Ｋ终于决定不让律师过问自己的案子了。采取这个步骤是否明智？他一直对此存着疑问。但是，非此不可的信念最后占了上风。他作了很大努力才下定了这个决心。在他决定去见律师的那天，他的工作效率很低；为了完成任务，他不得不在办公室里呆到很晚才走。当他到律师家门口时，已经十点多了。他在按铃之前，又考虑了一遍；也许用打电话或写信的方式解聘律师更好，当面谈这事不免很难堪。但他不想放弃当面谈的好处；用别的方式解聘律师，律师会默认现状，或者会冠冕堂皇地写一两句话认可。除非Ｋ到莱妮那儿去了解情况，否则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律师对解聘有什么反映，按照律师的看法这个举动会造成什么后果。律师的意见是应该重视的。他和律师面谈，可以出其不意地提出解聘要求；不管律师多么警觉谨慎，Ｋ也会轻而易举地从他的举上中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一切；Ｋ甚至有可能发现，让律师过问案子更为明智，因而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他在律师门上按的第一次铃和往常一样，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莱妮的动作应该迅速一点，”Ｋ想道。不过，谢天谢地的是，这次不像往常那样，没有第二者来多管闲事，比如说，那个穿睡衣的男人或者任何其他爱管闲事的家伙都没有出现。Ｋ又按了一下门铃，同时看着旁边的那扇门，但是这一回两扇门都紧闭着。最后，律师门上的警官后面露出了一双眼睛，但不是莱妮的眼睛。一个人拔掉了门插关儿，但仍旧挡着门，算是一种防范措施。过了一会儿，那人朝屋里喊了一声“是他”后，才来开门。Ｋ靠在门上，他能听见那人急匆匆地转动钥匙所发出的声音。门终于开了，Ｋ几乎是冲进了前厅。他看见莱妮穿着睡衣，沿着过道一溜烟跑开了；那人刚才朝屋里喊了一声，准是给她打招呼。他注视了一会儿她的背影，然后转过身去看看是谁开的门。这是一个瘦骨嶙峋、个子矮小、蓄着长胡子的男人，他的一只手拿着蜡烛。“你在这里干事吗？”Ｋ问。“不是”那人说，“我不是他们家的，我只是律师的一个委托人，有事找他来了。”“你穿着衬衫就来了？”Ｋ指着那人的不合适的衣着问道。“噢，请原谅，”那人说，他借着烛光打量着自己，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衣冠不整。“莱妮是你的情妇吗？”Ｋ冷冷地问道。他微微叉开腿，手里拿着帽子，在背后攥紧了拳头。他只是因为自己穿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便觉得比那个瘦小的家伙优越。“啊，上帝，”那人说，他伸出一只手，遮在面前，表示惊讶和否认，“不是，不是，你在想些什么呀！”“你看样子是个老实人，”Ｋ笑着说，“但是，这无所谓，走吧！”Ｋ挥动着帽子，推着那人，要他先走。“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向前走的时候，Ｋ问道。“勃洛克，谷物商，”小个子转过身来自我介绍说，然而Ｋ不能允许那人站着不动。“是你的真名吗？”Ｋ接着问。“当然啰，”这是回答，“你为什么怀疑它不是真名呢？”“我想，你可能有某种原因需要隐姓埋名，”Ｋ说。他现在觉得轻松了，恰似一个人到了外国，和一个不如自己的人讲话，自己的事可以守口如瓶，有关那个人的事，他却可以泰然自若地参加讨论，既有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撒手不管。他们走到律师书房门口时，Ｋ停下来，打开门，叫住正沿着过道不紧不慢地走去的谷物商：“别忙着往前走，照一照这儿。”Ｋ想，莱妮也许躲在书房里，他让谷物商端着烛台，把每个屋角都照了一遍：书房中没有人。Ｋ走到法官的肖像前，从身后拉着谷物商的背带，把他拽回来。“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指着墙上那幅画问道。谷物商举起蜡烛，眨巴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对Ｋ说：“是一位法官。”“一位高级法官吗？”Ｋ问。他站在那人旁边，观察着这幅画会给那人留下什么印象。谷物商恭恭敬敬地向上看了一眼。“是一位高级法官，”他说。“你的眼力不大好，”Ｋ说，“他是一个级别最低的预审法官。”“现在我想起来了，”那人放下蜡烛说，“以前他们曾经跟我这么讲过。”“这是理所当然的，”Ｋ大声说道，“我怎么会忘记呢，你以前当然听人说起过。”“可是，我为什么一定会听人说起过呢？”那人一面说，一面朝门口走去，因为Ｋ在后面推着他。当他们走到过道里的时候，Ｋ说：“我想，你知道莱妮藏在什么地方吧？”“藏在什么地方？”他说，“不，她可能在厨房里给律师做汤呢。”“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呢？”Ｋ问。“我正要把你带到她那儿去，可是你却把我叫住了，”那人回答道，这些互相矛盾的询问似乎把他搞糊涂了。“你以为自己很机灵吧，”Ｋ说，“带我到厨房里去！”Ｋ从来没有到过厨房，这间厨房大得惊人，设备齐全。做饭的炉子比一般炉子大三倍；其它东西看不大清楚，因为只有一盏小灯，挂在门旁。莱妮和平常一样，穿着白围裙，站在炉子旁边，正往搁在煤油炉上的汤锅里打鸡蛋。“晚上好，约瑟夫，”她转过脸，看了Ｋ一眼，说道。“晚上好，”Ｋ说，他把谷物商支使到较远的一张椅子跟前，谷物商顺从地坐下。Ｋ然后走到莱妮身后，贴近她，靠着她的肩头问道：“这人是谁？”莱妮一只手搅着汤，另一只手挽着Ｋ，让他走上前来。“他是个可怜虫，”她说，“一个可怜的谷物商，名叫勃洛克。你瞧他这副模样。”他们两人都回过头去看谷物商。那人正坐在Ｋ指定的那把椅子上，已经把蜡烛吹灭了，因为没有必要再让它点着了；他正用手指掐灭烛蕊。“你只穿着睡衣，”Ｋ说，他使劲把莱妮的头转过去，重新对着炉子。她没回答。“他是你的情人吗？”Ｋ问。她伸手去取汤锅，但是Ｋ抓住她的两只手说：“回答我！”她说：“到书房里去，我全讲给你听。”“不，”Ｋ说，“我要你在这儿告诉我。”她悄悄挽着Ｋ的胳膊，打算吻他，但Ｋ把她推开，对她说：“我不需要你现在吻我。”“约瑟夫，”莱妮说，她用哀求和坦率的目光凝视着他，“你肯定不妒忌勃洛克先生吧？”接着她转身对谷物商说：“卢迪，你来帮帮忙，你瞧，我被怀疑了；把蜡烛放下。”人们可能会以为谷物商一直心不在焉，但是他却马上明白了莱妮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想像，你有什么可妒忌的，”他单刀直入地说。“我其实也不能想像我会吃醋，”Ｋ笑了笑，看着他回答道。莱妮听后哈哈大笑，乘着Ｋ暂时心绪不错，勾住他的手臂低声说：“现在让他一个人呆着吧，你会明白他是个什么样的家伙。我对他稍微客气了一些，因为他是律师最好的委托人之一，这是惟一的原因。你自己怎么样？今天晚上你想见见律师吗？他今天身体很不好；不过没关系，如果你想见他，我就告诉他你在这儿。但是你一定要在我这儿过夜。你自从上次来这儿后，好久没露面了，连律师也问起了你。对你的案子不能漠不关心嘛！我也听说了一些情况，我会告诉你一些消息的。不过，你先把大衣脱掉吧。”她帮他脱下大衣，接过他的帽子，跑到门厅里去挂好，然后又跑回来看一眼锅里的汤。“我先去通报一声，说是你来了，还是先给他端汤去？”“先通报一声吧，”Ｋ说。他觉得很恼火，因为本来想把整个案子、尤其是解聘律师的问题，和莱妮彻底谈谈；可是谷物商在这儿，把事情全搞糟了。话又说回来，他认为这件事十分重要，不能听任一个小小的谷物商进行干扰；于是他把已经走进过道的莱妮叫了回来。“不，让他先喝汤吧，”他说，“这样，他跟我讲起话来会更有力气，他需要这样。”“这么说来，你也是律师的委托人啰，”谷物商坐在屋角，心平气和地说；他似乎想证实一件事。他的话引起了不良后果。“关你什么事？”Ｋ说；莱妮插嘴说：“你别嚷嚷。”莱妮又对Ｋ说：“好吧，我先把汤给他送去。”她把汤盛在碗里。“不过他很可能马上便会呼呼入睡，他每次吃完东西后都要睡一觉。”“我将要对他讲的话会使他一夜睡不着觉，”Ｋ说，他想使别人明白，他和律师的会晤将是十分重要的；他盼着莱妮会来盘问他，到那时他再请她出主意。但是莱妮只是严格地按着他的吩咐去做。她端着汤，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故意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轻声对他说：“他一喝完汤，我就向他通报你来了，这样你就可以尽快回到我身边来。”“去吧，”Ｋ说，“你快去吧。”“火气别这么大，”她说，然后便端着汤碗，在门口转过身走了。

