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和李素的君臣夜宴叙旧，一直持续到半夜，李素才起身告退。

    第二天，刘备整理了一下思路，把昨晚聊的三方面收获，大致分了个优先级：

    关于如何封圣、如何梳理皇帝与儒家的关系，那事儿可以马上着手。

    比如“不许生前封圣”和“应该在科举中加入殿试这一皇帝亲自面试环节”这两些措施，很快就可以敲定、成法，了却一桩心事。

    李素的另外一些建议，是慢药慢疗效的长远之计，眼下也找不到实施的抓手。只能是先想想，然后就暂时搁置、不去操心。

    聊到的三类收获梳理了一下，两类都去掉了，最后就剩下未来几年可以努力的务实部分：

    如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尚未完成的变法，尽量具体推进。

    如何把大汉依然面临的外患，尽量解决干净，并且彻底完成对大汉疆域认同的重塑。

    ……

    私宴结束后两天，转眼就是正式朝觐的大朝会，刘备也趁着新年，把今年的很多设想都拿出来说了一下，尤其是他跟李素私宴后刚想明白的一些事儿。

    让群臣群策群力讨论，畅所欲言，看看怎么细化、怎么排优先级。

    朝议的过程自不必赘述，总而言之，很多朝中重臣都注意到了一个风向的转变：

    随着丞相代天巡狩两年回朝，陛下似乎要一改之前“休养生息、努力还债”的行政风格了。

    毕竟丞相不仅给陛下带来了规划，还带来了信心。黑麦、巨菜这些东西的普及，都容易让皇帝幻觉盛世会更快到来。而海外发现金银矿这种事情，更是会缓解皇帝对财政困难的预估。

    这两年，朝廷或许会大兴土木，或许也会对四方有潜在威胁的蛮夷有更大的动作，又或者是会对地理发现、探险开拓有更大的投入。

    总而言之，很多人把这种转变，解读为陛下对丞相的绝对信任。

    丞相不回来，就可以一直每天接着奏乐接着舞，垂拱而治。

    还有人把这种转变，解读为陛下想一个人扮演文景与武帝的角色，

    趁着自己三十多岁就登基为帝、上位时还算年富力强，把富民和强国这两步都亲自走完，不给子孙留太多麻烦。

    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财政稳健的时代，怕是要过去了。

    法正、刘巴这些激进派当然是跃跃欲试。

    鲁肃、诸葛瑾这种务实派则是不偏不倚，但出于对皇帝和丞相贤明程度的信赖，还是愿意相信他们能做出最优解的决策。

    至于一些清廉、财政上以保守著称的官员，少不了忧心忡忡。当然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出发点也不算坏，只是习惯了节俭的美德，皇帝做什么事情只要多花钱，都会劝一劝。

    散朝之后，不少只会算小账的官员纷纷窃窃议论：

    “按照朝廷前些年的规划，之前与袁曹交战那些年、发出去的抄引券，够天下工商业者用到章武十六年或者十七年底，才能彻底回收回来吧？”

    “就算后来丞相与诸葛孔明大力在关东青徐扬沿海三州大兴工商、晒海为盐、扩大造船、海运、拓殖海外税源，这抄引券最多也就提前到今年年底商税收完后，才能全部回收回来。”

    “陛下和丞相就不能多等一两年，彻底回收，甚至是过一两年有盈余的富裕日子，再拿积蓄去做那些大事？这是欠债欠上瘾了，非要赶那么急，借新债做事情。”

