你找他干什么？”Ｋ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多了解一点关于蒂托雷里的情况；反正现在还有时间。“我想请他给我画像，”他说，“给你画像？”她重复了一遍，嘴张得大大的；接着拍了Ｋ一下，好像他讲的话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或者是愚蠢可笑的。然后，她用双手提起短裙，跑了几步，赶上了其他姑娘。她们在喧闹声在远处消失了。然而，在楼梯的下一个转弯处，Ｋ却又置身于她们中间了。那个驼背姑娘显然已经把Ｋ到这儿来的目的告诉其他姑娘了，所以她们在这儿等着他。她们依次站在楼梯两侧，紧贴着墙，给Ｋ留出一条道，好让他通过；与此同时，她们用手抚平身上的裙子。她们的脸上露出天真幼稚和老于世故相结合的表情，难怪她们能想出让Ｋ从人墙中穿过的主意。姑娘们现在紧跟在Ｋ后面，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驼背姑娘走在最前面，给Ｋ领路。多亏她，Ｋ才一下子便找对了门。他本来打算沿着楼梯一直往上走，但她指指旁边的一道小楼梯说，那道楼梯才是通向蒂托雷里的房间的。那道楼梯窄长笔直，一眼就能看出它的长度；楼梯尽头就是蒂托雷里的房门。整个楼梯光线暗淡，这扇门相形之下倒比较亮。门的上方有一个扇形楣窗，光线从那儿透进来，把门照得很亮。门没有刷过漆，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蒂托雷里的名字，是用画笔蘸上红颜料写的。Ｋ和跟在他后面的这些女孩子刚走到楼梯的中段，他们的脚步声显然把上面的某人吵得不耐烦了。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好像只穿着睡衣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啊！”他看见来了一群人，喊了一声，很快消失了。驼背丫头高兴得直拍手，其他姑娘则围在Ｋ身后，催他赶快上去。

    他们还在继续朝楼梯顶部前进的时候，画家已经把门打开了；他深深鞠了一躬，请Ｋ进去。至于姑娘们，不管她们如何苦苦哀求，也不管她们得不到允许时又如何硬要进屋，他把她们全撵走，一个也不让进。只有驼背丫头一个人从他伸开的手臂底下钻了过去；他立即追上去，揪住她的裙子，把她举过头顶，转了一圈，然后把她放到门口，使她回到其他女孩子中间去；他后来虽然离开了门口，姑娘们却仍旧不敢跨过门槛。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看来他们关系非常好。门外的女孩子们一个个伸直脖子，高声嚷嚷，和画家打趣；Ｋ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画家也在哈哈大笑，他差不多是把驼背姑娘从空中抛出去的。然后他关上门，又对Ｋ鞠了一躬，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画家蒂托雷里。”姑娘们在门外唧唧喳喳，Ｋ指着门说：“你在这里看来很受欢迎。”“噢，这班小鬼！”画家说，他打算把睡衣的钮扣一直扣到脖子上，但是没有成功。他光着脚，除了睡衣外，只穿了一条黄亚麻宽腿裤，裤腰上束着一根长裤带，带梢在来回摆动。“这班小鬼真讨厌，”他接着说。画家不再在睡衣上浪费时间了，因为最上边的那粒扣子刚才掉了。他拿过一把椅子，请Ｋ坐下。“我曾经给她们当中的一个画过像——那个姑娘你今天没有看见——，打那以后，她们便老来折磨我。我在屋里的时候，只有在我同意的情况下，她们才能进来；但是当我出门的时候，她们中起码有一个人准会溜进屋里来。她们配了一把能打开我房门的钥匙，互相转借。你很难想像，这有多么讨厌。比如说，我带一位年轻女士到家里来画像；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后，忽然发现驼背丫头坐在写字台旁边，正用我的画笔把她的嘴唇涂红，而那些归她照看的小妹妹正在屋里东奔西跑，把屋子的每个角落都弄得乱糟糟的。昨天晚上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晚才回家——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衣冠不整，屋里也一塌糊涂，请你原谅——接着说吧，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正要上床时，忽然有什么东西拽住了我的腿；我看看床底，拉出来一个讨厌的小姑娘。她们干吗要这样，我不知道，你大概自己也已经发现，我并不鼓励她们这样做。另外，这当然也妨碍我画画。如果不是因为我住的这个画室用不着付房租，我早就离开这儿了。”正好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细微的声音，一个姑娘用半是焦急、半是撒娇的语气说：“蒂托雷里，我们现在可以进来了吗？”“不行，”画家回答道。“我也不能进来吗？”那个声音又问道。“你也不行，”画家说，他走到门口，把门锁上了。