    Ｋ站在原地，目送着她。现在他已下定决心，一定把律师解聘掉，但他肯定没有机会先和莱妮商量一下。虽然这些事情远远超出她的能力范围，但她准会劝他改变主意；这一次她的意见很可能会占上风，她很可能会让他放弃原来的打算，使他继续成为疑虑和恐惧的牺牲品，直到他的决定最终能付诸实践为止；这个决定太重要了，不能放弃。这个决定实施得越早，他的痛苦也就越少。谷物商也许能在这件事情上开导他一下。

    他于是向谷物商转过身去，谷物商猛地动了一下，好像要蹦起来。“坐着吧，”Ｋ说，他拽过一把椅子，坐在谷物商身边。“你早就是律师的委托人了，是吗？”“是的，”谷物商说，“很早就是他的委托人。”“他过问你的案子有多久了？”Ｋ问。“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事，”商人说，“在商务上——我是个谷物商——律师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代理人，也就是说二十年来一直如此；至于说我个人的案子——你大概指的是这事——，他也是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五年多以前，就是我的律师。是的，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他拿出一个旧笔记本，以证实自己说的话，“我在这里面全记着。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确切日期说出来。凭脑子记住这些日期是很困难的。我的案子也许还应上溯到更早的时候，比我说的还要早，我妻子一死就开始了，肯定在五年半以前。”Ｋ把椅子挪得更加挨近那人。“这么说来，律师还兼管过问遗产纠纷？”Ｋ问。法院和法学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似乎牢固得不同一般。“那当然，”谷物商说，他接着低声补充了一句：“他们甚至说，他在处理遗产纠纷方面比在其它方面更内行。”接着，他显然后悔自己讲得太多了，便伸出一只手，搭在Ｋ肩上，对Ｋ说：“别出卖我，求求你。”Ｋ轻轻拍拍他的大腿，说道：“不会的，我不会告密。”“你知道，他惯于打击报复，”勃洛克说。“他肯定不会伤害一个像你这样忠诚的委托人的，对吗？”Ｋ说。“噢，他会的，”勃洛克说，“他一旦发火，便六亲不认；此外，我其实对他也并不忠诚。”“这是怎么回事？”Ｋ问。“我也许不该告诉你，”勃洛克犹豫不决地说。“我想你不妨说出来，”Ｋ说。“好吧，”勃洛克说，“我告诉你几件事，但是你也得把你的秘密讲一件给我听听，这样咱们就彼此捏着对方的一个把柄了。”“你真谨慎，”Ｋ说，“我将要告诉你的那个秘密会使你的一切怀疑烟消云散。现在请你说说，你是怎么对律师不忠诚的。”“好吧，”商人踌躇地说，好像在招认一件见不得人的事，“除了他以外，我还有其他律师。”“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Ｋ说，他有些失望。“据说这是不行的，”商人说，他从开始讲话起，一直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不过现在由于Ｋ的配合，他放心了。“不允许这样做。特别是当你有了一个正式的律师后，就更不准找那些讼师商量了。而我却正在这么干，除了他以外，我还有五个讼师。”“五个！”Ｋ嚷道，他为这个数字感到惊讶，“除了这位以外，还有五个律师？”勃洛克点点头继续说道：“我还正在和第六个律师商谈呢。”“不过，你需要这么多律师干什么？”Ｋ问。“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对我有用处，”勃洛克说。“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愿意吗？”Ｋ说。“当然愿意，”谷物商说，“首先，我不想输掉官司，这点你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不敢放过任何可能对我有用的东西。如果有一线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希望，哪怕这个希望很渺茫，我也决不放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为自己的案子花了所有的钱。比如说，我把做生意的钱全填上了；原先我的商行差不多占了整整一层楼，现在我只需要一间朝北的屋子和一个伙计就够了。当然我的生意之所以凋敝，并不仅仅是因为资金花光了，而是因为我精力不济。当你全力以赴为自己的案子奔走时，你不会有多少精力花在其它事情上。”“这么说来，你也是自己为自己的事情奔走啰，”Ｋ打断他的话，“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这没什么可多说的，”谷物商说，“开始时我试图自己过问此事，后来我不得不作罢。太耗费精力了，结果也令人失望。光是到法院里去，看看事情的动向，也得付出很大代价，至少对我来讲是如此。即使你只是在那里坐着，等着来叫你，你也会觉得无精打采。你也知道那儿的空气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上法院去过？”Ｋ问。“你从过道里走过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真凑巧！”Ｋ嚷道，他被谷物商的话吸引住了，完全忘了他刚才还认为谷物商是一个十分可笑的人物，“这么说，你看见我了！我从过道里走过的时候，你在那里。不错，我是从过道里走过一次。”“这并不是一次什么巧合，”谷物商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上那儿去。”“我可能从现在起，也得经常上那儿去了，”Ｋ说，“不过，我大概不能受到像那次那么隆重的迎接了：当时大家都站了起来。我想，你们准把我当作法官了吧。”“不对，”商人说，“我们站了起来，是因为门房的缘故。我们知道，你也是个被告。这类消息不胫而走。”“这么说来，你那时就已经知道了，”Ｋ说，“你们也许以为我是个身居高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吧。没有人议论起这点吗？”“对你的评价不坏，”谷物商说，“不过，全是无稽之谈。”“怎么会是无稽之谈呢？”Ｋ问。“你干吗要追问呢？”谷物商温怒地说，“你看来还不了解那儿的人，你会产生误解的。你要记住，在这些法院里，所有事情都要提出来进行讨论，这些讨论荒谬绝伦。人们累了，再也不能集中注意力思索问题了，于是便求助于迷信。我在这方面和其他人一样糟糕。按照一种迷信观点，人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脸相上，尤其是他的唇部线条上，看出他的案子的结局会怎样。比如说，人们会宣称，根据你的唇部动作判断，你将被认定有罪，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我可以告诉你，这种迷信行为愚蠢之极，在很多情况下，这样作出的臆断与事实完全不符。但是，如果你生活在这些人中间，你就很难不受这种压倒一切的看法的影响。