    多少淳朴官员，一想到朝廷欠债赤字就叹息痛恨。

    还好，整个正月里，刘备倒是没有揭开谜底，也没贸然提出任何动作，可见他也是很慎重的，要花费充分多的时间仔细通盘思考。

    ……

    时间很快进入了二三月份，因为两个月的春耕农忙，朝廷内政以劝农为主，也不去扰民。有什么事儿也是先讨论着，不急着发布。

    李素也花了这俩月时间，好好重新熟悉了一下朝廷中枢的政务状况，财政数据细节，做到心里有数之后，才好更稳健的规划。

    眼看到了三月底，刘备和李素也大致把后续的推进节奏想明白了。

    刘备决定，这两年的施政中心思想，就是“军事先行，变法掩护”。

    科举、财政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变法、优化细节，当然也重要。

    比如钱的方面，工商税的具体计征优化，肯定要落实。

    土地税未来能不能从人头税逐步向真正的“履亩而税”转变，也非常重要。

    历史上真正的履亩而税型税制，要到晚唐的两税法时期才成熟。而大汉目前的农业税制度，还停留在初唐的租庸调法、加个李素拼凑上去的“均输折税”，跟两税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至于科举制度能不能从目前的“各郡自推举人、州级统考录取”，进一步扩大到“全国统考录取”，或者至少是先“南北东西分榜录取”，进一步提升地方上围标的难度，减少举人产生的利益输送，这更是未来大汉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但是，没个契机就随随便便重提深化变法，还是容易被朝臣反对、以及被重新成长起来的地方势力抵触。

    毕竟，变法始终是触动人利益的，不管是钱还是官，都足以激起人铤而走险。

    天下彻底和平、毫无民变，已经六年多了，很多人会渐渐失忆，忘掉朝廷的决心和力量。

    刘备倒不是担心有人闹事后、军事上镇不住。就算真闹起来，大不了也就跟204年那波青兖反度田反移民的余孽一样，军事征服就好。毕竟中兴诸将都还在呢，刘备有绝对的刀把子在手。

    不过，天下终究已经太平，就算压得下去，也会给统治留下一些履历污点，最好还是从头就别出现反抗。

    这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变法之前，先展示一下肌肉，对外展示。重新提醒一下已经过了六年淡忘期日子的地方世家豪强、朝廷的武力有多么恐怖。

    然后，挟对外军事胜利之威，顺势强推进一步改革。

    把战时体制的“事急从权”也充分用起来，而很多“事急从权”的临时措施，如果发现确实好用，仗打完之后也不会改回去了，直接把既定事实固化下来、变成长期制度，岂不美哉？

    当然，对外军事打击和对内变法的相辅相成，还可以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不光变法需要军事威望的加持，对外动兵之前，也可以以变法为诱饵，来逼迫朝臣和世家豪强二选一、“两害相权取其轻”。

    类似于先放出风声“朝廷今年要实施XXX变法了”，看看地方反应，

    如果反对激烈，那就顺水推舟表示“朝廷要实施XXX变法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北伐草原筹措资源，如果不用变法也能把北伐筹措的事儿搞定，那就先不变法了”，用这个诱饵，来诱使大家接受后一个条件。

    这个思路，也是李素这几个月里想出来的，并且建议刘备，刘备听后也觉得很有道理。

    而李素这一策略的来源，显然是学习了原本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时期的鲜卑人南迁雒阳汉化改革。

    中学历史课本上都教过，拓跋宏为了迁都雒阳，推行汉化改革，遭到的反对很多。所以他先不提迁都，只说要南征统一南朝，

    从平城带兵南下之后，走到雒阳阴雨连绵道路不通，群臣将士都苦不堪言，劝他停止南征，他才顺水推舟表示“这次南下劳师动众，总要做成点事儿，不能南征那就迁都洛阳”。

    这不就用好了“先造成一个既定事实”，然后逼着对手进一步退两步嘛，妥协的艺术大多如此。

    无非到了刘备李素这儿，军事借口从南征变成了北伐，汉人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换了个角色。