    与此同时，Ｋ打量了一下屋子，他永远也不会相信，有谁会把这个肮脏狭小的窝棚叫做画室。你朝任何一个方向也不能迈出两步。整个房间，包括地板、墙壁和天花板，是一个由没有刷漆的木板拼凑而成的大盒子，木板之间有明显的裂缝。Ｋ对面的那堵墙边摆着一张床，上面堆着几条各种颜色的毯子。房间正中是一个画架，上面有块画布，画布上盖着一件衬衫，袖管耷拉在地板上。Ｋ的身后是窗子，窗外浓雾弥漫，只能看见隔壁的屋顶上覆盖着积雪，再远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提醒Ｋ，他原先不打算在此久呆。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厂主的信，交给画家，说道：“我是从这位先生嘴里听说你的，他是你的熟人，他建议我到这儿来。”画家匆匆看完信，把它扔到床上。如果厂主事先没有讲明，他的这个熟人蒂托雷里是个靠他施舍过活的穷光蛋，那么人们现在可能会认为，蒂托雷里根本不认识厂主，或者至少已经把他忘了。后来画家居然问道：“你是来买画的，还是来画像的？”Ｋ诧异地看着他。信里写着什么呢？Ｋ理所当然地认为，厂主准是告诉蒂托雷里说，Ｋ到这里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想打听有关案子的事。他匆匆赶到画家这里来，看来未免太鲁莽、太轻率了。当然，他应该作出一个多少是切题的回答，所以他看了一眼画架说：“你正在画画吗？”“是的，”蒂托雷里说，他从画架上扯下衬衫，把它扔到床上，就扔在那封信旁边。“是一幅肖像。挺不错，不过还没有完工。”Ｋ看来运气不错，一下子便遇上了提起法院的机会，因为画上画的显然是一位法官。它和律师办公室里挂的那幅画惊人地相像。当然，这幅画上面的法官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此人身材矮胖，长着浓密乌黑的络腮胡子；再者，那幅是油画，这幅则是用彩色粉笔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的。不过，其它方面则很相似，因为这幅画里的法官也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坐在高脚椅子上，两只手紧紧接着扶手，好像要站起来。“这大概是位法官吧，”Ｋ刚想说出口来，忽然住了嘴，走到画跟前，似乎要仔细研究一番。他不知道，占据着画面中心部分的那个站在高脚椅子后面的高个子是谁，于是他就问画家那是什么人。“还有几个细节没画完，”画家回答说。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粉笔，在那人的轮廓上又添了几笔；但是Ｋ仍然认不出来。“这是司法女神，”画家最后说。“现在我认出来了，”Ｋ说，“她眼睛上蒙着布，这是天平。可是，她的脚后跟上不是长着翅膀吗？她不是在飞吗？”“是的，”画家说，“我得到指示，要画成这个样子；实际上这是司法女神和胜利女神的结合体。”“这种结合肯定不是很好，”Ｋ笑着说，“司法女神应该站稳双脚，否则天平就要摇晃，作出的判决就不可能公正。”“我得按顾客的指示办事，”画家说。“当然，”Ｋ说，他并不想多提意见得罪人，“你把这个人物画成好像站在高脚椅子上方似的。”“不对，”画家说，“我既没看见任何人，也没看见高脚椅子，全是想像出来的。人家告诉我该怎么画，我就怎么画。”“你这是什么意思？”Ｋ故意装出不懂的样子，“那么，坐在法椅上的这个人肯定是一位法官吧？”“对，”画家说，“但他不是高级法官，一辈子没有在这种椅子上坐过。”“然而他被画成这种威风凛凛的模样了，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他坐在这儿，俨然是位法院院长。”“不错，这些先生们虚荣心很强，”画家说，“但他们的上司允许把他们画成这种模样。他们每个人都得到过确切的指示，知道自己的肖像应该怎么画。遗憾的是，你不能对服饰和座椅的细节作一番评价，用彩色粉笔画这种画确实不合适。”“对，”Ｋ说，“真奇怪，你怎么用起粉笔来了？”“因为我的顾客愿意用粉笔，”画家说，“他想把这幅画送给一位女士。”他看着这幅画，似乎激发出了作画的热情，便挽起衬衫袖子，随手拿起几支粉笔画了起来。Ｋ看着粉笔轻轻画下的线条使法官头部周围逐渐出现了一个略带红色的环圈，环圈越变越细，到了画面边缘竟成了一束束细长的光线。这个红色的环圈像是光环，也像是表示法官地位显赫的晕圈。但是司法女神的轮廓仍然不明显，周围只有一道几乎无法觉察的影子；由于轮廓浅淡，司法女神似乎跃到了画面的前方，看起来已不再像司法女神了，甚至也不像胜利女神了，倒像是正在追逐猎物的狩猎女神。画家的动作使Ｋ不觉人了神。后来他开始责怪自己呆了这么久，居然连正事还没有触及。“这位法官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发问。“我不能告诉你，”画家回答道，他朝画像倾过身去，故意冷落这位他刚才还十分尊重的客人。Ｋ认为这是画家脾气古怪的缘故；他为自己的时间就这么糟蹋掉而感到恼火。“我想，你很受法院的信任吧？”他问。画家立刻放下粉笔，挺直身子，搓搓手，笑眯眯地看着Ｋ。“你说实话吧！”他说，“你想了解有关法院的一些事，介绍信里是这么写的。我可以说，你先和我谈起我的画，只是为了赢得我的好感。我并不认为这是坏事，不过，你也许不知道，这不是跟我打交道的好办法。嗨，请你别辩解！”Ｋ想找些借口，却被他一下子堵住了嘴。他接着说：“另外，你说的很对，我很受法院的信任。”他停顿了片刻，好像想给Ｋ一点时间，用来回味他讲的这些话。现在他们又能听见姑娘们在门外发出的声音了。她们好像正聚集在钥匙空附近，也许她们能透过门缝看清屋内发生的事。Ｋ抛弃了一切为自己辩解的念头，因为他不想让谈话离题，也不想使画家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以至使人无法接近。于是他问道：“你的职务是正式任命的吗？”“不是，”画家草草回答道，这个问题好像打断了他的思路。Ｋ急于让他讲下去，便说道：“噢，这种不被人承认的职务往往比正式职务更有影响力。”