你想像不出，这类迷信行为会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你在那儿对一个人讲过话，对不对？他很难说出一句话来回答你。人们一到那儿便糊涂了，原因当然很多；他无言以答的原因之一是：看到你的嘴唇后，他受到了刺激。他后来说，他在你的嘴唇上发现了他自己要被定罪的迹象。”“在我的嘴唇上？”Ｋ问，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的嘴唇。“我在我的嘴唇上看不出任何特殊的东西来。你能看出来吗？”“我也看不出，”谷物商说，“一点也看不出。”“那些人真迷信！”Ｋ大声说道。“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谷物商说。“那么，他们大概经常见面，交换看法吧？”Ｋ问，“我和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他们一般不大来往，”谷物商说，“他们不大可能常见面，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此外，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少。有些人偶尔相信找到了一种共同利益，但是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人们无法采取统一行动来反对法院。每桩案子都单独审理，法院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因此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根本谈不上。个别人可能秘密地在这儿或那儿取得一些进展，但其他人只有到事后才能略知一二，谁也不会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因此，并没有真正的统一行动；人们在过道里虽然频频相遇，但交谈的次数却很少。迷信是个古老的传统，正在自发地增长。”“我看见了过道中所有的人，”Ｋ指出，“我心想，他们在这儿闲逛是多么无意义啊。”“不是没有意义。完全不是，”勃洛克说，“惟一无意义的事是采取独立行动。我已经对你说过，除了这位以外，我还有五位律师。你可能会想——我也曾经这么想过——我可以高枕无忧、撒手不管这件案子了。你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我必须更密切地注视它，比我只有一个律师时更注意。我想，你不能理解这点，是吗？”“是的，”Ｋ说，他伸出手，按在那人手上，请他别讲得这么快，“我想请你讲得稍微慢一点，这些事情对我极为重要，我跟不上你讲话的速度。”“我很高兴，你提醒了我，”谷物商说，“当然，你是新来的，你在这类事情中还缺乏经验。你的案子刚六个月，对不对？没错，我听说过。六个月时间太短了！而我对这类事情却已经考虑过不知多少遍了，这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我想，当你想到你的案子已经进展到这一步时，内心一定充满了感激，”Ｋ说，他不想直接打听谷物商的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他没有得到直接的回答。“是的，我这个包袱背了足足五年，”勃洛克低下头说，“这不是一件小事。”他接着沉默了一会儿。Ｋ注意倾听，莱妮是不是回来了。一方面，他不愿意莱妮这时进来，因为他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他不想让她看见他正和谷物商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为莱妮明明知道他在这儿却仍旧在律师身边呆这么久而烦恼：送一碗汤哪里用得了这么多时间呢！“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开始时的情况，”谷物商重新开始说，Ｋ立即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时我的案子正处于你的案子现在所处的阶段。我那时只有这么一个律师，我对他不十分满意。”“现在我能够把一切都弄个水落石出了，”Ｋ想，他亲切地点着头，好像这样做就能激励谷物商把所有情况都和盘托出。“当时我的案子一点进展也没有，”勃洛克接着说，“已经开过几次庭，我每次都出庭受审；我搜集了证据，甚至把所有的账册都送到法院里去。后来我发现，完全是多此一举。我常常到律师这儿来，他呈交过好几份申诉书——”“好几份申诉书？”Ｋ问。“是的，没错，”勃洛克说。“这一点对我很重要，”Ｋ说，“因为他正为我的案子准备第一份申诉书呢。他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写出来。我这下才明白他对我多么不关心，简直可耻。”“申诉书至今还没有写好，可能他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勃洛克说，“老实告诉你吧，我的那些申诉书后来几乎毫无用处。多亏一位法官的好意，我看见过其中的一份。写得很深奥，但是空洞无物。开头塞了一句拉丁文，我看不懂；然后是满满几页向法院进行的一般性申诉；接着吹捧了某些法官，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精于此道的人一看就知道夸的是谁；接下去是律师自我吹嘘一番，与此同时又对法院进行阿谀奉承；最后是分析几个据说和我的情况相似的过去的案例。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我得承认，这种分析是很细致、很精辟的。你别以为我是在评价律师的工作；那份申诉书不过是许许多多申诉书中的一份而已。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没有看出我的案子有了任何进展。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你希望看到什么性质的进展呢？”Ｋ问。“这个问题提得好，”谷物商笑着说，“这些案子很难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我是商人，当时的我比现在的我更像一个商人。我当时只想得到看得见的结果，我想，这一系列磋商要么结束，要么按正常途径，转人更高一级。可是随之而来的却只是一些走过场的传审，一次接着一次，内容大致相同，我可以像念祷文一样作答。法院的传令人每星期要到我的商行、我家里或者任何能找到我的地方来好几次，这当然很讨厌，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大有改善，因为打电话找我并不使我太烦恼了。此外，关于我的案子的谣言到处流传，不仅传到我的实业界朋友耳中，甚至连我的亲戚们也知道了。所以，我到处碰壁，而法院则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图，要在不久的将来依法审理我的案子。于是我便来到律师这里，向他发泄了我的怨愤。他让我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但是断然拒绝按我说的意思采取行动。他说，任何人也不能促使法院确定听取案情的日期，在申诉书里写上这样的要求——我正希望他这样做——是前所未闻的，这只会毁了我自己和他。我心想：这位律师不想做或不能做的事，另一位律师准愿意和有能力做。于是我便去物色其他律师。我现在也得告诉你，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请求过法院确定审理我的案子的日期，也没有为了争取开庭审判而作过任何努力。