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5日，黑夜。

    男生宿舍楼的四层，走廊最深处的19号寝室，隔壁是堆满杂物的储藏室。未婚妻谷秋莎只来过两次，说我住的地方连狗窝都不如，发誓要让我有一个最宽敞舒适的家。

    一个月后，我和她就要结婚了。

    婚礼时间定在高考结束后，也是我调离南明高中，正式到市教育局上班之前。而我俩领取结婚证的时间，已定在两周后的6月19日。

    我刚跟未婚妻通了一个电话，还不敢告诉她今天的事，只说我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很快就会过去的。

    手表走到了十点钟，这是谷秋莎的爸爸送给我的，还是在香港买的瑞士名表，一度引起教师办公室的轰动。我本来都舍不得拿出来，生怕把光亮的表面磨损了，还是秋莎强迫我必须每天都要戴。

    坐在写字台跟前，我来不及摘下手表，痴痴看着表面的玻璃，映出自己疲惫不堪的脸。自从大学毕业回母校做语文老师，我已单独在此住了三年。虽然墙面有些脱落，天花板开裂发霉，只有一张摇摇欲坠的单人床，以及来自旧货市场常飘雪花的彩电——但我仍留恋这间屋子，因为高中三年，也是在这间寝室里度过的。

    那时屋里有三张床，各有上下铺住了六个男生。1988年，高考前夕的深夜，其中一人上吊自杀，当我们在晨曦中醒来，看到一具尸体悬挂在电风扇底下……我不幸睡在上铺，死人僵硬的身体晃在眼前，露出肚脐眼与我的双目平行，仿佛一只眼睛在对我说话。

    学校调查不了了之，只说他无法承受高考压力，担心落榜而走上绝路。这结果让我们几个室友都难以接受，连续做了几周的噩梦。等到我们这届毕业，再没人敢踏入这间寝室，连同隔壁好几间屋子，不断传出闹鬼的说法，便全部被学校废弃了。

    四年后，我作为新晋教师归来，也是南明高中唯一自北大毕业的老师。但我没有房子，学校也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只能将这间凶屋辟作我的单身宿舍。

    不过，下个月我就要搬家了，告别这间度过了六年的屋子。

    新房是教育局分配的公寓，也算开了个特例，毕竟我踏上教师讲台仅仅三年——而许多教书一辈子都快退休的老人，三代人挤在狭窄漏水的破烂老屋，都没机会分得这样一套住房。两个月前，我刚拿到新房钥匙，市中心的二室一厅，教育系统能分配的最好条件，楼上住的就是市教委领导。未婚妻家里人帮我们张罗着装修，昨天刚运进新买的进口家具与电器，其花费早就超过我一年工资。

    我明白，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我，嫉妒我，恨我。

    虽然睡不着，我还是早早关灯躺到床上，没过片刻就听到敲门声。忐忑不安地打开房门，却看到中午那位警官，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扫视屋里各个细节。

    “晚上好，申老师，我能否检查您的房间？”

    警官出示了一张搜查证，后面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严厉，正以怜悯的目光盯着我。

    “你们……你们在怀疑我？”

    教导主任是个中年男人，有一副诚恳的表情：“申老师，你上课可是出了名的口齿流利，今晚怎么也——”

    我几乎要抽自己耳光，死死拦在门前：“严老师，是你？”

    “对不起，你不让我进来吗？”

    黄海警官的嗓音更为沉闷，要是普通犯罪分子撞到，早就吓尿裤子了。

    “不，请随便看！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怎么会害怕搜查呢？”我把警察让进屋子，指着写字台上挂着的一串珠链说，“小心别打坏了这个东西。”

    虽然，他们没有驱赶我离开，但我一脸羞耻地走出寝室，有个警察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我还会逃跑吗？

    我走到冷冷的月光下，回头看到男生们拥出寝室，大概已认定我是杀人犯，警察正在将我逮捕押送？

    等待搜查的几分钟，难熬得要让人死掉。我转向另一边的女生宿舍楼，窗边同样挤满少女们的脸，唯独没有看到她。

    黄海警官下楼了，透明袋里装着一个塑料瓶。黑夜中看不清他的脸，但他没再跟我说一句话。两个警察从左右夹住我，将我带到学校大门口，一辆闪灯的警车正在等候。

    “警官，请锁好我的房门，里头有我重要的东西。”

    这是我被逮捕时所说的唯一的话。

    当我被塞入警车的瞬间，南明路边站着个男人，路灯照着他白得有些吓人的脸。

    他叫张鸣松。