“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画家皱起眉峰，点点头说，“厂主昨天跟我谈起了你的案子，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我对他说：‘让那人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一趟。’我很高兴看到你这么快就来了。看来你很关心这件案子，这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你想把大衣脱掉一会儿吗？”尽管Ｋ不想在这儿久呆，但这个建议同样受到了他的欢迎，因为他已经开始感到屋里空气闷热了；他有几次惊奇地看见，屋角里有一个小铁炉，虽然似乎没有点火，屋子里却热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脱掉大衣，解开上衣扣子。画家抱歉地说：“我需要暖和点。这儿顶暖和，对不对？我在这里感到很舒服。”Ｋ听了这话，一声不吭；使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热，而是那种沉默壅塞、令人窒息的气氛；屋里准是好久没有流进新鲜空气了。当画家请他坐到床上去的时候，他感到更不好受了；画家坐在画架边的一把椅子上，屋里只有这么一把椅子。蒂托雷里看来也不理解Ｋ为什么只是坐在床沿上，他请Ｋ坐得舒服点，并把满心不情愿的Ｋ推到毯子、床单和枕头中间。然后他重新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向Ｋ提出第一个严肃的问题，使Ｋ忘记了其他所有事情。“你是清白无辜的吗？”他问道。“是的，”Ｋ说。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因为他只和画家一个人在谈话，用不着顾忌后果。任何其他人也没有这么坦率地问过他。为了使自己更加愉快，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我明白了，”画家说，他低着头，好像在思索。突然，他扬起头说：“如果你清白无辜，那事情就很简单。”Ｋ的眼睛暗淡了：这个自称受到法院信任的人讲起话来竟像一个无知的孩子。“我清白无辜，并不能使事情变得简单些，”Ｋ说；他忍不住笑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摇着头，“法院里有数不清的阴谋诡计，我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他们到后来会无中生有，给你编造出一大堆罪状来。”“对，对，当然，”画家说，好像Ｋ根本没有必要打断他的思路，“不过，你反正是清白无辜的，是不是？”“当然，这用不着问。”Ｋ说。“这是最主要的，”画家说。他没有被Ｋ所说服，虽然他讲得斩钉截铁，但Ｋ仍然不明白，他说这话到底是出于真的相信还是权作敷衍。Ｋ为了弄清这一点，于是便说道：“你对法院的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这是肯定的；我只是从三教九流儿听说一点关于法院的情况，别的事我知道得很少。他们倒是一致认为，起诉不是轻率作出的，法院一旦对某人起诉，就认定被告有罪，要使法院改变这种信念简直难上加难。”“难上加难？”画家说，他的一只手在空中挥舞，“法院永远不会改变这种信念。如果我把所有法官都画在一幅画布上，你站在这张画布前就本案进行申诉，成功的希望也会比在真的法院里要大一些。”“我知道，”Ｋ自言自语道，他忘了他只是想让画家吐露情况。

    门外又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蒂托雷里，他一会儿就走吗？”“别闹，乖点！”画家转过头来嚷道，“你们不知道我正跟这位先生讲话吗？”可是姑娘并不罢休，又问道：“你要给他画像吗？”画家没有回答，她继续说下去：“请你别给他画像，他太难看了。”其他姑娘唧唧喳喳一阵，表示赞同。画家一步蹦到门口，开了一条缝——Ｋ看见了姑娘们伸出的一双双交叉紧握着的、苦苦哀求的手——，对他们说：“你们再不住口，我就把你们全推到楼下去。乖乖地坐在楼梯上。安静点。”她们看来没有立即服从，因为画家又怒吼道：“坐下，坐在楼梯上！”接着便是一片寂静。

    “请原谅，”画家重新回到Ｋ的身边，对Ｋ说。Ｋ没有心思朝门口看，他让画家自己决定，有没有必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保护他。画家朝他俯下身来，在他耳旁低声说话，即使在这时，Ｋ也几乎一动也不动。画家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样门外的姑娘们就听不见了：“这些姑娘们也是属于法院的。”“什么？”Ｋ嚷道，他转过头，注视着画家。可是蒂托雷里又坐到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解释地说道：“你要知道，一切都是属于法院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Ｋ简短地说了一句；画家的这句总的声明使刚才说的“姑娘们属于法院”那句话不再令人不安了。不过Ｋ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坐在那儿注视着房门。门外的女孩子们现在正安分守己地坐在楼梯上；一个姑娘从门缝里塞进一根麦秆来，慢慢地上下移动。