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儿有一个例外，过一会儿我再解释。这位律师其实并没有误我的事，但我也不认为有必要因为找了其他律师而懊悔。我想，霍尔德博士已经对你讲了很多有关讼师的事情了，他准是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确实如此。但是他在谈到他们时，以及把他们和他自己以及自己的同事们相比较时，总会犯一个小小的错误，我顺便提醒你注意这点。他总把自己圈子里的律师称为“大律师”，用作对比。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任何人只要自己高兴，都可以在自己的头衔面前加上“大”字；但是这件事应该由法院的传统来决定。除了不学无术的律师外，所有大小律师都得到法院的承认，按照法院的传统，我们的律师和他的同事们只属于小律师的范畴，而真正的大律师们我仅仅听说过，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他们高踞于小律师之上，就像小律师高踞于讼师之上一样。”“真正的大律师们？”Ｋ问，“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人们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勃洛克说，“被告们听说大律师的事后，总会昼思梦想地盼着见见他们，难得有一个被告是例外。不过，你可别上当。我不晓得大律师们是谁，我也不相信能够找到他们。他们曾经确切无疑地干预过的案子我一个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只是在自己高兴的时候才为某些案子辩护。他们只为自己愿意为其辩护的人辩护。另外我想，他们只是在案子已经超出低级法院的审理范围时才采取行动。事实上，人们最好把这些大律师们统统忘掉，不然的话，他们听着普通律师说出的那些谨小慎微的主意和建议，会觉得这些谈话味同嚼蜡，是蠢人之举——我自己有过亲身体会；于是他们便想把一切统统抛弃，上床蒙头睡大觉。这么干当然就更蠢了，因为即使上了床也睡不安稳。”“这么说，你当时没想去找大律师吗？”Ｋ问。“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勃洛克说，他又笑了笑，“不幸的是，人们无法把大律师们忘得一干二净，尤其是夜里。不过当时我需要立即见成效，因此我便去找那些论师了。”

    “你们两个挨得真近呀！”莱妮嚷道，她端着汤碗回来了，正站在门口。他们确实紧挨在一起坐着，头只要稍稍一动就会碰着；小个子勃洛克坐在那儿，身体向前倾，说话声音很低，Ｋ只好朝他俯下身去，才能听见他说的每句话。“让我们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Ｋ大声说道，他让莱妮走开，由于忿怒，他那只仍然按在谷物商手上的手在发抖。“他要我向他介绍我的案子，”谷物商对莱妮说。“好吧，你接着向他介绍吧，”她说。她对勃洛克讲话时用的是一种和气、然而略带傲慢的语气，这使Ｋ不悦。不管怎样，Ｋ已经发现，谷物商具有某种价值，他有自己的经验，知道怎样向别人介绍这些经验。莱妮起码是没有发现他的价值，这是可能的。更使Ｋ不高兴的是，莱妮拿走了谷物商一直握在手中的蜡烛，用围裙擦干净他的手，还俯下身去刮掉落在他裤子上的烛泪。“你刚才讲到你去找那些讼师了，”Ｋ说，然后默默地把莱妮的手推开。“你这是在干什么？”她问，并且轻轻拍了Ｋ一下，继续刮谷物商裤子上的烛泪。“是的，我去找讼师了，”勃洛克说，他用手摸着额头，像是在回想。Ｋ想帮助他回忆，因此又说了一句：“你当时需要立即见效果，所以便去找那些讼师。”“对了，”勃洛克说，但没有讲下去。“他大概不愿意当着莱妮的面讲，”Ｋ想道；他立即克制住急于听下文的心情，没有再催那人讲下去。

    “你通报过了吗？”他转而问莱妮。“当然啰，”她说，“律师在等着你呢。现在你让勃洛克一人呆着吧，你过一会儿可以再找他谈话，因为他总呆在这儿。”Ｋ仍旧犹豫不决。“你总呆在这儿吗？”他问谷物商；他想要那人自己说，不愿意莱妮来替他说话，因为她讲起话来旁若无人，好像那人根本不在场。Ｋ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对莱妮很生气。可是，开口讲话的又是莱妮：“他常在这儿睡觉。”“在这儿睡觉？”Ｋ嚷道，他原以为谷物商只会等到他和律师的短暂谈话结束，然后他们就一起离开这儿，找个地方私下里彻底磋商一下这件事。“是的，”莱妮说，“谁都不像你，约瑟夫，爱什么时候来找律师就什么时候来。你甚至认为，如果你夜里十一点钟求见像律师这样一个病人，他也应该答应，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你以为朋友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不错，你的朋友们，至少是我，愿意为你效劳。我不要你感谢我，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我只希望你喜欢我。”“喜欢你？”Ｋ想，但他只是在脑中出现了这几个字后才想到：“我是喜欢她的。”不过，他不理会她讲的其它活，就其一点说道：“他答应会见我，因为我是他的委托人。如果我想找律师谈一次话，还需要其他人帮忙，那我就得不断鞠躬作揖了。”“他今天真难对付，对不对？”莱妮对谷物商说。“现在轮到我受冷遇了，她只跟他说话，似乎我不在场，”Ｋ想道，他同时也对谷物商发火，因为谷物商讲话的方式也像莱妮一样没礼貌：“不过，律师答应会见他，还有其它理由。他的案子比我的案子要有意思得多。另外，他的案子仍处于开始阶段，可能还有希望，所以律师愿意过问。以后你会发现这两个案子是不同的。”“不错，不错，”莱妮说，她看着谷物商，笑了笑，“你真会说话！”这时，她转而对Ｋ说：“他讲的话，你一个字也别相信。他倒是一个好人，就是太饶舌。律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无法忍受他。所以，律师除非心绪特别好，否则从来不见他。我尽量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可是没有用处。你想想，我有几次对律师说，勃洛克在这儿呢，可是律师却过了三天才见他。如果律师想见他时，他正好不在，那么他的机会就丧失了；我就又得从头开始，为他重新通报。因此我得让勃洛克睡在这儿，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律师半夜打电话来叫他的情况。所以勃洛克必须时刻准备见律师，不分白天黑夜。有时也会遇到律师改变想法的情况，有一次他发现勃洛克确实是在原地恭候，可是他却拒绝会见。”Ｋ向谷物商投了一瞥询问的目光，那人点点头，用刚才那种直爽的口气，也许还夹杂着一种自惭形秽的不安心情说道：“是的，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越来越离不开自己的律师。”“他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莱妮说，“因为他喜欢睡在这儿，他经常这么对我说。”她朝一扇小门走去，把它推开。“你想看看他的卧室吗？”她问。Ｋ跟着她走，从门口向里面看了一眼：这间屋子天花板很低，没有窗子，窄得只能放一张床，要上床就得爬过床架。床头边的墙上有个洞，里面放着一根蜡烛，一个墨水瓶和一支笔，这些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摆在一叠文件旁边——可能是有关案子的文件。“这么说，你睡在女仆的房间里？”Ｋ转过头来问谷物商。“是莱妮让我睡在这儿的，”他说，“这儿很方便。”Ｋ久久地注视着他；他给Ｋ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也许不错；勃洛克经验丰富，这是肯定的，因为他的案子已经拖了好几年，然而他为取得这些经验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Ｋ突然觉得无法忍受他的那副模样。