    ……

    三月二十一，五日一朝的大朝会上，刘备和李素率先演了第一场铺垫的戏码。

    李素直接把后世唐朝两税法时的“履亩而税”之法的雏形思路，拿到了朝议上讨论。

    建议朝廷开始考虑“趁着如今天下重定未久、人口稀疏、百姓耕者有其田，以及前些年度田检地的胜利成果，真正实现按实际土地占有纳粮，少田少纳粮、多田多纳粮”。

    李素的这个建议，如同第二只靴子落地，让惴惴了一两个月的各方势力，瞬间被激起了千层浪。

    很多人也不好说这个制度不对，毕竟从公平性和原则上来说，本来就该如此，李素占着理呢。

    但反对方很多理由也很实际，主要是认为如今的技术条件，不可能这样征税，征收成本太高了，划不来，而且舞弊空间太大，容易导致税官愈发欺压弱者、摊派害民。

    不如依然按照旧法的一刀切、不管每户人家事实上有没有一百汉亩田地，都按照一百汉亩的理论值作为三十税一的计税起征点。

    朝议为这事儿讨论了一整天，最后什么结果也没得出，只是暂时阻止了李素的提议，

    会上，也只有法正、刘巴二人知道要怎么演，扮演了一把力挺丞相的得罪人角色，反正他俩也习惯了。

    此后五日，朝中暗流涌动，纷纷打探消息，各方对于丞相为什么突然提这事儿的动机，也有了各种猜测。

    好在，李素也不需要他们一直猜下去，因为五天之后，二十六日的朝议，他们自己就主动揭晓了谜底。

    刘备亲自在朝议上批复，觉得丞相五日前所提有点操切，道理是好的，但落实执行似乎确实有难度，让朝臣们从稳计议。

    听了皇帝的表态，大地主阶层的代表都松了口气。

    但刘备随后又提出，他今年打算为进一步整合河北地区，防范那些拥护高干和袁氏余孽的乌桓部落，以及并州、河套北部的鲜卑。

    所以打算在河北地区开掘运河、连通现有天然河道，强化河北与并州诸边的军粮后勤运输。

    这也不是为了“主动挑起战争”，而是为了“防范鲜卑乌桓入寇、袁逆余孽伺机害民”，大汉是“保家卫国、正当防卫”的一方，绝不是穷兵黩武、私开边衅。

    而之前之所以丞相提议要搞农业税改革，那不是为了给这些项目筹钱、考虑到朝中之前都有“反对朝廷一直扩张工商税、超发抄引债券”的问题么。

    丞相也是为了给陛下分忧、让陛下“不用还没还清旧债、就乱发新债”，那就只好从农业税下手了。

    毕竟当年桑弘羊的时候，桑弘羊对汉武帝就说过，工商加税是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税是工商和人头的，赋是针对田的，是农业的。

    国家有困难要多花钱，不是出自工商那就肯定要出自农业啊，只能二选一。

    被这么一折腾，朝中那些“节俭稳健派”都不吱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让陛下回去提前发行债券吧，也不管旧债还清了没。

    发工商债总比改革农业税更容易被世家接受。

    连带着，很多人连之前想要“反对加强军备、反对挖掘运河”的倡议，都不敢提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皇帝和丞相演了，退一步进两步，实际上还是稳稳地把政策往前推进了一大截。

    ……

    最终，朝廷决定，在国家原本超发的工商税抄引债券、还有大约价值70亿钱的尾款没还清的情况下，

    今年就开始增发新债，新债规模应该至少大于旧债30亿钱，以实现一边“借新债还旧债”，一边以多出来的部分用于修运河、加强幽并前线军备、重新开始对士卒进行完备的军事训练。

    运河的工程量，倒也不算很大，因为河北平原上没有山地，地形很平坦。

    河北的土质也非常适合挖掘，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毕竟当年袁绍军就号称“穴地之能天下第一”，河北平原本就是最适合打地道战的环境。

    运河项目唯一的短板或者说难点，只是里程比原先大汉朝廷操持过的运河项目都长。不过李素在规划的时候充分利用了漳水、易水、桑干河、滹沱河等天然河流，实际上最后要开挖的距离，也就五百里左右。