    “看来你对于法院的全貌还不了解，”画家说；他朝前伸开两条腿，用脚跟敲着地板。“不过，既然你清白无辜，那就没有必要了解法院的全貌。我一个人就能让你解脱。”“你怎么能办到这点呢？”Ｋ问，“因为几分钟前你还对我说过，法院根本不理会证词。”“法院只是不理会当面陈述的证词，”画家说，他跷起一个指头，对Ｋ居然不懂其中的微妙区别表示吃惊。“但如果在幕后活动，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幕后指的是在审议室和休息室里，或者，举个具体例子来说吧，就在这间画室里。”Ｋ完全相信画家现在讲的话，因为这和他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基本一致。在高级法官那儿，这样做确实是有希望的。如果像律师说的那样，法官很容易受私人关系的影响，那么画家和这些虚荣心很重的官员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Ｋ已在自己周围物色了一批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画家和法官的关系将使他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Ｋ的组织能力一度是银行的骄傲；现在，这些人完全由他负责物色，这就使他得到了充分证实自己的组织能力的机会。蒂托雷里观察着他的话会在Ｋ身上产生什么效果，然后略带不安地说：“你也许很奇怪，为什么我讲起话来像个法学家？我一贯和法院里的先生们合作，所以变成了这样。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失去了许多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热忱。”“你当初是怎么和法官们拉上关系的呢？”Ｋ问；他想先取得画家的信任，然后再把画家列人那个可以帮助他的人的名单中。“这很简单，”画家说，“我继承了这种关系，我父亲是法院的前任画家。这是一个世袭的职位，不能录用新人。给各种不同级别的官员画画，需要掌握许多复杂、全面、不能外传的规则，这些规则只能让几户人家知道。比如说，那边那个抽屉里保存着我父亲画的所有画，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只有研究过这些画的人，才有能力为法官们画像。不过，即使我把这些画丢了也没关系，我脑子里记住的规则已经多得足以保证我的位子不会被新来的人抢去。因为每个法官都坚持要把自己画得与以前的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除了我以外，谁也做不到这一点。”“你的职位实在令人羡慕，”Ｋ说；他想到了自己在银行里的职位，“这么说来，你的位置是别人抢不走的啰？”“对，别人抢不走，”画家得意洋洋地扭了扭肩膀，回答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敢经常帮助一些可怜虫打官司。”“你用什么方式进行帮助呢？”Ｋ问，好像自己不属于画家说的那些可怜虫的范畴。但是蒂托雷里不让Ｋ把自己的思路岔开，而是接着往下说：“例如，在你这个案子里，你是完全无辜的，我将抓住这点不放。”画家再次提到Ｋ的无辜，Ｋ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有时Ｋ感到，画家是在审判结果肯定良好的假设前提下，愿意提供帮助的；但这么一来，他的帮助便毫无意义了。然而，尽管Ｋ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嘴里却没说出来，而是听任画家不停地讲下去。他不准备拒绝蒂托雷里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打定主意；画家和律师一样，站在他一边，这是不会有疑问的。其实他更愿意接受画家的帮助，因为画家的提议更诚恳、更坦率。

    蒂托雷里把椅子拉到床边，压低嗓门，继续说道：“我忘了先问一句，你想得到哪种形式的无罪开释处理。有三种可能性，即彻底宣判无罪、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当然，彻底宣判无罪是最好的方式，不过我对这种判决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能促使他们作出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被告的清白无辜。既然你是无辜的，你当然可以把自己的无辜作为在本案中为自己辩护的根据。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你就不需要我和任何其他人的帮助了。”

    这种清醒的分析开始时曾使Ｋ吃了一惊，但他却用同样轻的声音向画家回答：“我觉得你自相矛盾。”“怎么自相矛盾？”画家耐心地反问道，他微笑着把身体向后仰去。画家的微笑使Ｋ怀疑，他即将摆出的也许不是画家讲话中的矛盾，而是法院诉讼程序本身的矛盾。不过他并未气馁，还是接着往下讲：“你刚才说过，法院不理会证词，后来你又说，那种说法只适用于法院公审时；而你现在却认为，在法院里，一个无辜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此外，你开始时讲过，私人的斡旋可以使法官改变看法，而现在你却否认个人的斡旋可以得到你称之为彻底宣判无罪的结果——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矛盾。”