“让他上床去，”Ｋ对莱妮嚷道，她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其实他是想摆脱律师，不仅使霍尔德，而且也使莱妮和谷物商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勃洛克在走到卧室门口之前，低声对Ｋ说：“Ｋ先生。”Ｋ生气地转过身来。“你忘了自己的诺言，”商人说，他朝Ｋ伸出手，像是在哀求。“你得把你的一个秘密告诉我。”“不错，”Ｋ说，并且扫了莱妮一眼，莱妮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好吧，你听着，不过现在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我要到律师那儿去，解聘他，不要他过问我的案子。”“解聘他！”谷物商惊奇地喊道；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双臂，在厨房里匆匆跑了一圈，一面跑一面嚷道：“他要解聘律师！”莱妮抓住Ｋ的胳膊，但是勃洛克却把他拉开，她攥起拳头打勃洛克。她握着拳，赶紧去追Ｋ，Ｋ已经走了好远了。她刚要追上Ｋ，Ｋ却一步跨进律师的房间；他打算随手把门关上，但是莱妮从门缝中挤进一只脚来，伸出手，抓住他的胳膊往后拽。Ｋ使劲捏着莱妮的手腕，疼得她“哎哟”一声，不得不松开手。她不敢硬挤进屋来，Ｋ钥匙一转，把门锁了。

    “我等了你好久啦，”律师从床上对Ｋ说，他把刚才正借着烛光阅读的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架上眼镜，凝视着Ｋ。Ｋ没有表示歉意，而是说：“我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了。”这句话并非道歉，所以律师没有理会，他说：“下次再这样晚，我就不见你了。”“这和我的想法一致，”Ｋ接过话头说。律师疑虑地向他瞥了一眼，说道：“坐下。”“既然你让我坐下，我就坐下，”Ｋ说，他拽过一把椅子，放在床头柜旁边，自己坐下。“我好像听见你把门锁上了，”律师说。“是的，”Ｋ说，“这是因为莱妮的缘故。”他不想庇护任何人；律师接着问：“她又来缠着你啦？”“缠着我？”Ｋ反问道。“是啊，”律师说，他抿着嘴轻声笑了起来，直到咳嗽了一下才止住笑，咳完后又轻声笑了起来。“我想，你一定已经发现她在缠你了，对吗？”律师拍拍Ｋ的手问道；Ｋ刚才心烦意乱，无意中把手放在床头柜上，现在赶紧缩了回来。“你不必太在意，”Ｋ急忙说道。律师接着往下说，“这更好。否则我就要为她道歉了。这是她的怪癣之一，我早就原谅了她，如果你刚才不把门锁上的话，我也不想再提起。我最不愿意向你解释她的这个怪癖，但因为看样子你困惑不解，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她的这个怪癖是，几乎觉得所有的被告都可爱。她追求他们每个人，爱他们每个人，并且显然也被他们所爱；当我同意的时候，她常常把这些事告诉我，让我开心。我并不为此大惊小怪，不过，看来你却着实感到吃惊。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眼力不错，你也会发现，被告们往往是可爱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说是一条自然规律。一个人被控告以后，他的外貌并不会立即发生明显的、一下子就能发现的变化。这些案子并不像普通刑事案件，大部分被告继续从事日常活动，如果有一个好律师过问的话，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多大损害。然而，有经验的人能在人山人海中把所有被告一个不漏地辨认出来。他们是怎么把被告认出来的？你会这么问。我怕我的答复不会使你满意。他们能认出来，因为被告们总是甚为可爱的。不是罪行使他们变得可爱了，因为——我起码作为一个律师，应该如实讲讲我的看法——他们并非全都有罪。也不是尔后的依法施刑事先使他们变得可爱了，因为他们并非都会受到惩处。因此，准是对他们的控告以某种方式使他们变得可爱了。当然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可爱。不过总的来说，他们都很可爱，连那个名叫勃洛克的可怜虫也一样。”

    律师发表了这番宏论后，Ｋ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还点过几次头，好像对律师讲的最后几句话表示完全赞同；不过，他实际上更加认为自己的一贯看法有理，即律师总想讲一些泛泛的大道理，就像这次一样，使他的注意力从主要问题上转移开。这个主要问题是：律师在推动案子的进展方面到底做了多少实际工作？律师住了嘴，给Ｋ一个讲话的机会，他或许已觉察到，Ｋ比往常更咄咄逼人；他看见Ｋ仍旧一言不发，便问道：“你今晚到这儿来，有什么特殊事情吗？”“是的，”Ｋ说，他伸出一只手，遮住烛光，以便把律师看得更清楚些。“我来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不需要你过问我的案子了。”“我没听错吧？”律师问道，他一只手撑在枕头上，微微欠起身来。“我希望你没听错，”Ｋ说，他坐得笔直，似乎处于戒备状态。“好吧，咱们可以围绕着这个设想商量一下，”律师停了一会儿说。“这不是设想，而是事实，”Ｋ说。“就算是吧，”律师说，“不过咱们用不着这么匆忙。”他用“咱们”这个词，好像不想让Ｋ离开他，如果实在不能当Ｋ的正式代理人，至少可以给Ｋ出几个主意嘛。“这不是一个匆忙作出的决定，”Ｋ说；他慢慢站起来，退到椅子后面，“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也许考虑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这是我的最后决定。”“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发表一点看法，”律师说，他踢开鸭绒被，坐在床沿上。他的腿上稀稀地长着白色的汗毛，他由于没穿裤子而冷得直发抖。他请Ｋ把沙发上的毛毯递给他。Ｋ拿起毯子说：“你没有必要这么冻着。”“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律师说，他把被子技在肩上，用毯子裹着腿，“你叔叔是我的朋友，我也慢慢喜欢上了你。我公开承认这点，没什么可难为情的。”Ｋ不愿意听这个老头抒发感情，因为这就迫使他不能不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而他则想避免这么做；另外，他自己承认，律师的话虽然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决定，但也使他很尴尬。“我感谢你的友好态度，”他说，“你竭尽全力，做了你认为对我有利的事，对此我表示欣赏。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慢慢懂得了，光有你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当然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一个比我年长得多、有经验得多的人；如果我无意中似乎正在这样做，那就请你原谅我，可是——用你的话来说——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我相信，在我的案子中，应该采取比迄今为止强有力得多的措施。”“我理解你，”律师说，“你感到不耐烦了。”