    而且这条运河的路线，之前也说过了，主要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连接幽州涿郡”。

    因为如今的形势跟历史上隋炀帝开运河时大不一样了，现在大汉的海船运输很发达，涿郡比较沿海，海运也可以弥补其转运需求。

    所以这个运河的主要目的，是“紧密连接邺城和雒阳，同时兼顾由邺城、赵郡等地往北、通过滹沱河连接桑干河流域的代郡、上谷边防线”。

    换言之，第一点是考虑到“如今中原有三大政治核心，分别是长安雒阳和邺城”，而且两汉的历史也早已证明，夺天下的主要是控制了这三个政治核心的某一处或者某两处后，向剩余地区扩张。

    如今刘备还是定都雒阳，就必须把雒阳和长安、雒阳和邺城之间的水路漕运交通，彻底强化到可以轻易直达、无需周转的程度，这样才最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

    再加上之前黄河以南已有的运河，让大汉南北整体更有凝聚力。

    而上述的第二点考虑，用术语总结一下，就属于“海运可以解决河北沿海沿山各郡的边防后勤，但解决不了河北沿山不沿海那几个郡的后勤”，所以运河就是针对性补足这一小块具体的短板的。

    整个规划已经尽量不折腾，不浪费民力，最后非挖不可的，都是迫切性实用性非常强的。

    五百里的平原运河，挖掘量大约相当于201年时在豫州汝颍流域挖的“讨虏渠”的四倍，比当年的南阳运河总造价还略低。

    毕竟南阳运河虽然才全程一百三十里，可你得挖通桐柏山的方城垭口，还要解决膨胀土。地质难度差距太大了。

    而当初的“讨虏渠”工程量，大约是“二十万专业工兵挖了两三个月”完成的。所以，如今的河北运河，按照等比例的规划估算，也就是需要“二十万专业工兵，连续挖掘十个月以上”。

    考虑到部队有退役、转入军屯，也不便重新全部调集到河北，因为人员的大规模转移也要成本，还要把粮食运来运去，肯定不如就地使用本地人劳动损耗少。

    所以，最终朝廷决定用十万当年挖过南阳运河和讨虏渠的工兵，而且都是选择原本就驻扎在幽冀二州的工兵。外加二十万冀州本地征发的民夫，来完成这个项目。

    普通民夫壮丁不专业，体质也不如专业工兵强壮，工作效率肯定不行，所以二十万普通民夫，也就大约折抵十万正规工兵的劳动强度，

    但他们吃得也比正规工兵少，朝廷可以按照官方牌价给发工钱、让他们就地自带口粮，免除从外地大量运粮的损耗。朝廷只要运一批保障粮储备粮、确保开工期间当地粮价平稳就行。

    这三十万人，需要高强度劳动至少十个月，那就分为两年完工，210和211年，每年各抽五个月相对农闲的时候来干活，这样也尽量不影响农业生产。

    朝廷制度规定的徭役期是每个百姓每年一个半月，所以干五个多月至少相当于三年多的徭役期了。多出来的那每年三个半月，朝廷就要按照“每天二十钱”的官方价给工钱。

    一个百姓一年就是两千一百钱，两年总计四千二百钱。二十万民夫的工钱就是八亿四。再算上工具开支、口粮补贴……其他林林总总的费用都加上，总开支一般是人员工资的三倍。

    所以修这个运河，至少要在民夫身上花二十五亿，还要在那十万正规工兵身上花二十五亿，总开支就是五十个亿。

    所以，才有了李素一开始算的“今年发的新债，在还旧债的同时，还要超发三十亿钱”的规划。按他这个发债，两年就多发六十亿，弥补修运河的五十亿开支，还能有点余钱应对突发状况。

    一通操作下来之后，满朝文武也都发现发行工商抄引债券这个办法确实好用，不光是当年战时可以这么干，战后大搞基建，也能用发债来创造货币、创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