“这些矛盾很容易解释，”画家说，“我们应该区别两样东西：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是我通过亲身体验发现的；你不能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在法典中——我承认没看过——肯定写着无辜者应无罪开释，那上面不会指出法官可以被影响。我的经验则与此截然相反。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彻底宣判无罪，但我却见过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干预判决的例子。当然，也可能在我所知道的这些案子中，没有一个被告是真正无辜的。然而，这真的可能吗？那么多案件中，居然没有一个被告是无辜的吗？我小时候就很注意听父亲讲他听说过的那些案件；到他画室里来的法官们也总要谈起法院里的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实际上是惟一的话题。我自己开始为法官画像后，也充分利用了这种好处，了解到无数案件在最关键阶段的情况；我还尽可能注视这些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但是——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彻底宣判无罪的例子。”“这么说，没有一件案子的判决结果是无罪开释，”Ｋ说，他好像在对自己和自己的希望说话，“这证实了我对这个法院业已形成的看法：从任何角度来看，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其全部工作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你不能把这种情况普遍化，”画家不高兴地说，“我只是讲了我自己的经验。”“这就足够了，”Ｋ说，“你以前听说过无罪开释的事吗？”“据说，”画家回答道，“曾经有过这种无罪开释的例子。然而，要证实这点却十分困难。法院的最终决定从来不作记录，甚至法官也不知底细。因此，提及过去的案例，我们只能凭传闻。这些传闻肯定提供了宣判无罪的案例，实际上传闻中的大多数案子的判决结果都是无罪开释；这些传闻可以相信，但不能证实。不管怎么说，不能完全置这些传闻于不顾，其中总有些部分是属实的；此外，里面有些情节很动人。我自己就根据类似的传闻画过几幅画。”“光是传闻不能改变我的看法，”Ｋ说，“我想，人们总不能在法庭面前求助于这些传闻吧？”画家笑了起来。“不能，不能那样做，”他说。“那谈论这些传闻就没有用处了，”Ｋ说；他当时想要接受画家的看法，即使这些看法似乎很荒谬、或者跟Ｋ以前听说的有矛盾也无妨。他现在没有时间去调查画家讲的话是否全部符合事实，更不想反驳；他只希望画家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即使得不到任何结果也没关系。于是他说：“那咱们就不谈彻底宣判无罪了；你刚才还提到过其它两种可能性呢！”“诡称宣判无罪和延缓审理。只剩下这两种可能性了。”画家说，“不过，在咱们继续往下谈之前，你是不是把上衣脱掉？你好像很热。”“好的，”Ｋ说；他刚才只顾听画家讲话，把其它事情全忘了；现在经画家一提，他才发现这屋里真的很热，自己的额头上已经渗满汗珠，“简直热得难受。”画家点点头，好像他十分理解Ｋ的不舒服感觉。“咱们不能开窗吗？”Ｋ问。“不行，”画家回答，“那上面只有一块玻璃，固定在屋顶上，没法打开。”Ｋ这时才明白，他刚才一直盼着他自己或者画家会突然走到窗前，把窗打开。他只要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哪怕同时吞进几口烟雾也行。与新鲜空气完全隔绝的感觉使他顿时头昏脑涨起来。他把手掌平放在羽毛褥垫上，用微弱的声音说：“这既不舒适，又不卫生。”“噢，不对，”画家为自己的窗子辩护，“它是密封的，虽然只有一层玻璃，但却比双层玻璃更保暖。如果我想通通空气——这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墙缝全透风——，只要打开一扇门，或者把两扇门全打开就行了。”听了这个解释，Ｋ稍微安心了，立即扫了周围一眼，寻找第二扇门。画家猜出了Ｋ在干什么，便说道：“在你后面，我不得不用床把它顶上了。”Ｋ这时才发现墙上有个小门。“这间屋子作为画室实在太小了，”画家说，好像他知道Ｋ会发表评论，于是便抢先说了一句，“我尽量作了安排，床紧挨着门，当然摆得不是地方。就拿我现在正给他画像的那位法官来说，他总是从这道门进来；我得把钥匙交给他，这样的话，如果我不在画室里，他可以自己先进来等我。他嘛，一般总是早晨来，我还睡着呢。当然，不管我睡得多热，只要床后面的这扇门一打开，我就会醒过来。他一早就从我床上爬过来，如果你能听见我怎么用骂声欢迎他，你就会失去对法官的一切崇敬心理。我当然可以从他那儿取回钥匙，但是只能使事情更糟。撞开这里的任何一扇门都很容易。”他们在交谈时，Ｋ一直在考虑是否把上衣脱掉，最后他明白了，如果上衣不脱掉，他就无法在屋里再呆下去；于是他脱掉上衣，搁在膝盖上，这样做的好处是，谈话结束后，再穿起来就省时间了。他刚脱下上衣，一个姑娘就叫道：“现在他把上衣脱掉了。”他知道，现在她们全挤在门口，想透过门缝亲眼看看。“姑娘们以为，”画家说，“现在我要给你画像了，你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脱外衣的。”“我明白了，”Ｋ说，他并不觉得多么有趣；他现在虽然只穿着衬衫，却比刚才舒服不了多少。他闷闷不乐地问道：“你刚才说的另外两种可能性是什么？”他已经忘掉这两种可能性的名称了。“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理，”画家说，“应该由你来选择。