“我没有不耐烦，”Ｋ说，他有点恼火，因此不那么注意酌字斟句了，“我第一次跟叔叔一起来拜访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发现，我并不把我的案子当作一码事；如果别人不强迫我想起它，可以说，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叔叔坚持要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我这么做了，为的是使他高兴。从那时起，我当然希望，这件案子在我心头的压力会减轻一些，因为聘请律师的目的就是要把压力匀一点给律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以后，这件案子反而使我更加苦恼了。我独自一人时，什么事也不想干，但我几乎毫无忧虑；而请了律师后，我觉得条件已经齐备，只等发生一件什么事了。我日以继夜地等着你的干预，等得我心焦如焚；但你却什么事情也没做。我承认，你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法院的情况，这些情况在别处也许是听不到的。可是这种帮助对我来讲远为不够，要知道案子正折磨着我，刺痛着我的心。”Ｋ把椅子推到一边，直挺挺地站着，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当一个人的活动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律师压低声音、心平气和地说，“就不会出现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了。我的委托人中，不知有多少也像你这样，当案子到了一定程度后，就到我这里来，站在我面前，脑子里转着同样的念头，嘴里说出同样的话！”“好吧！”Ｋ说，“这么说来，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事出有因的。这并不能反驳我的论点。”“我不想反驳你的论点，”律师说，“我只想补充一句，我希望你比其他人理智一些，尤其是因为关于法院的活动以及我自己的做法，我对你讲的要比我通常对一般委托人讲的多得多。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看到，尽管这样，你却对我不够信任。你没有为我创造方便条件。”律师真会在Ｋ面前低声下气！他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职业尊严；在这种时候，职业尊严最容易受到损害。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人们的印象符合事实的话，他是一位阔绰的律师，登门求助的人很多；对他来说，失去Ｋ这么一位委托人，失去Ｋ的酬金，算不了什么。何况他身体有病，自己应该想到，少接受几个委托人是明智的。可是，他却紧紧抓住Ｋ不放！为什么？是因为他和Ｋ的叔叔有私人交情吗？还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该案很特殊，他可以借为Ｋ辩护或通过讨好法院里的朋友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后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Ｋ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可是却发现不了任何迹象。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律师故意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看看他的话会引起什么效果。然而，律师显然把Ｋ的沉默作了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为他接着说：“你大约已经发现，我的办公室虽然很大，但是我却不在助手。前几年可不是这样，那时有几位学法律的年轻学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过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作了这种变革，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的业务活动的变化，因为我渐渐地只过问像你这样案子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心中逐渐形成和巩固的一种信念。我发现，我不能把过问这些案件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否则肯定会使我的委托人蒙受不白之冤，使我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冒失败的危险。但是，我决定把这种类型的案子全部接受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只好拒绝接受大部分委托给我的案子，只接受那些跟我有密切关系的案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在我家附近便有不少可怜虫，不管我给他们介绍哪个蹩脚的律师，他们都会急忙找上门去的。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我的身体搞垮了。不过我并不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我也许应该更果断一些，接受的案子更少一些。我应该专心致志地过问我所接受的那些案子，这种做法经证明是必要的，是有道理的。我有一次曾经读到过一篇出色的文章，介绍两类律师的区别：一类律师只过问一般法律权益问题，另一类律师过问像你们这样的案子。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手里拿着一条细线，牵着他的委托人走，一直到判决作出为止；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委托人扛在肩上，背着他走，从不把他放下，一直背到作出判决，甚至背到判决以后。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说我挑起这么重的一付担子而从来也不后悔，那也不大符合事实。比如说，在你的案子中，我的努力完全遭到误解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感到有一点后悔。”这番话并没有使Ｋ心悦诚眼，只是使他更加不耐烦了。律师讲话的口气提醒他，要是他让步的话，会面临什么后果：以前的那些规劝又会重复一遍，律师将再次介绍申诉书的进展情况和某些法官的谦恭温和态度，还会劝他别忘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困难——总之，那套陈词滥调又会搬出来，目的在于用虚幻的希望哄他，或者用同样虚幻的威胁折磨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到此止步，永远终结。于是他说道：“如果我仍旧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你打算在我的案子中再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律师对这个挑衅性的问题居然也逆来顺受，他回答道：“我将继续采取我已经采取的那些措施。”“我早就料到了，”Ｋ说，“好吧，再谈下去等于浪费时间。”“我将再试一试，”律师说，好像有过错的是Ｋ，而不是他自己。“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你在评价我的能力时大错特错了，你的一般表现也不对头，这都是由于你虽然是个被告，却受了太好的待遇的缘故。换句话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你疏忽了，这是表面上的疏忽。当然，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被告戴上镣铐往往比逍遥法外更感到安全。不过，我得让你瞧瞧，其他被告得到的是什么待遇，你也许能从中学到点东西。我现在就把勃洛克叫来；你最好去把门打开，然后坐在这儿，坐在床头柜旁边。”“好吧，”Ｋ说，他执行了这些指示，他一贯愿意学点东西。然而，为了慎重起见，他又问了一句：“你知道我要解聘你吗？”“知道，”律师说，“不过你如果想改变主意的话，还来得及。”他重新躺到床上，盖上毯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然后转过身去，脸朝墙躺着。接着他按了铃。