我能够帮助你实现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尽管肯定会遇到一些麻烦；这两种可能性的区别在于，诡称宣判无罪要求在短时间内集中全部精力，而延缓审理则用的力气较少，但要坚持不懈。咱们先讲讲诡称宣判无罪吧。如果你决定争取这种可能性，我就去拿张纸来，写份宣誓书，保证你是清白无辜的。我父亲把这种宣誓书的写法告诉我了，决不会有问题的。然后我将带着这份宣誓书到我认识的所有法官那儿去游说，先从现在正让我画像的那个法官开始，比方说，从他今天晚上来画像的时候开始，我就把宣誓书摊在他面前，向他解释你是无罪的，并且以我本身的名义保证你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一种徒具形式的保证，而是名符其实，具有约束力的保证。”画家的眼睛中露出一丝略带嗔责的目光，好像Ｋ不该让他担负这么重大的责任似的。“你太好了，”Ｋ说，“可是，法官对你固然是相信的，但是仍旧不愿给我作出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是不是？”“关于这点，我已经解释过了，”画家回答道，“此外，是不是每个法官都相信我，还很难肯定；比如说，有的法官会要求亲自见见你。那样的话，我就得带着你去见他们。当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已成功了一半，尤其是因为我事先会确切地告诉你，在每个法官面前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真正的困难来自那些一开始就把我打发走的法官——这样的事肯定会有的。我当然会继续向他们申诉，但是咱们也许不得不甩开他们——当然，咱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个别法官的不同意见不至于影响判决结果。好吧，咱们再说下去，如果能争取相当数量的法官在宣誓书上签字，我就把宣誓书呈递到现在正在过问你的案件的主审法官手里，我或许也能让他在宣誓书上签名。这么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切事情就能顺利解决了，解决的速度要比平常快得多。一般说来，在这个阶段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困难了，被告到了这一阶段会感到信心十足。人们在这时要比正式宣判无罪时信心更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也确实如此。他们不必再做更多的事情了。主审法官手头有其他法官签名的宣誓书，他就能放心大胆地判处无罪开释了；虽然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履行，但他肯定会判无罪开释，以取悦我和他的其他朋友。到那时，你就能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走出法院了。”“这么说，到那时我就自由了，”Ｋ半信半疑地说。“对，”画家说，“但是仅仅是表面上自由，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暂时自由。因为我的熟人都是些低级法官，他们无权作出终审判决，无罪开释的终审判决权属于最高法院，你、我、以及我们大家都无法接近它。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顺便说一句，我们甚至也不想知道。总之，我们的法官没有判处无罪开释的权利，但是他们有权暂时卸掉你身上的罪责。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宣布你无罪，暂时把罪责从你身上卸掉，但是这个罪名仍旧是在你头顶上，一旦上面来了命令，他们就把罪责重新安在你身上。我和法院的联系很密切，因此我也能够告诉你，法院各办公室在具体处理彻底宣判无罪和诡称宣判无罪时采取哪些不同做法。彻底宣判无罪时，与案子有关的文件据说都要销毁，它们消失了，再也看不见了，不仅起诉书被销毁，庭审记录和判决书也要销毁，所有东西都要销毁。诡称宣判无罪就不是这样。各种文件均需保留，包括宣誓书、判决记录和判决说明书。所有卷宗都得按照正常办公原则的要求，继续呈转，转到最高法院后，又转回低级法官，就这样转来转去，这儿耽搁几天，那儿积压一些日子。卷宗的往返次数是无法计算的。局外人有时会以为，整个案子已经被忘却，文件已经遗失，诡称宣判无罪已经成为彻底宣判无罪。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熟悉法院情况的人都不会这么想。任何文件也不会遗失，法院从来也不会忘记任何事情。有一天，某个法官会出其不意拿过卷宗来，仔细阅读；他会认为这起案件的起诉仍然有效，于是便下令立即逮捕人。我这么说，有一个假设前提，即从诡称宣判无罪到重新逮捕人犯之间，已过了很长时间，这是可能的，我听说过类似的情况。但也有这样的可能：得到无罪开释的人刚从法院回到家，便发现刑警已经等在那里要重新逮捕他了。于是，他的全部自由当然便就此告终了。”“这个案子又得从头开始审理吗？”Ｋ有点不相信地问道。“当然啰，”画家说，“案子需要全部从头开始审理；但是结果也有可能和上次一样：诡称宣判无罪。于是人们又得为这个案子全力以赴，任何时候也不能松劲。”他讲出最后这句话，大概是因为发现Ｋ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可是，”Ｋ说，他好像不想再听画家说下去了，“第二次争取得到无罪开释的结果是不是比第一次更难？”“在这一点上，”画家说，“谁也不敢说死。我觉得，你的意思是，第二次被捕会影响法官们对被告的看法？不是这样。法官们第一次宣布被告无罪时，就预见到有可能再次逮捕被告。因此，你的这种顾虑是完全多余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倒会发生这样的事：法官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变了，甚至从司法观点上说也产生了变化；因此，你就得根据业已变化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努力，争取第二次无罪开释。一般说来，要像争取第一次无罪开释时那样想尽法子、竭尽全力。”“但是，第二次无罪开释也不是终审判决呀，”Ｋ说，他不以为然地转过头去。“当然不是，”画家说，“在第二次无罪开释后面跟着的是第三次被捕，在第三次无罪开释后面跟着的是第四次被捕，依次类推。诡称宣判无罪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些内容。”Ｋ无以置答。“看来，你对诡称宣判无罪不感兴趣，”画家说，“也许延缓审理对你更为适合。我是不是需要向你解释一下，延缓审理是怎么回事？”Ｋ点点头。画家懒洋洋地重新躺到椅子上，他睡衣前面的钮扣脱开了，他伸进一只手，轻轻抚摩着自己的胸部。“延缓审理，”他说；他凝视着前方，停了一会儿，像要找出一个十分确切的解释，“延缓审理就是诉讼停留在开始阶段，不再继续往下进行。为了取得延缓审理的结果，被告和他的代理人，尤其是他的代理人，必须与法院不断保持个人接触。请允许我再次指出，这虽然不像争取诡称宣判无罪那样，需要全力以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却需要更加保持警觉。你得经常注视着案子的情况，除了在紧急情况下要去找主管法官外，每隔一定时间也得去找他一次，而且要尽可能和他搞好关系。如果你本人不认识这位法官，那就应该通过你认识的那些法官尽量给他施加影响；同时要继续努力，争取亲自和他见一次面。如果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你都没有忽略，那你就肯定能使诉讼不至于超越开始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不再审理了，但是被告基本上可以不受判决的约束，就像一个自由的人一样。与诡称宣判无罪相比，延缓审理有其优越性，即被告的前景较为明朗，没有突然被捕的危险，用不着担心、紧张和焦虑，而这在争取诡称宣判无罪时是不可避免的，类似情况很可能在一个最不合宜的时刻出现。当然，对被告来说，延缓审理也有一些欠缺之处，一这也不容忽视。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考虑到被告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也不会真正获得自由，因为他在得到诡称宣判无罪后，也不见得能够真正获得自由。延缓审理的弊端在其它方面。要想把案子无限期地搁置起来，就必须找到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便得做做样子，采取各种措施，审问一次被告，收集一点证据等等，这当然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为案子还得让它继续向前进展，尽管只是局限在人为划定的一个小圈子中。这当然意味着被告会偶尔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你别以为这些事情会使人很不愉快，因为一切都是走走过场而已。比如说，审讯被告只消三言二语；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不想去，你可以表示抱歉而不出庭；你还可以事先安排和某些法官见面；总之，你要做的一切只是隔一定时间到你的主审法官那儿去一次，以这种方式从形式上承认你处于被告地位。”画家讲最后这句话的时候，Ｋ已经把上衣搭在手臂上站了起来。“他现在站起来了，”门外立即传来了喊声。“你就要走了吗？”画家问，他也站了起来。“我相信，是这儿的空气促使你离开的，我很遗憾。我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说，我不得不讲得很简短。但是我希望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啊，是的，”Ｋ说，他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画家讲话，头都疼了。虽然Ｋ承认画家已经讲清楚了，可是画家又接着总结了几句，想利用最后一次机会使他放心：“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可以避免被告受到判决。”“但是，它们也使被告不能真正无罪开释，”Ｋ低声说，他似乎因为自己作了这么一个尖锐的判断而感到窘迫。“你抓住了事情的核心，”画家紧接着说。Ｋ伸手去拿外套，但还没有决定是否把上衣穿上。他很想把外套和上衣捆成一捆，拿在手里，奔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他想到了姑娘们，尽管她们已经作出预报，说是他已经在穿衣服了，他还是不想把衣服穿上。