    莱妮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就出现在眼前，她匆匆投过几瞥目光来，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看见Ｋ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律师的床边后，似乎放心了。她微笑着朝Ｋ点点头，但是Ｋ只是毫无表情地瞧着她。“把勃洛克领到这儿来，”律师说。但是莱妮却没有去领勃洛克，而是走到门口，喊了一声：“勃洛克！律师叫你！”然后，也许因为律师的脸对着墙，没有注意她，她便乘机悄悄走到Ｋ的背后，靠着椅子背，身子向前倾去，伸出手指，温情脉脉地拨弄着Ｋ的头发，或者抚摸他的太阳穴，使他一直神志恍惚。最后Ｋ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让她别再摸；她反抗了一阵，只好屈服。

    勃洛克一叫即应，但他走到门口时却犹豫不决起来，显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进屋。他睁大眼睛，抬起头，似乎盼着有人叫他第二遍。Ｋ本来想让勃洛克进来，但他已决定不仅和律师，而且也和在律师家里的所有人决裂，所以他一动也不动。莱妮也一句话没说。勃洛克发现，至少谁也没有撵他走，便蹑手蹑脚地进了屋；他的面部表情很紧张，双手拢在背后，门没有关，以便随时可以出去。他顾不上看Ｋ一眼，只盯着那条隆起的毯子，律师紧靠着墙蜷缩在毯子下面，所以没法看见。不过，床上倒传来了一个声音：“是勃洛克吗？”勃洛克听到这个声音，像是被人打了一下，不由得向前走了好几步。他跌跌撞撞，似乎胸前刚挨了一拳，背后又被捶了一下；他接着深深鞠了个躬，双脚立定，答道：“为您效劳。”“你来干什么？”律师问，“你来得不是时候。”“不是有人叫我来吗？”勃洛克说，他的话与其说是对律师说的，倒不如说是对自己说的，他伸出双手，好像在护着自己，同时准备随时溜出门去。“是有人叫你来，”律师说，“不过，反正你来得不是时候。”律师停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你总是来得不是时候。”勃洛克自从听见律师的声音后，便把目光从床上移开，凝视着一个屋角，他只是听着律师说话，不想看着律师，大概是太晃眼，他受不了。不过，他听律师讲话也很费力，因为律师脸贴着墙，声音又很轻，说得很快。“你希望我走开吗？”勃洛克问。“嗨，既然你已经到这儿了，”律师说，“你就呆着吧！”勃洛克浑身直打颤，人们可能会以为，律师没有满足勃洛克的愿望，而是威胁说要揍他一顿。“昨天，”律师说。“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第三法官，我们谈着谈着，提到了你的案子。你想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吗？”“噢，当然，”勃洛克说。由于律师没有立即回答，勃洛克又央求了他一次，看来准备跪倒在他面前。但是Ｋ却大声插嘴道：“你这是在干什么？”莱妮试图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嚷嚷，于是Ｋ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抓住了。他抓住她的手，这可不是一种爱抚动作：她“哎唷哎唷”地叫着，竭力想挣脱。由于Ｋ的暴怒，最后吃苦头的，却是勃洛克；律师冷不防向他提了个问题，“你的律师是谁？”“是您，”勃洛克说。“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律师问。“除了您以外，没有别人了，”勃洛克说。“那你就别理会任何其他人，”律师说。勃洛克对这句话心领神会；他恶狠狠地瞪了Ｋ一眼，朝Ｋ使劲摇头。如果把这些动作转换成语言，即是对Ｋ的一顿臭骂。而Ｋ竟想和这个人一起，友好地商谈自己的案子！“我决不会插嘴了，”Ｋ说，他的身子朝后一仰。靠着椅子背，“你想下跪也好，在地上爬一圈也好，只要你愿意就行，我再也不多嘴了。”然则勃洛克身上还残留着一些自尊心，至少在Ｋ面前是这样，因为他走到Ｋ面前，壮起胆子，当着律师的面，挥舞着拳头，对Ｋ嚷道：“不许你用这种腔调对我说话，不允许你这么做。你侮辱我，想要干什么？居然当着律师的面也敢这么做，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出于怜悯之心才让咱们两人到这儿来的。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也是个被告，你也和我一样，牵涉到一件案子里面去了。但是，假如你仍然是位绅士，那就让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位和你一样有名气的绅士，如果不是比你更有名气的话。我得强迫你用绅士的口气对我说话，是的，你应该这样。如果你觉得比我占上风，因为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看着我在地上爬——你是这么说的——那就让我提醒你记住一句古人的警句吧：受到怀疑的人最好多活动，而别呆着不动，因为呆着不动就有可能被人认为真的有罪，而自己还蒙在鼓里。”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目瞪口呆地瞧着这个疯子。就在这个钟头内，这家伙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他是不是为案子的事过分着急，以至连敌友也区分不清了？他难道没有发现，律师在肆意侮辱他吗？这回律师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想在Ｋ面前显显自己的威风。另外，他也许想强迫Ｋ默认他的这种权力。然而，如果勃洛克不能看出这一点，或者他怕律师怕得要命，不敢让自己看出这一点；那么，他又怎么会刁钻或者能干到骗过律师的程度？他居然否认曾经找过其他律师。他明知道Ｋ可能会揭穿他的秘密，又为什么会鲁莽到出言攻击Ｋ的地步？他的鲁莽逐步升级，居然走到律师床前，埋怨起Ｋ来了。“霍尔德博士，”他说，“您听见这家伙对我说的话了吗？他的案子和我的相比，只有几小时的历史；可是，虽然我五年前就卷入案子了，他却大言不惭地要给我出主意。他甚至还辱骂我。他什么都不懂，居然还骂人，骂起像我这样一个煞费苦心、仔细研究过各种义务、公德和传统的人来了。”“别理会任何人，”律师说，“自己觉得怎么对就怎么办。”“一定照办，”勃洛克说，他好像取得了自信心，接着匆匆向旁边扫了一眼，紧挨着床跪下。“我跪下了，霍尔德博士，”他说。然而律师没有回答。勃洛克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毯子。屋内一片静寂；莱妮挣脱了Ｋ，说道：“你把我捏疼了，放开，我要和勃洛克在一起。”她走过去，坐在床沿上。勃洛克看见她来，十分高兴；他频频做着手势，像是在演哑剧一样，哀求莱妮在律师面前为他的案子说情。他显然急于想从律师口中得到一些消息；不过，或许他只是想把这些消息转告给其他律师，供他们参考。看来莱妮知道得很清楚，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套出律师的话；她指指律师的手，撅起嘴唇，作出吻手的样子。勃洛克立即去亲律师的手，并在莱妮的提示下，又把这个动作重复了两遍。但是律师一直不予答理。于是莱妮便挺直她那娇美的身躯，俯下身去，凑近老律师的脸，拨弄他那灰白的长头发。这终于引出了一个回答。“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律师说，他摇着头，也许只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莱妮的抚摸带来的快乐。勃洛克低着头听着，似乎听人讲话是违法的。“你为什么犹豫不决？”莱妮问。Ｋ觉得，他是在听一段背得滚瓜烂熟的对话，这段对话以前常常听见，以后也会经常重复，只有勃洛克一个人从来也不觉得乏味。“他今天表现得怎样？”律师没有回答，倒是提了个问题。莱妮在向律师提供情况之前，先低下头去看了勃洛克一会儿；勃洛克朝她伸出双手，然后十指交叉，作哀求状。莱妮最后慢吞吞地点了点头，转过脸去，对律师说：“他既安静，又勤快。”一个上了年岁的商人，一位银发长须的长者，竟恳求一个年轻姑娘为自己说句好话！他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他是无法为自己辩解的。Ｋ不能明白，律师怎么会认为这样拙劣的表演就能把自己争取过去。如果律师迄今为止还没有使勃洛克丧失人格，那么今天这个场面便足以使他完全失去为人的价值了。甚至旁观者看了也觉得羞愧难当。这么看来，律师的手法——幸好Ｋ还没有长期领教过——听得到的结果是：委托人最后忘记了世间万物，只是寄希望于沿着一条其实是错误的道路蹒跚移步，直到能看到案子的结果为止。委托人不再成其为委托人了，而成了律师的一条狗。如果律师命令此人钻到床底下去——好像钻进狗窝里一样——，并且在那里学狗叫，他准会高高兴兴地照办。Ｋ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听着每句话，好像他得到的任务是密切注视事态进展，写出书面记录，向上级机构汇报。“他整天尽于些什么？”律师接着问。“我把他关在女佣人的房间里，”莱妮说，“不让他妨碍我干活。那儿是他通常呆的地方。我可以透过门上的通风孔经常监视他，看他在干些什么。他一直跪在床上，看你借给他的文件；他把文件都摊在窗台上。这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因为窗户对着小天井，透不进多少光线，而他却仍然专心致志地看文件，这使我相信，他正在一丝不苟地做着让他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律师说，“但是，那些文件他能理解吗？”在这段时间内，勃洛克的嘴唇一刻不停地在蠕动，他显然是在默默地回答律师的问题。他希望莱妮也这么回答。“这个吗，当然，”莱妮说，“我也不怎么确切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可以肯定，他看得很仔细。他每天最多只看一页，从不多看；他用手指着，一行行往下看。我每次观察他时，他总是在自怜自叹，好像看文件实在太费劲了。你给他看的文件似乎很深奥。”“是的，”律师说，“那些文件是够深奥的。我不相信他真的能看懂。我让他看这些文件的目的只是使他大致了解，我为他进行辩护是一场多么艰巨的战斗。我到底为推进行这场艰巨的战斗呢？讲起来真可笑——我全是为了勃洛克。他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看的时候从来不中途停顿吗？”“差不多一次也不停，”莱妮回答道，“他只有一次问我要点水喝，我从通风口里给他送了水。然后，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让他出来，给了他一点吃的。”勃洛克向Ｋ瞟了一眼，好像希望Ｋ听了他创造的这个极佳记录后会深受感动。勃洛克的希望似乎增大了，他的动作不那么拘谨了，他还让膝盖稍微挪动了一下。可是，律师下面讲的这番话却使他噤若寒蝉，这是十分明显的。“你在夸奖他，”律师说，“但这只能使我更难向他启口。因为法官讲的话对勃洛克和他的案子很不利。”“不利？”莱妮问道，“这怎么可能呢？”勃洛克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好像相信她有本事使法官说过的话具有一种新的、有利于他的含义。“不利，”律师说，“他甚至讨厌我提起勃洛克。‘别提勃洛克的事，’他说。‘可是，他是我的委托人呀，’我说。‘你是在为那人浪费精力，’他说。‘我不认为他的案子没有希望了，’我说。‘得了吧，你确实是在为他浪费精九’他又说了一句。‘我不信，’我说，‘勃洛克真心诚意地关心着自己的案子，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他为了及时了解诉讼的进展情况，几乎一直住在我家里。这种热情是不常见的。当然，他本身令人反感，举止粗俗，身上很脏；但是作为一个委托人，他是无可指责的。’我当时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当然是故意言过其实。法官听了后，回答道：‘勃洛克只是老练而已。他经验丰富，知道怎样拖延蘑菇。不过，他的无知甚于他的老练。如果他发现他的案子其实还没有开始审理，如果别人告诉他，开庭审理的铃声还没有摇响，你想他会说些什么？’——安静点，别动，勃洛克，”律师说，因为勃洛克哆嗦着两腿，站了起来，显然想求律师解释一下。这是律师第一次直接对勃洛克说话。律师那双毫无光泽的眼睛朝下看着，目光甚为呆滞，既像看着勃洛克，又像没看他。勃洛克慢慢蹲下，重新跪好。“法官的这番话对你没有多少意义，”律师说，“用不着为每个字眼心惊肉跳。如果你再这样，我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我每讲一句话，你就以这种目光瞧着我，好像已经对你作出最终判决了。你当着我的另一个委托人的面这么做，应该感到难为情。你会使他也不再信任我。你怎么啦？你还活着哩，你还在我的保护之下。你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你已经在某个地方看到过，一个人的定罪往往出乎意料地取决于随便哪个人偶尔讲过的一句话，这肯定是符合事实的，尽管有许多保留；然而，同样真实的事，你的恐惧使我很反感，这显然表明你对我缺乏必要的信任。我所讲的一切不过是重述了法官讲的话而已。你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类事情中，意见纷坛，一片混乱。比如说，这位法官认为诉讼是从某个时刻开始的，而我却认为是从另一个时刻开始的。意见不一，仅此而已。按照古老的传统，诉讼进行到一定阶段，就得摇铃。而根据法官的看法，案子的诉讼过程这时才算正式开始。我无法把所有反驳他的论点讲给你听，讲了你也不会明白的；只需要告诉你有许多论据和他的看法相反就行了。”忧心忡仲的勃洛克开始拽起铺在床前的兽毛地毯上的毛来；他对法官讲的话害怕得要命，以至一时忘了听命于律师，只顾考虑自己的事了；他反复琢磨着法官的话，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勃洛克，”莱妮用警告的口气说，她拽住勃洛克的衣领，把他往上拉起一点。“别动地毯，听律师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