画家急于猜度Ｋ的意图，便说道：“我觉得，你对于我的那几个建议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是对的。你如果想要匆匆决定的话，我还会劝阻你呢。需要细细斟酌，权衡利弊。每件事情都要仔细掂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也不应该拖得太久。”“我不久会再来找你的，”Ｋ说，他顿时下定决心，穿好上衣，把外套往肩上一搭，匆匆朝门口走去；门外的女孩子们立即尖叫起来。“你得守信用，”画家说；他没有跟着Ｋ，“否则我只好自己到银行里来了解情况了。”“请你开门，好吗？”Ｋ说；他拉了一下门把；觉得有阻力，他知道是门外的姑娘们在拽着。“你不想受到女孩子们的纠缠吧？”画家问，“最好还是从这边出去吧。”他指指床后的那扇门。这正中Ｋ的下怀，他赶紧走回床边；但是画家却没去开门，而是钻到床底下，在那儿说道：“等一会儿，你想看一两幅画吗？你可能会想买的。”Ｋ不想失礼，要知道画家确实很关心他，还答应今后帮助他呢；此外，Ｋ一直到现在都没提怎么付给画家报酬的事，这完全是他的疏忽，既然画家自己提出卖画，他当然不能推诿。于是，他同意看一看，尽管他急着想出去，已经不耐烦到了极点。蒂托雷里从床底下拽出一堆没有镶框的画来，画上盖着厚厚一层灰尘，轻轻一吹便满屋子飞扬起来，弄得Ｋ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大自然，荒野景色，”画家一面说，一面把画递给Ｋ。画面上是两棵低矮的树，分别位于一片深绿色草地的两端；背景是色彩斑斓的落日景象。“很漂亮，”Ｋ说，“我买。”Ｋ的回答短得出乎自己的预料；但画家并没有觉得受辱，而是从地板上又拿起一幅画来，所以Ｋ很高兴。“这幅画正好和那幅配对，”画家说。这幅画和那幅画倒真可以配对，两者没有丝毫区别：这幅画上也是两棵树、一片草地和一轮西斜的红日。不过Ｋ并不计较这点。“是两幅极美的风景画，”他说，“我都买下，我要把它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看来你喜欢风景画，”画家一面说，一面又挑出一幅画来，“碰巧的是，我还有一幅这样的习作，”这并不像是什么习作，而是又一幅荒原风景画。画家显然正在尽量利用这个机会，推销过去画的画。“这幅我也买下，”Ｋ说，“三幅一共多少钱？”“下次再说吧，”画家说，“你今天急着要走，反正咱们会保持联系的。老实说，你喜欢这些画，使我很高兴；我以后要把床底下的所有画都附送给你。全是荒野风景画，当初我画了几十幅。有些人不喜欢这类题材，说是格调太低沉，可是我相信总能找到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喜欢格调低沉的画。”然而，Ｋ再也没有心思听这位兜售自己作品的画家发表他的艺术见解了。“请把这三幅画包好，”他打断蒂托雷里的絮叨，大声说，“我的仆人明天会来取的。”“不必要，”画家说，“我可以找个搬运工，现在就跟你走，把画给你送去。”他终于走到床后面，把门打开。“别怕踩在床上，”他说，“从这扇门出去的人都从床上踩过去。”画家即使不这么说，Ｋ也会这么做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踩在羽毛褥垫的正中间；可是，他透过开着的门朝外一望，又把那只脚收了回来。“怎么回事？”他问画家。“什么东西使你这么奇怪？”画家反问道，他也觉得奇怪了，“这些是法院办公室。你原先不知道这儿有法院的办公室吗？几乎每栋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院的办公室，这栋房子为什么应该是例外呢？我的画室实际上也是属于法院办公室的，不过法院把它交给我使用了。”使Ｋ大吃一惊的倒并不是发现了法院办公室；而是发现自己居然对有关法院的事情如此一无所知。他承认，对于一个被告来说，一条根本原则是事事提防，永远不处于措手不及的地位；如果法官在左面出现，被告的眼睛决不能漫不经心地看着右面——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违反了这条原则。他的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过道，画室里的空气和这里的空气一比，就算很新鲜了。过道两边摆着长凳，和审理Ｋ的案子的那些办公室之间的过道一模一样。这么看来，办公室的内部布置有特定的规则。当时没有多少当事人来来往往。一个男人在长凳上半坐半靠着，双手捂着脸，好像睡着了；另外一个男人站在过道尽头一个光线阴暗的地方。Ｋ这时从床上走过去，画家拿着画，跟在他后面。他们很快便找到了一个门房——这些人虽然穿着普通衣服，但衣服上除了一般的钮扣外，还有一颗金扣子，Ｋ现在已经能把他们辨认出来了——，画家让他拿着画送Ｋ回家。Ｋ掏出手绢，捂着嘴；他不像走路，而是在跑步。他们快要走到过道尽头时，姑娘们拥了上来；Ｋ终于未能避免和她们相遇。姑娘们显然看见画室的第二扇门开了，她们赶快绕着圈子赶到这儿来了。“我不能再送你了，”画家笑着大声说道，他已经被女孩子们团团围住了，“下次再见吧，抓紧时间好好考虑一下！”Ｋ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来到马路上后，叫过头一辆驰来的出租马车。他得甩掉门房，因为门房的金扣子使他心烦，虽然它看来并没有引起任何别人的注意。忠心耿耿的门房上了车，坐在车夫旁边，但是Ｋ吩咐他下了车。Ｋ到达银行时，早已过了中午。他本想把画扔在车内，但又怕哪一天画家会问起这些画所表达的意境；所以他只好把画带进办公室，锁在写字台最下面的那个抽屉里，至少最近几天不能让副经理看见这几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